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

中國城市規劃學會歷史文化名城規劃分會副主任委員、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副總規劃師張廣漢系統解構了古鎮開發從過熱到理性的轉型邏輯。在張廣漢看來，當25億投資的大庸古城日均客流不足20人，當“假古鎮”陷入空置與荒蕪，這也意味著中國古鎮開發正迎來理性轉型的關鍵時刻。他表示，真正的古鎮魅力在于文化基因的存活度與人間煙火，而非千篇一律的商業復制。拒絕“拆真建假”，挖掘本土文化，科學規劃業態，讓居民與游客共生共榮，才是可持續發展的核心。

本文字數：9152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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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湖南大庸古城25億元投資遭遇日均不足20人的客流反差，當各地“假古鎮”陷入招商停滯、商鋪空置的困境，中國古鎮開發正迎來歷史性轉折時刻。

在這場持續二十余年的“造鎮運動”中，人們目睹了太多文化標本的異化：常德桃花源古鎮斥資50億打造“桃花源”，如今變成一座到處長滿荒草的“空城”；陜西韓城古城曾因“拆真建假”被多部門通報批評；天水古鎮斥近9億元巨資開發卻造成大規模的古跡破壞……在住建部公布的數百個國家級歷史文化名鎮名村中，部分卻陷入“保護性破壞”悖論，我們不得不追問：古鎮開發的初心究竟何在？

本文通過對話中國城市規劃學會歷史文化名城規劃分會副主任委員、全國政協委員、中國城市規劃設計研究院副總規劃師張廣漢，系統解構古鎮開發從過熱到理性的轉型邏輯。

張廣漢認為，大庸古城現狀，正是整個行業走向成熟過程中自然淘汰的結果。古鎮旅游依然處于發展期，前景廣闊，但粗放的發展模式已經無法滿足市場需求。真正的古鎮保護與發展應當是在尊重歷史、居民及真實性的前提下進行，注重挖掘本地文化與非物質文化遺產，避免千篇一律的商品化和建筑風格，同時合理規劃商業空間，確保古鎮既能夠吸引游客，又不失其獨特的文化魅力和社會活力。

此外，張廣漢還強調了古鎮開發中科學規劃的重要性，他指出地方必須結合本地實際情況，深入研究目標市場的需求和發展潛力，制定出符合當地特色的開發策略。對于那些缺乏歷史文化根基的人造古鎮項目，更應審慎對待，避免盲目復制其他地區的成功案例而忽視了自身的獨特性。

張廣漢表示，站在文化遺產保護與地方經濟發展的十字路口，我們需要建立新的評價體系：衡量古鎮成功與否的標準，不應是客流量和營收數據，而是文化基因的存活度、社區結構的穩定性和空間記憶的延續性。當越來越多的城市將“古鎮”作為文化名片時，更要警惕同質化開發對地域文化的消解。畢竟，真正的古鎮魅力，正在于那不可復制的歷史質感與人間煙火。

問：近年來，古鎮（古城）開發從“熱潮”逐漸轉向“降溫”，多地出現假古鎮、過度商業化、人氣不足、資金鏈斷裂等問題。以湖南大庸古城為例，25億元投資與日均不足20人的客流形成巨大反差。您如何看待這一現象？這是個別案例還是普遍趨勢？

湖南大庸古城 央視新聞 圖

張廣漢：首先需要明確的是，古鎮旅游仍處于發展期，前景廣闊。游客對自然風景和歷史文化名城、名鎮、名村的興趣持續高漲。從整體趨勢來看，古鎮旅游的發展“黃金周期”預計可達20年左右。

近年來古鎮開發熱潮卻逐漸降溫，某種程度來說這是市場對粗放發展模式的自然淘汰，也預示著行業將進入精品化、專業化發展的新階段。

事實上，真正得到妥善保護的古鎮，旅游熱度并沒有因整體市場降溫而下降，游客數量依然保持在相對穩定的水平，但市場上相當一部分古鎮的開發確實存在很大缺陷，現在走向死胡同是必然趨勢。

比如，部分古鎮在開發過程中忽視了對本地文化的深度挖掘與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展示，轉而追求大眾化、標準化的文旅商品。大量從義烏小商品市場批發而來的旅游紀念品充斥市場，甚至“特色小吃”也同質化嚴重，缺乏地方特色。這種千篇一律的商業業態和建筑風格，使得游客體驗感下降，導致古鎮吸引力減弱。

值得一提的是，十年前房地產行業下行，眾多房地產企業紛紛轉型，成為文旅開發的主力。而如今房地產行業正面臨深度洗牌，企業投資愈發審慎。尤其是在項目前期決策階段，企業對古鎮開發運營中暴露出的問題已有深刻認知，意識到這種開發模式缺乏可持續性，難以長期維系，投資根本無法實現有效回收，索性規避這個領域。

從游客角度來看，近年來游客審美能力提升，辨別意識增強，他們不再滿足于走馬觀花式的仿古體驗，而是更傾向于深入感受真實的生活場景和富有煙火氣的文化氛圍。他們希望了解不同的地域文化、民俗風情和生活方式。隨著旅游品質要求提高，以往開發的古鎮因未能持續改進，逐漸被游客拋棄。

湖南大庸古城就是一個非常典型的被游客拋棄的例子，這個古城本擁有真實的歷史街區資源（如大庸古城南門外原歷史街區），但基礎設施落后、房屋破舊，地方政府沒有采取保護措施，反而選擇簡單粗暴的處理方式——拆除真實存續300年的南門老街、原住民全部外遷，取而代之的是新建的仿古文旅商融合型街區。這種建設未遵循當地傳統民居和店鋪格局，完全按照旅游開發邏輯進行設計，直接與文化價值、市場需求、老百姓的生活相背離，缺乏文化真實性和生活氣息，必然遭遇市場懲罰。

問：許多古鎮建筑風格雷同、業態高度相似，甚至出現無歷史根基的“人造古鎮”。這種開發模式的問題根源在哪里？規劃環節是否存在缺陷？

張廣漢：關于目前大量新建仿古古鎮的現象，我們應理性看待。有些地方已無真實古鎮遺存，而在縣城周邊打造新的古城景區，雖不具備歷史文化真實性，但作為旅游產品，確實在一定程度上豐富了地方文化供給，具有一定現實意義。然而，這類項目往往動用大量國家財政資金，若缺乏科學論證、規范審批和持續監管，極易淪為“形象工程”“政績工程”，最終投資難以回收，損失卻由公眾承擔。

部分地方在缺乏系統評估的情況下，盲目復制“古城模式”，不僅浪費資源，也難以為百姓帶來實質性的福祉提升。

我尤其反對的是，在原有古鎮古村的基礎上，將其拆除重建為“偽古建”，打著“保護開發”的旗號，行“破壞歷史”之實。這不僅是財政資源的浪費，更是對文化遺產不可逆的傷害。我們必須堅決杜絕此類行為，守住文化底線。

總之，古鎮保護與開發應在尊重歷史、尊重居民、尊重真實性的前提下，科學規劃、合理引導，避免過度商業化侵蝕文化本體，探索一條兼顧保護、傳承與發展三者平衡的可持續路徑。

至于你剛才提到的“千鎮一面”現象，其背后是多方面的結構性問題。在規劃設計環節，部分地方政府聘請的設計單位資質不足、專業性不強，沒有深入挖掘當地歷史文化特色，而是直接套用其他地區的成熟樣式，導致古鎮建設呈現出高度同質化的趨勢。例如，徽派建筑中的馬頭墻被廣泛應用于全國各地的仿古街區，但實際上，徽派建筑主要分布于皖南地區，在江西北部的婺源也有一定影響，而在其他區域并不具備歷史和文化基礎。這種不分地域、照搬照抄的做法，使古鎮失去了應有的地方特色和文化辨識度。

從建筑本身的特性來看，不同地區的傳統建筑受自然環境、人文風俗等因素影響，形成了鮮明的地域差異。即便在同一省份內，各縣市的建筑形式在檐口處理、屋面坡度、起翹方式、屋脊造型以及裝飾風格等方面也各具特色。然而在古鎮打造過程中，這些能夠體現地域文化差異的重要特征，卻常常被忽視。開發者為了追求建設效率和降低成本，往往采用統一的標準化模板進行施工，使得各地古鎮建筑失去了原有的個性與韻味。

此外，真正的歷史文化名鎮名村是在數百年的發展中自然形成的。以明清時期的古鎮為例，它們歷經幾代人的生活積累和不斷修繕，形成了既有整體協調性、又富有變化的獨特風貌。每戶居民根據自身經濟條件和審美偏好進行建造和裝飾，最終形成一個既統一又多樣、既協調又生動的歷史空間。

反觀當下眾多新建或改造的“仿古古鎮”，大多由設計單位進行一次性整體規劃，缺乏真實歷史演變過程中所形成的細節差異。這種工業化、標準化的建設方式，使得建筑群落顯得單調刻板，缺乏歷史的厚重感與文化的生命力。加之各地之間的相互模仿，進一步加劇了古鎮景觀同質化的趨勢，使得游客無論走到何處，看到的古鎮都似曾相識。

可以這么說，當前古鎮開發中盛行的“復制粘貼”式建設模式，本質上反映出開發者對本土文化和建筑多樣性的認知不足與重視不夠，非常急功近利。要實現古鎮的可持續發展，必須堅持因地制宜原則，加大對本地歷史文化資源的深度挖掘與合理利用，堅決杜絕盲目照搬和同質化開發。

問：過度商業化也被詬病為“殺死古鎮”的原因之一。那么在規劃中，如何避免商業侵蝕文化本底？

張廣漢：古鎮本身并非完全排斥商業，其歷史發展脈絡中本身就包含集市、聚落、貿易等經濟功能。許多古鎮最初就是因商貿活動而興起，從村落逐步演變為集鎮，承擔稅收、商品交易等功能。主街多為商業街，背街小巷則以居住為主，形成了一定比例的商業空間。

然而，現代社會隨著旅游業的發展，商業逐漸蔓延至整個古鎮區域，幾乎每家每戶都試圖通過開設商鋪獲取經濟收益，導致商業密度急劇上升，原有的生活功能被壓縮甚至消失，出現了“整鎮皆商”的現象。這種趨勢會極大破壞古鎮的真實性和文化氛圍，也加劇了居民之間的利益不平衡——沿街住戶因具備商業優勢而收入增長迅速，而背街住戶卻無法享受同等紅利，從而引發社會矛盾。

如何在規劃中實現商業與文化的平衡？我們可以借鑒浙江、江蘇等地部分成功案例的經驗：一方面，允許在非主要街道或院落內部開展適度經營活動，如民宿、農產品銷售等，既保留了生活氣息，又實現了旅游接待和文化傳播的功能；另一方面，嚴格控制沿街立面的改造行為，防止將住宅整體轉變為商業用途，避免對原有建筑風貌造成破壞。

例如，在周莊、同里等古鎮，政府會在入口區域集中設置攤位，統一管理，為當地居民提供經營機會，或吸納他們進入古鎮保護與運營公司，使其獲得穩定收入來源。這種做法既保障了居民生計，又有效控制了商業擴張的邊界。

此外，一些古鎮交由專業運營公司管理后，雖然在基礎設施維護、日常管理等方面表現良好，但若缺乏監管，也可能出現“唯利是圖”的傾向，追求短期經濟效益而忽視長期文化價值。因此，必須建立清晰的開發邊界與制度安排，確保文旅開發過程中保留一定比例的原住民，實現游客與本地居民的共存共榮，這是古鎮可持續發展的關鍵。

問：部分古鎮前期投入巨大，但后期運營乏力，導致財政負擔。早期應如何評估古鎮開發的合理投資規模與回報周期？

張廣漢：從規劃角度出發，對古鎮建設前的合理投資規模進行評估是非常必要的。同時，也應明確其回報周期——是10年、20年，還是30年？這需要在項目啟動之前進行科學測算和系統論證。

我認為，在前期規劃階段必須開展充分的調研與分析工作。由于各地城市規模、地理位置和發展基礎不同，旅游市場需求也會存在顯著差異。因此，不能簡單照搬其他地區的開發模式，而應結合本地實際，研究目標客源市場及其消費行為、未來發展前景以及項目的可持續運營能力。

此外，在制定規劃時，還應深入挖掘當地歷史文化資源，尤其是對古鎮或歷史街區中不同時期（如明清、民國、新中國成立初期）建筑進行全面調查，并盡可能予以保留和修繕。這些歷史遺存不僅是文化載體，也是吸引游客的重要資源。

在功能布局方面，也應注重保護原有街道所承載的多元功能，包括商業與居住等基本屬性。我們應在尊重歷史的基礎上，識別當前存在的問題，以“問題導向”為原則展開規劃工作。

其中，首要任務是解決居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如基礎設施改善、公共服務配套提升等；其次再考慮如何通過旅游開發帶動區域發展，例如通過文物修繕、非遺展示、文化活動等方式增強吸引力；最后才是旅游接待設施建設。

不過說實話，巨額投資的古鎮實現有效回報的并不多，以成都寬窄巷子為例，該項目雖有一定歷史背景——最初是清朝八旗兵駐防地，90年代仍為普通居民區。但在零幾年進行改造時，將原住民全部遷出，重新設計并統一建設為文旅商業街區。雖然部分街道尺度和綠化得以保留，但大多數建筑均為拆除重建，每棟房屋均按統一風格設計，整體風貌高度統一。

由于缺乏真實生活場景和文化積淀，項目建成后的前三年人氣低迷，即使成都是知名旅游城市，周邊旅游資源豐富，也未能帶動該街區的熱度。后來政府通過發放市民消費券、降低商戶租金等多種手段，逐步提升人氣，如今已較為火爆。

問：國內是否有您認為運營較好的古鎮案例？其規劃理念和運營模式的關鍵成功因素是什么？

張廣漢：浙江有很多地方不錯，例如我剛去過的松陽。松陽老縣城是中國歷史文化名鎮，保護和開發成效顯著。當地居民目前仍居住于古鎮之中，延續了原有的生活形態。政府在修繕和維護方面也采取了本地化策略，通過引入5家本地施工單位，為居民提供專業支持。當居民有房屋修繕需求時，可由這些建筑單位承接施工任務，政府則負責統一管理這些單位，確保修繕質量與風格一致性。這種做法不僅提升了修繕效率，也增強了地方社區的參與感和認同感。

而且古鎮沿街商鋪中既有原住民經營的小店，也有外來投資者開設的文化類商業項目。整體氛圍保持了濃厚的生活氣息和文化韻味，沒有出現大規模拆建或“拆真建假”的現象。

雖然松陽古鎮現在并不是游客蜂擁而至的熱門景點，但它保護理念清晰、實施節奏穩健，歷經十多年持續改善基礎設施與建筑風貌，已經形成較為成熟的可持續發展模式。

從整體來看，江浙地區在古鎮保護與開發方面普遍做得較好，主要原因在于經濟基礎雄厚、旅游業起步早、市場成熟度高。長三角及珠三角地區的旅游熱度較高，使得古鎮具備較強的吸引力和可持續運營能力。相較之下，西部地區由于資金投入有限，部分古鎮雖保持了較好的原生態風貌，但在知名度、游客量和經濟效益方面仍存在一定差距。

在北方，北京周邊的古村古鎮保護情況相對良好。例如太行山沿線的河北石頭城、北京門頭溝的川底下村等地，保留了傳統建筑風貌和原始生活方式。這些村落雖不具備商業化運作條件，但從保護角度而言，其完整性較強。地方政府在改善基礎設施的同時，可以鼓勵發展適度規模的民宿產業，既滿足游客體驗需求，又避免對原住民生活的干擾。

關于這類項目的開發模式，我曾考察過法國的一些小鎮，發現其做法值得借鑒。當地通常控制民宿數量，例如一個村莊僅設兩三家，保障接待能力的同時不破壞原有社區結構。此外，旅游配套設施多布局于古鎮外圍，如建設賓館、停車場等，使游客參觀后返回外圍住宿，形成“參觀—回流”循環模式。這種方式有效減少了游客對古鎮內部生活的沖擊，體現了對歷史文化遺產的高度尊重。

這種開發理念背后，反映出不同發展階段的社會認知差異。當前我國大部分地區仍處于初級階段，更多關注古鎮的旅游經濟價值；而在發達國家，人們更早認識到古鎮的歷史文化價值，并將保護置于首位。隨著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提升，我國公眾對古鎮保護的認知也在逐步深化，未來希望能真正實現從“以旅養文”向“以文促旅”的轉變。

關于開發意識的問題，我覺得需把握好“度”。一方面，部分衰落的古鎮需要通過旅游激活，適當引入民宿、文化體驗等業態，有助于恢復活力；另一方面，若開發過度，則會破壞古鎮原有的生活肌理和文化氛圍。因此，應提倡“可持續旅游管理”，平衡游客需求與居民利益，避免短期內過度商業化帶來的負面影響。

此外，旅游設施的配置必須與承載力相匹配。以麗江為例，古城容量較大，但因全國游客集中涌入，導致旅游環境壓力劇增。對此，應推動全域旅游發展戰略，引導游客分散至周邊村鎮，帶動區域協同發展。這不僅是對古鎮本身的保護，也是實現鄉村振興的重要路徑。

總之，關于“古鎮如何才算做得好”的問題，我認為關鍵在于堅持“保護第一、合理利用、以人為本”的原則。一個好的古鎮應具備以下幾個要素：一是明確自身定位，因地制宜制定發展策略。對于城市邊緣的古鎮，可在保護基礎上適度增加旅游設施建設；而對于偏遠地區的古鎮，則應避免盲目投資，防止空置率過高。

二是注重文旅產品的策劃與落地。并非所有古鎮都必須依賴文旅產業，但適當的文創展示、非遺體驗、節慶活動等，可以增強游客吸引力，豐富旅游內容。

三是構建多元化的產業支撐體系。除了旅游業外，還可發展農產品加工、手工藝制作、互聯網經濟等相關產業，使古鎮具備自我造血能力，減少對單一旅游收入的依賴。

例如烏鎮結合世界互聯網大會打造數字文化產業，探索出“古鎮+科技”的新型發展模式。這些都是值得借鑒的成功經驗。

四是實現居民與游客的和諧共處。通過適度發展民宿、農家樂等業態，讓原住民成為古鎮發展的受益者，從而增強其參與保護的積極性，避免“空心化”現象的發生。

問：類似大庸古城的項目，若在規劃階段介入，您會提出哪些規避風險的策略？

張廣漢：正如您所提到的，我們此前也針對類似項目提出過建議，如張家界的大庸古城，這種“人造古鎮”的開發模式在全國范圍內并不少見。如果在前期規劃階段就能參與其中，我會給出以下幾點核心建議：

首先，張家界是一個以自然景觀為核心的旅游城市，游客主要前往武陵源等景區欣賞自然風光。地方政府希望游客能夠停留更久、在當地消費，這一初衷是合理的。

但從規劃角度來看，通過拆除原有街區、新建仿古建筑的方式來實現這一目標，并不恰當。正確的做法應是深入挖掘和展示本地真實的歷史文化資源，修繕和活化利用原有的歷史街區，打造具有地方特色、文化辨識度和生活氣息的旅游目的地。

其次，配套文旅設施是可以理解的。例如夜間演出、文化體驗等項目，可以與古鎮形成聯動效應，提升游客停留時間與消費意愿。但若將整個古鎮完全商業化運作，脫離真實的生活場景與文化根基，就容易演變為“假古城”現象——不倫不類、風格混亂、缺乏文化認同感，最終難以吸引游客，也不具備可持續性。

從規劃理念來看，這類開發一開始就存在方向性錯誤：不是修復和利用已有的老街，而是將其全部拆除重建，造成巨大的資金浪費和社會爭議。事實上，真正有效的古鎮保護與開發，應當是在保留原住民的基礎上進行適度更新，讓居民繼續生活在其中，并通過政策引導他們參與旅游服務、文化展示等環節，實現“人與空間”的共生共榮。

但目前大庸古城已經建成投入使用，已建成的設施不宜輕易拆除，而應盡快探索其再利用路徑，這是當前政府亟須解決的問題。

從成本效益角度分析，原本只需投入1億至2億元用于基礎設施改善和房屋修繕，即可完成對原有歷史街區的保護與活化利用。而現在投資高達20億元，不僅財政壓力大，后續運營維護成本也極高。因此，建議引入專業運營團隊，對現有建筑進行功能調整和業態優化，例如通過低價租賃吸引文創企業、非遺傳承人、小型民宿經營者入駐，逐步激活空間價值。

此外，也可以借鑒成都寬窄巷子的做法，通過政府引導、市場運作的方式，分階段培育人氣和商業生態。當然，寬窄巷子雖有一定成功經驗，但也存在過度改造、文化失真等問題，仍需吸取教訓。

需要指出的是，空置資產不僅無法帶來收益，還會加速老化、增加維護負擔。只有通過持續地使用和運營，才能實現資產的保值增值。因此，必須盡快制定切實可行的盤活方案。

問：從國家到地方，應如何完善古鎮開發的頂層設計？是否需要建立更嚴格的審批或退出機制？

張廣漢：從國家層面來看，古鎮古村的保護與開發早已納入政策體系，并非缺乏頂層設計，而是執行和監管不到位的問題更為突出。當前的關鍵不是重新制定新政策，而是在已有制度框架下加強落實與監督。

早在1986年，國務院就提出要加強歷史文化名鎮、名村的保護工作。2002年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中也明確規定了對文物、歷史文化街區和村鎮的保護要求，并逐步公布了“中國歷史文化名鎮”“中國歷史文化名村”名錄。截至當前，全國已有312個國家級歷史文化名鎮，加上省級歷史文化名城、名鎮、名村數量已達數百個。

2012年，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于進一步做好旅游等開發建設活動中文物保護工作的意見》，明確指出在旅游和其他開發建設項目中，必須嚴格執行基本建設審批程序。凡涉及文物保護單位、歷史文化街區、村鎮及其周邊環境的建設工程，必須事先征得文物行政部門同意，并報城鄉規劃部門批準。未經文物部門批準的項目不得立項，更不得擅自開工。

此外，對于破壞嚴重的歷史文化街區和村鎮，文件規定可由原批準機關撤銷其稱號；同時要求糾正將歷史文化街區、村鎮整體出讓給企業經營的做法，確需延期整改的，須由省級人民政府向國務院說明情況。

2021年9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聯合印發《關于在城鄉建設中加強歷史文化保護傳承的意見》，進一步強調要系統保護歷史文化名城、名鎮、名村、傳統村落的傳統格局、歷史風貌和人文環境，注重整體保護與自然景觀的協調統一，禁止大拆大建、拆真建假、以假亂真等行為。這些內容在政策文件中均有明確規定。

關于審批機制與退出機制，其實也都已具備?！吨腥A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及相關國務院文件中均設置了相應的審批流程和處罰措施。例如，對嚴重破壞歷史文化資源的行為，有權機關可依法取消其歷史文化稱號；對違規開發項目，也可依法追究相關責任。

然而，盡管制度健全，現實中仍存在大量問題，主要原因在于地方執行不力，部分地方政府仍將經濟利益置于首位，把古鎮開發作為招商引資的重要手段，甚至將其視為政績工程來推動。

下一步應著力解決以下幾個方面：一是強化統一監管，建立跨部門協作機制，確保文物、住建、文旅等部門形成合力；二是完善審批流程，嚴格把關前期論證、專家評審、公眾參與等環節，防止盲目上馬項目；三是加強事后監管與問責機制，對違規操作、破壞文化遺產的行為依法追責；四是推動資金使用透明化，規范開發項目的投融資管理，避免財政風險和社會資源浪費。

問：未來古鎮的發展方向如何？如果某地政府仍計劃投資古鎮項目，您會給出哪些建議？

張廣漢：在這里，我繼續舉幾個例子：貴州某地苗寨，雖然被列入保護范疇，但在實際旅游開發過程中，往往忽視了對生態環境和農業景觀的整體保護，導致村落原有的自然肌理和人文關系受到破壞。

以這處苗寨為例，雖然村寨本體未被拆除，但周邊環境因過度開發而發生顯著變化。若能在開發前制定科學的保護規劃，明確建設控制地帶和緩沖區范圍，合理布局旅游設施，就能實現開發與保護的平衡。

同樣值得警惕的是麗江古城。其原本的空間格局與自然山水高度融合，沒有圍墻，與周圍的農田、村莊融為一體，是世界文化遺產的重要價值所在。但由于緊鄰古城的地產開發不斷推進，一度引發世界遺產組織的警告。后經重新劃定緩沖區、編制保護規劃，才逐步遏制了破壞趨勢。這是一個典型的反面案例，也提醒我們：古鎮保護必須前置規劃、嚴格監管。

從全國范圍來看，古鎮保護與開發正經歷一個從盲目擴張到理性回歸的過程。盡管在初期會走一些彎路，但這與地方政府認知水平、政策執行力度密切相關。從事歷史文化保護工作的規劃師們始終秉持正確理念，致力于推動科學保護與可持續發展。希望更多地方政府能夠真正重視歷史文化名城、名鎮、名村的保護工作，做到傳承與發展并重。

當然，也有不少成功案例值得推廣。四川閬中就是其中之一。

閬中自1998年起即啟動保護工作。當時正值古城衰落期，基礎設施落后，房屋年久失修，嘉陵江汛期常造成水患。部分居民希望通過拆舊建新改善生活條件，地方政府也有意進行改造。

在此關鍵時刻，國家住建部高度重視，派出專家團隊實地調研，并制止了大規模拆除行為。我本人受邀參與制定了華光樓歷史街區的保護規劃，并推動后續整體名城保護方案的實施。

我們提出“開辟新區、保護古城”的策略：將政府機關、行政辦公遷至嘉陵江對岸的七里新區，避免在古城內部擴建高樓，從而減少人為干擾。同時，逐年推進基礎設施改造、房屋修繕建設，提升居民生活質量，增強他們對古城保護的認同感。

隨著旅游業的發展，特別是2000年后自駕游興起，越來越多的重慶、成都游客來到閬中，古城逐漸煥發生機。當地政府隨后聘請我擔任顧問，進一步完善保護機制，采用統一規劃，逐步實施，政府主導，公眾參與的理念，條件成熟的時候再采取“古進新退”理念——即逐步拆除不協調的新建筑，恢復傳統民居風貌。

如今，閬中已擁有上百家特色民宿，旅游收入占GDP比重超過一半，成為兼顧保護與發展的典范。這種成果來之不易，得益于早期介入、科學規劃和持續執行。

然而，全國范圍內仍有許多古鎮未能幸免于破壞。一些地方在上屆政府任期內拆除老城，下屆政府又試圖重建“仿古街區”，結果既非真實歷史遺存，也無法形成文化認同。這類“假古董”無法還原古鎮的真實面貌，也難以獲得公眾認可。

目前我國共有799個中國歷史文化名鎮、名村，仍在持續申報與公布之中。未來的工作重點在于依法保護、分類管理，杜絕“先破壞、后重建”的惡性循環。

總結而言，古鎮開發未來的方向將是：

真實性優先：尊重原貌，避免大拆大建；文化深度挖掘：結合非遺、民俗資源打造有內涵的文旅產品；功能分區明確：通過新區建設緩解老城壓力；生態整體保護：關注古鎮與周邊自然、農業環境的關系；制度保障落實：強化法律法規執行，建立退出機制；多方協同推進：政府、企業、居民、游客共同參與古鎮保護與活化。

只要堅持正確的理念與方法，中國的古鎮保護與開發必將越走越好，真正實現“讓歷史說話、讓文化活起來”的目標。

本文來源：澎湃新聞，記者 張成杰 實習生 李秉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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