一所大學，竟然吸引國內外這么多研究者的目光，北大這方面的優勢，非其他大學所能企及。

二十多年前，為迎接北大百年校慶，我和夏曉虹合編《北大舊事》（北京：三聯書店，1998），那篇撰寫于1996年的導言開篇就是：“大凡歷史稍長一點的學校，都有屬于自己的‘永恒的風景’。構成這道‘風景’的，除了眼見為實、可以言之鑿鑿的校園建筑、圖書設備、科研成果、名師高徒外，還有必須心領神會的歷史傳統與文化精神。介于兩者之間，兼及自然與人文、歷史與現實的，是眾多精彩的傳說。”十年后，我在《大學故事的魅力與陷阱——以北大、復旦、中大為中心》（《書城》2016年第10期）中提及，“因在中國現代史上占有特殊地位，北大校史既波瀾壯闊，又暗流洶涌，校方落筆很費躊躇，但研究者很喜歡這種挑戰”，于是出現了眾多從政治史、思想史、學術史、教育史乃至建筑與植物角度談論北京大學的著作。區區一所大學，竟然吸引國內外這么多研究者的目光，北大這方面的優勢，非其他大學所能企及。

這回的小書緣于約稿，須在出版社劃定的圈子里跳舞，不可能自由發揮。最主要的限制，還不在于篇幅大小，而是如何兼及“老大學”與“老照片”這兩個不同維度。基于圖文并茂的出版宗旨，本書以人物為中心。因為，比起宏大敘事或高談闊論，為特定人物配圖，相對來說更容易做到精準。至于選擇什么人物，在老師與學生之間，本書傾向于前者。理由是，前者相對固定，且更能體現大學的學識、性情與風采。若是后者，數量十分龐大，雖容易上下其手，說得天花亂墜，但誰都明白，“鐵打的營盤流水的兵”，學生走出校園后的業績與貢獻，不能全由母校來認領。在我看來，大學主要是個教育機構，在某個特定歷史時刻，可以在政治、思想、文化乃至經濟建設上發揮舉足輕重的作用；但一般情況下，知識傳授、學術探索與科技創新，更為本色當行——而在這些方面，教師無疑更具代表性。

北大百年校慶時，曾出版過一冊776頁的大書《巍巍上庠百年星辰——名人與北大》（蕭超然主編，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季羨林在序言中談及選擇教師而非學生的理由：“北大的優良傳統是靠他們來傳承，北大的名聲主要靠他們來外揚。”雖然在第二輯中選入若干與北大擦身而過的政治人物，但全書確實聚焦于北大歷史上曾作出過突出貢獻的教職工。只是因其從晚清說起，留給二十世紀八九十年代中國學界的篇幅并不多。

本書正是從此入手，選擇改革開放以來仍然活躍的北大名教授。其中個別人物會有重疊，但選文不同，可以形成互補。為何如此定位？談論新文化運動或抗戰期間北大教授的書籍很多，沒必要再錦上添花。至于主要活躍在二十世紀五十至七十年代的學者，因牽涉“反右”“文革”等一系列政治運動，很難敘述，與其不痛不癢，還不如暫時擱置。相對來說，談論改革開放后仍在北大任教的，比較容易暢所欲言。

另外一點同樣重要，今天中國各大學（包括北大）的基本格局與學術傳統，大都是改革開放第一代學者奠定的。四十年風云變幻，有賴于他們頂住壓力，繼往開來，引進吸收，開拓進取，才有今天中國的辦學局面——這一點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表現得尤為突出。

本書之談論北大教授，以人文學者為主。在綜合性大學中，理工醫農的發展尤為重要，且更為強勢，為何到了講述大學史時，往往人文學者優先？二十多年前，我曾對此現象作出解釋：“首先，北大之影響中國現代化進程，主要在思想文化，而不是具體的科學成就；其次，人文學者的成果容易為大眾所了解，即便在科學技術如日中天的當下，要講知名度，依然文勝于理。再次，文學院學生擅長舞文弄墨，文章中多有關于任課教授的描述，使得其更加聲名遠揚。最后一點并非無關緊要：能夠得到公眾關注并且廣泛傳播的，不可能是學術史，而只能是‘老北大的故事’。”（《老北大的故事》第29頁，江蘇文藝出版社，1998；【修訂版】第39頁，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

本文作者

雖然專注各院系的代表性學者，但本書不是學術史，既無力，也不想面面俱到。會有這種情況，明知某些學者很重要，但找不到合適的文章，也只好割愛了。這里所說的“合適”，主要指文筆，但也包括篇幅，個別還牽涉版權。不是正史，也不是評傳，每篇三五千言，只能寥寥數筆，重在勾勒人物的性格與精神。

全書最后一輯，文體上有變化，選擇一位經濟學家和一位生物學家的自述，再添上不該忽略的“北醫的品格與使命”，希望呈現不一樣的風采。

借用叢書“總序”的說法：如此“好看”的文化讀物，擬想讀者可不僅僅是各大學的校友，更包括所有對中國大學的過去、現在與未來感興趣的讀書人。

（本文為《我們的北京大學》序，陳平原、季劍青主編，山東畫報出版社，2025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