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篇文章中說，以色列距離“八十年大限”，還剩三年。

從現實角度分析，以色列立國七十多年以來，“以力量換安全”的國家戰略已經陷入死胡同，呈現出自我否定的悖論。具體來說，以色列面臨政治崩解、經濟失血、多線消耗、國際孤立四重絞殺，妥妥的亡國死兆！

01

危機四伏的以色列

政治上，以色列內塔尼亞胡政府面臨政治聯盟崩潰與執政危機。

極端正統派政黨（UTJ和沙斯黨）因反對取消兵役豁免特權，于7月14日退出執政聯盟，導致利庫德集團淪為少數派。兵役豁免爭議源自建國初期，以色列之父本古里安授予極端正統派哈瑞迪人的政治特權：免服兵役，免交稅，國家供養，換取哈瑞迪人的選票支持。哈瑞迪人正如明朝對宗室的優待，最終導致國家的財政重負。

以全球最高生育率（7.1）繁衍數代之后，哈瑞迪人成為以色列的“天龍人”，占以色列總人口14%，長期免服兵役卻享受高額財政補貼，稅負和兵役被轉嫁到世俗派猶太人身上，后者承擔主要戰爭負擔的世俗民眾強烈不滿，68%民眾支持強制征兵改革，這是比比不得不推動兵役制改革的背景。但是后果則是哈瑞迪人退出政治聯盟。

失去了哈瑞迪人的支持，利庫德集團所代表的極右翼相對于溫和派不占優勢，后者則在司法改革、戰爭目標上與極右翼嚴重對立。特拉維夫等城市民眾抗議比比政府“為保權位延續戰爭”，要求停火并解救人質。前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警告“內戰”可能。

經濟上，以色列面臨結構性衰退。

以往歷次中東戰爭，維持時間都很短，特別是第三次中東戰爭僅僅打了六天，有六日戰爭之說，這種短時間高烈度的戰爭，特別適合有大國支持，自身組織度和科技水平高出對手一大截，但是國力總量不大的以色列。

但是2023年阿克薩洪水以來，以色列陷入了“持久戰”的泥潭。哈馬斯與黎巴嫩真主黨仿佛如同得到高人指點一般，游擊戰十六字口訣“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用得有聲有色。到底是哪位高人教的，好難猜啊！

胡塞武裝更成為以色列的噩夢，“誰打我，我就打以色列”，“誰打伊朗，我就打以色列”，利用沙漠里長出的高超音速導彈，盯著以色列狠揍。不求有多少殺傷，但求讓以色列陷入動蕩不安，把資本嚇跑。表面上看，胡塞拖鞋老哥刷的是大火箭，其實人家玩的是金融戰。

這么高大上的游戲，為啥胡塞武裝能玩明白，咱也搞不懂。

持久戰正中以色列軟肋，用導彈打金融戰，更是直擊猶太人的七寸。

2023-2025年直接戰爭成本達556億美元（占GDP 13%），財政赤字飆升致信用評級下調，融資成本陡增。因為戰爭引發的區域動蕩，導致以色列的支柱產業崩壞。科技業因資本撤離致4.6萬企業倒閉，旅游業停滯，建筑業因巴勞工禁令投資暴跌67.8%。IMF預測，2025年以色列人均GDP實際負增長。以色列陷入主權信用危機，通貨膨脹，經濟衰退的輪番打擊。

軍事上，以色列陷入多線軍事消耗的戰略困局。

當年德國就是被兩線作戰耗死的，以色列則至少面臨四線作戰的聯合絞殺！按照內塔尼亞胡的話來說，以色列面臨七線作戰的局面！

為啥一圈都是你的敵人，咋不從自己身上找找原因？

面對哈馬斯，以色列的軍事行動沒有達成預定目標，哈馬斯武裝數量恢復至戰前水平，以軍被迫在加沙中部設檢查站分割游擊區，戰略退守跡象明顯。

在以色列北部與紅海方向，以色列分別與黎巴嫩真主黨和胡塞武裝進行多線作戰，真主黨雖然被尋呼機爆炸偷襲，導致暫時的組織癱瘓，但現在已經恢復元氣，利用手中的15萬枚火箭彈威脅以色列安全，邊境沖突常態化。7月21日胡塞用無人機襲擊以色列本-古里安機場、埃拉特港等5處目標，報復以軍對荷臺達港空襲。胡塞封鎖紅海航運，專門攻擊以色列一方的航船，進一步推高以色列的貿易成本，助長以色列的通貨膨脹。

與此同時，以色列又在敘利亞開辟了一個新戰場，以“保護德魯茲人”為由，空襲大馬士革總統府及軍事總部，介入敘南部德魯茲人與貝都因部落沖突。敘利亞現政府背后有土耳其的支持，這是兩個區域強國在第三國土地上打的代理人戰爭，敘利亞人的苦難還遠遠沒有結束。

外交上，以色列陷入國際孤立與法律追責。

以色列在加沙制造了一系列人道主義災難，累計已造成5.9萬平民死亡。以軍封鎖致加沙，使其成為事實上的種族滅絕集中營。加沙的糧食、藥品枯竭，一公斤面粉價格飆升至100美元，86人死于饑餓（76人為兒童）。7月21日以軍進入加沙中部代爾拜拉赫，空襲物資分發點致94人死亡，加劇“人為饑荒”。

以色列的暴行惹得天怒人怨，11個中東國家聯合譴責以色列侵犯敘利亞主權，

歐盟啟動“中東安全架構”預案試圖取代美國主導權，國際刑事法院（ICC）對內塔尼亞胡等人啟動戰爭罪調查，加沙超4.4萬人死亡可能觸發逮捕令。

多行不義必自斃，以色列的結局早已注定，這與三千年前古以色列國的結局，沒有什么本質的不同。

以色列的命運，就寫在其地緣形勢當中。

迦南，這塊“流淌著蜜與奶”的應許之地，并非是善意的祝福，而是惡毒的詛咒，猶太民族的命運，被牢牢鎖在地緣板塊沖突的夾縫中，成為堵搶眼的悲劇性角色。

02

大國博弈的競技場

在古以色列建國前，中東的強權有四個，分別是以尼羅河流域為核心的古埃及王國（相當于今天的埃及），以小亞細亞為核心的赫梯帝國（相當于今天的土耳其）。位于兩河流域上游的米坦尼/亞述（相當于敘利亞）和下游的巴比倫（相當于伊拉克）。

作為強國環繞的四戰之地，迦南哪里是什么“流淌著蜜與奶的應許之地”，分明是強國逐鹿爭鋒的戰場，處處是“鮮血和白骨”還差不多。

大國夾縫中的迦南

在公元前一千三百年左右，赫梯帝國無疑是中東地區武力最為強大的國家，西方史學界通常認為，赫梯人是世界上第一個使用鐵器的民族。

赫梯人是南侵的原始印歐人的一支，跟伊朗和印度的雅利安人算是親戚。赫梯人的宗教信仰，比波斯人還要更加開放和包容。目前所能證實的，真正屬于印歐赫梯人的神靈，只有什烏什太陽神一位，其他各種神靈，都是吸收其他民族的宗教信仰而來。甚至不同時期重要的神靈也不一樣，每一個國王都會選一個保護神。

信仰的開放性，意味著社會相對平等，保證了來到赫梯的異鄉人也能找到精神歸屬感。赫梯帝國主動引入外來人才，并主動向其他民族學習優秀文化和技術，從考古記錄中可以發現，赫梯帝國內部，包括巴比倫和亞述的書吏、醫生、雕工、祭司和業主等，還有胡里特人的書吏和祭司、埃及的醫生等。赫梯遺址還發現了許多雙語甚至三語文獻，表明他們與其他民族積極交流學習的成果。

反觀猶太民族，由于其一神教信仰的封閉性，導致其人口和文化也是封閉的，技術發展水平自然也要落后于他人。唯一擅長的就是石匠相關的技術，這可能跟曾經在埃及呆了很久，并且通過修建神殿練出來的。

猶太人魂牽夢縈的迦南之地，是連接東地中海周邊的重要商路。古埃及與赫梯的統治者不可能對這里不產生想法。公元前十三世紀，兩大帝國為了爭奪這一地區，斷斷續續進行了一個多世紀的爭霸之戰，堪比英法百年戰爭。

約公元前1274年5月，古埃及王國與赫梯帝國雙方各自動員兩萬多戰車與步兵組成的混合軍隊，在奧倫特河畔的卡迭石（今天敘利亞霍姆斯附近），爆發了一場大戰，史稱卡迭石戰役。

敘利亞地圖，霍姆斯在大馬士革和阿勒頗之間，靠近黎巴嫩

這場古代世界最大規模的戰車交鋒，在雙方傷亡慘重的情況下平局收場。此戰是古代軍事史上有文字記載的最早的會戰之一，比武王伐紂的牧野之戰，早了大約200年。該戰役中運用軍事計謀調動敵軍，步兵與戰車兵協同，要塞守軍出擊與野戰部隊配合，體現了相當高超的軍事指揮技術。

卡迭石戰役形勢

卡迭石戰役后，兩國間的戰爭又持續了十六年，仍然沒有什么實質性結果。國力大量損耗的兩國，不得不簽訂停戰條約。

為了體現兩國對條約的尊重,該條約被刻寫在兩塊銀板之上，“銀板和約”由此得名。《銀板和約》的締結，無疑對當時古代近東格局具有重要影響,一些學者甚至將其看作近代國際和約之雛形。

銀板和約提倡和平共處與互惠互利的理念，為東地中海地區的和平穩定奠定了重要基礎。《銀板條約》這樣記載:

“赫梯的偉大之主永遠不能侵犯埃及的領土,不能劫掠埃及的貨物。同時,拉美西斯二世,埃及的偉大統治者也不能侵犯赫梯的土地,不能劫掠赫梯的貨物。”

在銀板和約的基礎上，亞述、赫梯、埃及、巴比倫和米坦尼等周邊一系列古代強國通過互致外交信件、簽訂條約、聯姻、納貢等方式,構建起了一個地區性的國際體系———“阿瑪爾那”體系。

正是因為各大強國締結合約，相互制衡，保證不進行大規模軍事行動，才有了相對弱小的猶太人，在迦南地區建立國家的可能。

這與二戰之后，在美蘇建立的雅爾塔體系之下，中東各方均勢環境下，猶太人建立以色列的歷史背景，基本是大差不差。

以色列建國，三千年前歷史重演

同現代以色列一樣，古以色列王國也是一個大國博弈的地緣平衡器。如果大國博弈能維持住均勢局面，那么以色列也能繼續存在。

但問題是，均勢只能是暫時的，不出意外的話很快就要出意外了。

03

在內憂外患中分裂

公元前12世紀，神秘的海上民族崛起，基本控制了東地中海貿易，基本架空了赫梯帝國的財政基礎，也極大削弱了古埃及。隨后赫梯陷入一系列內憂外患，分裂成一系列小國家，直到公元前8世紀徹底滅國。幸好埃及地理位置偏于一隅，避免了如赫梯一樣的亡國危機，但國勢相對于之前也大幅衰落。

所謂海上民族“（The Sea Peoples）的來源和民族構成，如同一團亂麻，直到今天還是一個未解之迷。

《不列顛百科全書》中針對“海上民族”的記載是這樣的：“海上民族是一幫富有侵略性的航海者，他們的來源不甚明晰。種種推測表明，他們很可能是青銅時代的希臘人、第勒尼安人、西西里人和薩丁人等的集合。”

我們可以將“海上民族”簡單粗暴地理解為 “海上匈奴”，主要依靠在海洋上劫掠，后期逐漸過渡到控制貿易商路。

古以色列正是替海上民族做打手，看門狗，得到了海上民族的支持，才得以立國，跟今天的以色列也是十分神似了。

以色列建國后不到八十年，因為內憂外患陷入分裂：

首先是經濟矛盾。

北方地區靠近商路，生產方式以農耕和貿易為主，社會比較開放，與外界接觸較頻繁，經濟較為發達；南方靠近山區和沙漠，土地比較貧瘠，離商路也比較遠，社會更加封閉，風氣保守。

南方地區擁有圣城耶路撒冷，祭司階層不事生產，卻以宗教神權名義對北方予取予求，特別是所羅門大興土木，興建猶太第一圣殿和宮殿，加重北方賦稅，激化矛盾?。

其次是宗教和政治對立。

北方為了擺脫經濟被剝削的處境，不承認圣殿的至高地位，南方則強制推行耶路撒冷圣殿崇拜，剝奪北方宗教場所的地位，引發族群對立?。以色列國的君主制未能整合祭司集團、長老會議等權力體系，中央集權薄弱?。

其三，所羅門窮兵黷武，加重國內經濟負擔的同時，也陷入外交孤立。

所羅門為維持龐大軍隊（戰車1400輛、騎兵1.2萬）并修建防御工事（如米吉多、夏瑣要塞），大幅增加賦稅和強制勞役，北方以法蓮、瑪拿西支派需提供大量勞役修建王宮和圣殿，而南方猶大支派享有特權，加劇了南北對立。

以色列有內斗苗頭，周邊的大國怎么能不利用一下？埃及法老示撒支持北方領袖耶羅波安反抗，周邊勢力也扶植各自支持的派別，分化以色列。

公元前930年?，所羅門王去世后，其子羅波安繼位。

北方支派以耶羅波安為首，向新王羅波安提出減輕賦稅與勞役負擔的要求，遭到無知的羅波安的斷然拒絕，觸發矛盾激化。羅波安掌管勞役的官吏被北方憤怒的群眾打死。北方眾支派擁立耶羅波安為北國以色列的王

由此引發北方十個支派脫離統治獨立建國，王國正式分裂為以色列王國（北）和猶大王國（南）。

分國之后，北國以色列處于較優越地位，其土地面積大、人口多，又處于埃及與東方的通商要道，具有與外國發展通商貿易的有利條件。

南國猶大則地處高原貧瘠山區，遠離東西商業通道，交通不方便，條件遠遠不如北國以色列。

猶大國的不利條件，反而讓其活得比較久。

猶大國較閉塞保守，與外界接觸較少，所以國家比較穩定，統治的家族一脈相傳，三百多年之間，只發生過一次亞他利雅篡位當了六年女王的特殊事件（相當于猶太的“武則天”）。只不過這次篡位導致猶太國王室幾乎被滅門，只有年僅1歲的幼子約阿施被祭司耶何耶大藏于圣殿幸免。六年后，耶何耶大發動政變，擁立七歲的約阿施繼位，并處決了亞她利雅（相當于猶太版“趙氏孤兒”）。

北國以色列的情況就不一樣，雖興盛一時，但國家內部極不穩定，由上到下風氣敗壞，二百多年之間，弒君篡位屢屢發生。北國經歷了十九王統治，但分屬九個不同的統系，事實上就是經歷九場“改朝易代”，有的篡位的王在位不滿一個月，甚至有當王數日就被推翻或被刺殺的。

04

以色列因何被詛咒？

縱貫跨越三千多年的兩個以色列，我們不難發現，所謂“八十年詛咒”存在一系列的內在規律，猶太人依然在歷史的輪回中打轉！

首先，大國均勢的脆弱性，導致地緣夾縫中生存的以色列，必然隨著均勢瓦解而陷入動蕩。

古以色列依托赫梯-埃及《銀板和約》構建的“阿瑪爾那體系”立國，本質是大國博弈的緩沖帶。今以色列依賴美國主導的“雅爾塔體系”生存，但美國霸權衰退與多極化崛起，使其戰略支點動搖。

其次，內部不平等導致的社會分裂必然性。

古以色列有南北經濟失衡（北方富庶 vs 南方貧瘠）、宗教特權壓迫（南方圣殿剝削北方）、兵役賦稅不公，引爆王國分裂。今以色列同樣存在類似的宗教特權。世俗派與哈瑞迪人（14%人口免稅免兵役）的“天龍人特權”撕裂社會共識，兵役改革直接導致執政聯盟崩解。

第三，軍事擴張必然引發的反噬。

古以色列以狹小的國力，維持1400輛戰車、1.2萬騎兵的龐大軍備，強征勞役修建要塞，耗空國力觸發民變。今以色列陷入四線作戰（加沙、黎巴嫩、紅海、敘利亞）的窘境，年耗556億美元（GDP 13%），科技業崩盤、通脹失控，重蹈“窮兵黷武失民心”覆轍。

第四，文明基因的致命缺陷。

一神教特有的封閉性，導致排斥異質文化，古以色列拒納外族技術，今以色列封鎖加沙制造人道災難，皆因文明內核缺乏包容。統治者陷入短期理性陷阱，依賴“力量換安全”的戰術精明（如所羅門聯姻外交、今以色列靠美國背書），卻忽視可持續發展的人文根基 。

為什么是八十年？也很好理解。差不多第一代草創江山，第二代發展的同時積累矛盾，第三代激化沖突，差不多正好是八十年左右，達到系統崩潰臨界點！

猶太人的八十年詛咒，是難以越過的天塹，對于東方大國來說卻不成問題。差不多在古以色列建國的同一時期，就有中國人提出了解決方案。

姜子牙在《六韜》中提出：

“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之天下也。同天下之利者,則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則失天下。”

當以色列在加沙制造人為饑荒時，中國正將雜交水稻種遍沙漠；當內塔尼亞胡強推兵役改革時，中國“共同富裕”政策正在削平地域鴻溝。

無德之地縱有蜜奶，終化血骨；

有德之邦縱臨風濤，自成方舟。

文明存續不靠神諭應許，而在天下為公的實踐

——這便是東方智慧對“八十年詛咒”的終極破局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