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蘇州工學院中國清史南方研究院、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暨生態史研究中心、中國政法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研究所、山西大學環境人文與災害治理研究院、中國災害防御協會災害史專業委員會聯合主辦的“災害史研究新時代：中國與世界”學術研討會暨中國人民大學“近代災荒研究團隊”成立四十周年紀念會在常熟召開。本文系廈門大學歷史與文化遺產學院王日根教授于7月22日在大會上所做的主旨報告。經授權，澎湃新聞首發。

王日根教授

一、李文海團隊的豐碩資料整理成果既奠定研究基礎又嘉惠學林

資料整理，這是治史的前提和基礎，李文海團隊作了大量的資料整理工作，如李文海、夏明方、朱滸主編，共12冊的《中國荒政書集成》，收錄漢至清末荒政文獻411部（含輯佚65部）涵蓋官賑、民賑、治蝗、醫療等多元內容。該書系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首次系統整理了散佚各地的珍稀救荒文獻，為災荒史研究奠定史料基石。夏明方與李文海、黃興濤合作主編，共10卷12冊（2004年出版）的《民國時期社會調查叢編》，匯集民國社會調查原始資料，其中包含大量災害與社會經濟關聯的一手記錄。夏明方合作主編的《中華減災文獻萃編（民國卷）》，聚焦民國減災文獻，對于深化近代災害應對機制研究具有重要的基礎作用。近幾年夏明方先生與民政部合作，開展《中國災害志》的編纂工作，部頭之大、字數之多將令人敬佩。《二十世紀中國災變圖史》（2001年），則以圖文結合的方式呈現百年重大災害事件，給人以強烈的視覺沖擊力。

夏明方《清代災賑史料長編》為國家清史工程四級項目，首次全面梳理清代官方災賑檔案鏈條，為《清代賑災史》的編纂創造了良好的條件。由夏明方領銜創辦，商務印書館出版，推動跨學科災害研究的《災害與歷史》輯刊，每年一輯聚焦災害與社會交互機制，提出“歷史是災害的實驗室，災害是歷史的顯微鏡”的學科定位。團隊開發的數字化平臺“清代自然災害信息集成數據系統”，系統整理清代災害史料，助力量化分析與時空規律挖掘，必將為災荒史研究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數據平臺，對災荒史研究隊伍的壯大，無疑是一個福音。

二、災荒史研究的現實關懷

災荒史研究在不同時代均受到重視，一方面災害是自然現象加諸人類的災難，當今歸于環境史的范疇，一方面災害體現人類的應對能力，納入社會史范圍，包括政府的社會治理能力、民間社會的自救能力。災害的治理一直被認為是傳統王朝的主要事務，也常常被看作是王朝偉力的象征，災害面前束手無策者時常被認定為“亡國之君”，有效克服了災害的帝王則被尊為“圣君”，王朝的權威也能因此迅速提升。

災害治理不得力時常也被認為是社會動亂的引線，歷史上反復出現的“亂象”時常都加劇著社會矛盾，災害則成為各類亂象的直接原因。陳勝吳廣就是在遇雨而耽誤了行軍進程而舉起義旗的。再說到清代，白蓮教起義亦與災異相關聯。李文海從生態環境的角度解釋災因，指出“人類不合理的開發活動導致的生態環境的嚴重失衡，也是近代災荒頻發的一個不可忽視的因素”[1]。其《中國近代災荒與社會穩定》一文，對近代的水災、旱災、蝗災、地震、瘟疫等自然災害進行了更為完整的概述，使人真切認識到“十年倒有九年荒”確實是近代中國社會的真實寫照。李文海認識到清朝曾制定了嚴格的防災救災制度，但因為政治腐敗往往會化為一紙空文，當然，他也看到統治者有維持社會穩定的內在要求，時常也會推行義賑，，只有從社會角度看問題，跳出狹隘的個人視角，真正認識到賑災對于施賑者和受賑者是兩利的，認識到捐資賑災的善舉正是消除社會矛盾的良方，才是傳統慈善觀念的一個更高層次。

在治水方面，李文海認為干臣也多有出現，歷代都會出現像《康濟錄》這樣的經驗總結和理論提升之作，其對救災實踐是有指導和借鑒作用的。李文海研究中還注意到災害與甲午戰爭、辛亥革命等重大歷史事件之間都存在或多或少的關聯，這更揭示出災荒史的社會影響的或大與或小。

李文海認為：“任何一門科學，哪怕是最深奧的學問，如果不同豐富鮮活的社會生活發生緊密的聯系，不同廣大群眾發生密切的關聯，就不可能有生命力。”李文海正是在20世紀80年代“史學危機”論甚囂塵上之際，立足于災害與現實社會的內在關系，而走進災害史研究領域的。他說：社會需求是推動學術發展和繁榮的最有力的杠桿。這些年，不論中國還是世界，自然災害的發生頻率和破壞性影響愈演愈烈，成為人類必須共同面對的嚴峻挑戰。他的學生根據他的指引，都選到了若干與現實相關的好題目，如劉仰東的《災荒史話》、趙曉華的《救災法律與清代社會》、康沛竹的《災荒與晚清政治》及《中國共產黨執政以來防災救災的思想與實踐》、周瓊的《清代云南瘴氣與生態變遷研究》、王娟的《近代北京慈善事業研究》、張艷麗的 《嘉道時期的災荒與社會》等。許多年青朋友的加盟，大大增強了課題組的生機和活力。

夏明方《民國時期自然災害與鄉村社會》指出：頻繁災害加劇了華北小農經濟的“過密化”，同時催化了地方自治組織（如義莊、救荒會）的興起，成為國家權力下沉的替代性力量。提出“災害型內卷”概念：災害迫使農民依賴副業求生，反而強化了傳統經濟結構的韌性。他還提出“救災政治化”現象，譬如1931年水災后，國民政府借賑災擴大官僚體系，卻因腐敗加劇社會矛盾。他批判當代防災體系的“技術至上”傾向，主張從歷史中提煉“適應性智慧”，例如清代“以工代賑”模式如何平衡救災與基礎設施建設的經驗就很有借鑒意義。他倡導環境史、氣候學與人文研究的結合，如利用PDO（太平洋十年濤動）指數分析清代黃泛周期，揭示厄爾尼諾現象與華北旱災的關聯性。夏明方教授的災害史研究，不僅重構了中國災害的歷時性敘事，更以“致災社會機制”的理論框架，為理解現代性危機提供了歷史鏡鑒。其成果標志著中國災害史從史料匯編走向理論自覺的關鍵轉型。

三、災荒史研究的跨學科視野

李文海先生聚焦于中國災荒史，始于40年前，他在中國人民大學成立災荒史研究團隊，夏明方等是團隊的核心成員，他們匯中西之長，促自然與人文學科之融合，探災害與社會之互動，形成了鮮明的研究風格和傳統，他們結合新時代新理念、新問題、新材料、新工具、新方法，將中國災害史研究推向了一個新的歷史階段，在建立具有中國特色的災害史學科體系方面已初具規模。

李文海先生雖沒有專門發表災荒史的理論性文章，卻通過研究實踐揭示出其學術關懷，他要求團隊成員在研究實踐中做到五個結合：“社會工作者同自然工作者的結合，學術研究的開拓創新與歷史資料的發展整理相結合，基礎研究同應用研究的結合，中外學者的結合，學術工作者同實際工作者的結合。”[2]這個提煉揭示了打破藩籬，跨越學科界限的重要性。

夏明方先生聚焦于民國時期的災荒史，他對既往只專注于自然科學的災荒史研究感覺不滿，于是將視野轉向社會和人文角度，看到了人類活動對生態環境的改變的作用。他認為：從自然科學角度看，災害可分為天文災害、氣象災害、地質災害、海洋災害、生物災害等，也可以從成災的方式和時間的長短，區分為突發性災害和漸變型災害，或趨勢性災害，如氣候變冷、干旱化、土地沙漠化、鹽堿化、水土流失、森林減少、物種滅絕、水資源枯竭和地方病災害等，后一類災害更多人為性，常被稱為“人為自然災害”或“生態災害”。

李文海團隊已有了第三代傳人，韓祥的研究聚焦于災荒與貨幣金融、社會經濟結構的互動關系，主他積極致力于理論創新，構建起“災害貨幣學”框架?。他提出災荒與貨幣存在共生性歷史邏輯，認為貨幣流通是透視賑災效能的關鍵維度。其代表作《晚清華北災荒與貨幣流通研究》（2025）系統闡釋了“災害貨幣學”的理論，強調小額通貨（如制錢）在災賑中的核心作用，突破了傳統災荒史忽視金融要素的局限。提出若干具有創新價值的觀點，如?災荒引發貨幣體系異變，“丁戊奇荒”（1876-1879）期間，山西因賑災銀錢集中輸入導致“錢貴銀賤”，加劇全國金融波動。?晚清至民國時期，華北賑濟從實物主導轉向貨幣化（如發放銅元），反映國家財政能力與基層動員方式的轉型，即賑濟模式與貨幣形態存在關聯性。韓祥：重新詮釋 “丁戊奇荒”的金融影響?，通過山西個案，他發現災荒期間銀錢比價劇烈變動（錢價上漲幅度與災情正相關），且1877年才是晚清“錢貴銀賤”全國化的起點，修正了既往認知。大規模賑錢輸入雖緩解饑荒，但因兌換成本高企及糧價飛漲，反而削弱賑濟實效。?戰爭與災荒交織下的貨幣危機?，甲午戰后全國性“錢荒”爆發，災區小額通貨短缺與外部賑錢輸入并存，形成城鄉金融資源再分配。庚子事變中，華北旱荒、兵荒與錢荒疊加，暴露清廷貨幣調控的系統性失效。韓祥批判傳統研究對“錢賑”（貨幣化賑濟）的遮蔽性，主張通過?貨幣流動鏈條?重構賑災過程：?解構“錢賑”機制?，他曾梳理清代賑款從調撥、運輸、兌換到散放的完整流程，指出銀錢兌換是核心環節。?官方文獻常隱藏小額通貨的實際作用，只要結合民間賬冊，便可重建基層貨幣流通實態。 韓祥還系統發掘清代賑災檔案，尤其注重貨幣交易記錄（如賑款簿冊）的實證價值。他指出傳統“錢賑”經驗對現代應急金融體系建設具有借鑒意義。韓祥的災荒史研究，以貨幣流通為樞紐貫通自然與社會系統，不僅重塑了晚清災賑史的解釋范式，更為理解中國近代社會經濟轉型提供了新視角。

四、災荒史研究的底層觀照

李文海先生指出：一旦接觸到那么大量的有關災荒的歷史資料后，我們就不能不為近代中國災荒的頻繁、災區之廣大及災情的嚴重所震驚。[3]他發現：從公元前206年到公元1949年的2155年間，幾乎每年都有一次較大的水災或旱災。在神州廣袤的大地上，濱河地方常“十歲九淹”，高原區域則亢旱連年。不僅災荒頻仍，而且災區廣大，災情嚴重。有一組數字也許能說明問題；在近代社會，即從1840年至1949年的109年間，因災死亡人數在萬人以上的大災即達124次，其中死亡10萬人以上的28次，死亡30萬人以上的11次，100萬人以上的6次，1000萬人以上的2次。當然，那個時候統計數字不很準確，各種資料間出入也較大，但作為一種趨勢和大致狀況，還是能反映出問題的嚴重程度的。新中國成立后，情況有了很大的變化，但自然災害對我們的威脅和損害依然是很大的。[4]在這個意義上，李先生認為：通過對災荒史的研究，逐步探索和掌握自然災害發生發展的客觀規律，加深對自然規律的認識和把握，從而進一步提高人們的防災抗災能力，更加科學地利用自然為自己的社會和社會發展服務。這顯然是極有意義的。災害中死亡的人們更多屬于社會的底層，對他們生命的關注是學者們最應體現的良知，李先生在這方面的立場是鮮明的。他的《近代中國災荒紀年》及《續編》以編年體災害史料匯編，詳錄近代災荒事件。《中國近代十大災荒》則剖析重大災荒案例的社會影響。《近代中國災荒史論》（2023年）是他的學術論文集，探討災荒與政治、經濟及生態的互動，體現出鮮明的人民情懷。

夏明方聚焦災害與社會的互動關系，形成兼具實證深度與理論創新的學術體系，《民國時期自然災害與鄉村社會》（2000）是首部系統研究民國災害與鄉村結構的專著，該書揭示災害對農村經濟的重塑作用。《近世棘途：生態變遷中的中國現代化進程》（2012年）從生態視角反思中國現代化路徑，提出“災害是現代化進程的棘途”。《文明的“雙相”：災害與歷史的纏繞》（2020年）跨學科地整合災害史與生態史，以新冠疫情為切入點，闡釋災害與文明發展的辯證關系，將災害的分析進一步推向了縱深。

從災害中人口的消減中，我們也更能理解“鋌而走險”的無奈。李先生認識到一場稍大一點的自然災害，往往使災區十幾年、幾十年都難以恢復元氣。如鴉片戰爭期間連續三年的黃河大決口，造成河南省祥符到中牟長數百里、寬60余里的廣闊地帶，10余年間一直成為一片荒原，“膏腴之地，均被沙壓，村莊廬舍，蕩然無存”。光緒初連續三年的“丁戊奇荒”使山西省“耗戶口累百萬而無從稽，曠田疇及十年而未盡辟”；重災地區甚至半個世紀后人口尚未恢復到災前的水平。經濟的凋敝必然沖擊社會的穩定。在歷史上，幾乎沒有一次大規模的農民起義與群眾斗爭，不時在嚴重自然災害的背景下發生和發展起來的。因此，每一個王朝的更迭，災荒當然地成了直接的導火線。不僅如此，災荒還深深地影響著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從統治政策到社會觀念，從人際關系到社會風習，這種影響也許是間接而隱性的，但恰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這樣，要完整而深入地了解特定時期的社會歷史，如果忽略了幾乎連年不斷而其影響又無處不在的災荒史的研究，就不免是一件重大的遺憾了。

災荒的引發原因除了自然因素外，人為因素則更是應該總結的方面，魏源曾較早就認識到長江之所以“數十年來告災不輟，大湖南北，漂田舍，浸城市，請賑緩征無虛歲”，其主要原因就在于人為的過渡砍伐、沿江水域的大量被侵占成為田地，導致湖面迅速縮小，排水不暢所致。這些人為的失誤所產生的危害是巨大的，所帶來的教訓也是非常慘痛的。

夏明方的《天降奇禍》以1910–1931年長江水災、東北鼠疫為案例，論證災害如何成為現代國家建設的催化劑——國際救災介入迫使中國政府改革衛生體系，同時強化了民族主義敘事。團隊合作完成的《天有災年》《災荒與饑饉（1840-1919）》則側重分析晚清至民初饑荒成因與社會應對。

朱滸采用民間賑濟和舍轉型的視角，聚焦于清代至近代中國的災荒與社會互動關系，他注重?災荒史的理論建構，試圖建構生態變動與社會變局之間的關系?，他提出，近代中國災荒是“三千年大變局”中不可忽視的結構性要素，突破了傳統研究僅關注“西力沖擊—中國反應”的局限。他通過對1840—1949年災害群發期的系統分析，他聚焦于?生態劇變的標志性事件?發現黃河連續決口（1841—1843年祥符、中牟決口）及1855年銅瓦廂改道，引發淮河、運河系統紊亂；長江流域首次成為特大洪災頻發區，形成“河患與江患并重”局面?。他注意到? “丁戊奇荒”（1876—1879）波及華北，旱情持續長、范圍廣，成為近代災荒史的轉折點。他在分析災害所產生的社會影響時，認識到災害不僅是自然現象，更深度嵌入近代化進程。例如，黃河改道導致華北環境惡化，加速了清廷治理能力衰退，成為社會動蕩的催化劑?。朱滸發現?晚清義賑實現了地方性實踐的超越?。其代表作《地方性流動及其超越》《民胞物與》就對晚清民間賑災機制重新詮釋，傳統研究將光緒二年（1876）李金鏞的蘇北賑災視為義賑起點，朱滸則揭示其深層動因在于江南士紳對“丁戊奇荒”的跨區域響應，本質是地方性實踐（如募捐網絡、善堂組織）在重大危機下的主動擴容。西方傳教士的賑災活動與本土義賑形成“共生關系”，而非單向影響。例如，傳教士的賑災策略（如調查、公示）被義賑組織吸納，推動其近代化轉型。他還注意到洋務與賑務之間的關系，在《洋務與賑務》中，他以盛宣懷為個案，闡明賑災如何成為洋務派鞏固勢力的工具。甲午戰爭后，盛宣懷通過兩湖災賑擴大實業布局，將賑災網絡轉化為資源整合渠道，實現“以賑促建”?。朱滸批判了災害史研究中的“非人文化”傾向?。朱滸反思了災害史研究的兩種傳統取向即?自然演變取向的簡單做法，即只側重災害頻率、強度的量化分析，但易忽視?社會變遷取向，他關注災害對政權合法性（如“天命觀”）、經濟結構的影響，他主張通過?綜合性災害數據庫?彌合科學與人文的割裂，并以“實踐邏輯”重構歷史現場。例如，清代倉儲制度從“官倉主導”到“義倉普及”的轉型，實為基層社會應對災害時自主創新的結果。朱滸強調可以將?歷史經驗當代化?，強調傳統備荒體系（如水利建設、倉儲制度）對現代減災的啟示；提出災害記憶塑造民族韌性，如“多難興邦”話語蘊含的文化動員力。他主張?清史研究要革新?：推動災荒史從“社會生活邊緣”轉向“社會新陳代謝核心”，重塑對晚清變革動力的理解。朱滸的災荒史研究，始終貫通“自然—社會”的雙向互動，兼具實證深度與理論張力，為理解中國近代化的復雜脈絡提供了關鍵視角。

五、災荒史研究的理論創新與時代價值?

團隊突破傳統災荒史框架，其理論創新意義是顯著的。夏明方主張將災害嵌入“人—自然”系統，如他在《中國災害史研究的非人文化傾向》中呼吁引入生態史視角?，整合國內外減災研究力量，在文獻奠基、理論創新與跨學科實踐方面一起用力，中國災害史研究的核心體系的構建已見雛形，其成果兼具學術深度與現實關懷，為全球災害治理提供“中國經驗”。

夏明方突破傳統史學“災害作為歷史背景”的局限，主張將災害視為歷史演化的核心動力。他揭示出災害既是自然變異的結果，也是社會結構的產物的雙向特性，需從“自然—社會”共生系統分析其成因。他取自然生態、社會制度、文化認知三重維度解構災害，揭示其如何重塑經濟模式、權力關系及民眾心理。他反對“災害非常態論”，強調災害深嵌歷史進程，是觀察社會韌性與脆弱性的窗口。

周瓊教授顯著的成就是實現了災害史的文化轉向，它特別強調從文化傳承視角重新審視防災減災的動因與機制，在災害史學科體系中加入環境史視角，她將歷史學、生態學與民族學相結合，形成了既彰顯李文海學派風格傳承，又結合了自己學科積累的特色。其代表性學術著作有《清前期重大自然災害與救災機制研究》?系統梳理了清前期自然災害特點及官民協同的救災機制，提出“賑前—賑中—賑后”三階段分析框架，并對災害等級劃分、勘災程序等議題有突破性研究。?《清代云南瘴氣與生態變遷研究》開創性地探討了瘴氣與環境變遷的互動關系?。她所承擔的重大科研項目"中國西南少數民族災害文化數據庫建設"，構建了中國首個系統性西南災害文化數據庫。近年來她還致力于少數民族災害文化的研究，開展了若干口述史的訪談，形成了豐碩的資料積累。

李光偉在中國災荒史研究領域，其研究聚焦于?清代至民國時期的災害治理、財政制度與國家政治互動關系?，尤其在田賦積欠與財政治理領域形成系統性創見。從財政制度與國家治理角度出發，從?制度、財政和政治維度?解析災害治理機制。其研究繼承李文海開創的近代災荒史學派（強調災害與社會變遷的深層關聯）?，同時融合財政史視野，形成“災害—財政—國家治理”三位一體的分析框架。將災荒視為“自然與社會互動的歷史透鏡”，突破傳統政治史敘事，從災害鏈透視國家治理能力。他發現財政集權悖論?，即康熙、乾隆朝普免全國賦稅依賴戰時形成的中央集權財政體制，雖短期惠民，卻因忽視地方財政彈性，導致省級虧空惡化。李光偉指出，這種“重蠲賦養民、輕恤官維穩”的模式暴露了帝國治理的剛性缺陷。他強調歷史災害治理經驗對當代的鏡鑒價值，參與國家社科重大項目“中國近代災害治理的歷史經驗與知識體系研究”，推動“歷史智慧融入災害治理現代化”。

蕭凌波的研究從氣候史與社會生態響應的角度，融合地理學技術方法與歷史文獻考據，開創了歷史氣候與社會系統互動的量化分析范式，為環境史和災害治理提供了重要實證基礎。國家自然科學基金“清代華北平原氣候變化難民潮時空變化”?（2011—2013），試圖重建社會經濟代用指標序列，分析氣候難民遷移規律。國家重點基礎研究計劃（973計劃）“過去2000年全球典型暖期研究”?（2010—2014），負責明清華北氣候變化影響模塊，論證暖期災害鏈與社會韌性關系。

從研究范疇看，李文海學派由官賑體制拓展到民賑機制、財政積弊、氣候難民（李光偉、韓祥、肖凌波）等方面，從方法論上看，充分調動了量化模型、GIS空間分析、數據庫建設（朱滸、趙逸才），從現實關懷角度看，李文海學派尤其注重歷史經驗總結，深度參與國家減災委咨詢（夏明方），推動“歷史智慧融入治理現代化”，既彰顯出一脈相承，又多有創新和開拓。

人大年輕一代災荒史研究者正以?制度韌性分析?、?跨學科技術融合?及?古今治理對話?為核心，重塑災害史研究的學術范式，其成果既延續了“人民共和國建設者搖籃”的紅色基因，亦為全球災害治理提供中國方案?。

蘇全有先生總結說：辛勤耕耘者中不僅有李文海等災荒史的資深學者，也包括以夏明方、朱滸為代表的一大批中青年學者。除李文海外，夏明方對“丁戊奇荒”的著力研究，對民國時期的自然災害與鄉村社會關系的研究；康沛竹對災荒與晚清政治關系的研究；李向軍對清代荒政的研究；朱滸對晚清義賑的深入研究，無一不體現著近代災荒研究的新老學者都盡己所能地在 這一領域作出自己的貢獻。我們相信，隨著時間的推進，近代災荒史的研究在不久的將來將會取得更加豐碩的成果。[5]

古代災荒曾被用來譴告皇帝，皇帝也曾主動自省，下達罪己詔，從古至今的歷史中災荒與人類生活依然如影隨形，時常也讓人們生發圖強的精神，秉持“天人合一”理念，將防災、抗災、救災作為減少災害影響的系統工程，古代曾有“黃河清、圣人出”的讖語，我們相信能夠經世致用的新時代的李文海災荒史研究團隊所開展的災害學研究一定會越來越使人世間變成化境，實現永續發展。

注釋：

[1]李文海.歷史并不遙遠[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第212頁。

[2]李文海.進一步加深和拓展清代災荒史研究[J].安徽大學學報,2005(6):1-5

[3]李文海.論中國近代災荒研究[J].中國人民大學學報, 1988(6):84-91。

[4]夏明方《民國時期自然災害與鄉村社會》書序，中華書局2000年版，第3頁。

[5]蘇全有等：李文海與中國近代災荒史研究述評，防災科技學院學報2008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