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中國文化一直處在一個文化的轉型時期，而且走出這個文化轉型時期大概還得有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在這一文化轉型期中，文化討論的內容無疑是“中西古今”之爭，其所要解決的問題是這樣三個相互聯系的問題：如何對待中國傳統文化，如何接受外來西方文化以及如何創建適應世界文化發展形勢的中國新文化。我們知道，文化的發展大體總是通過“認同”與“離異”兩個不同的階段來進行的。“認同”表現為與主流文化的一致和闡釋，這是文化在一定范圍內向縱深發展，是對已成模式的進一步開掘，同時表現為對異己力量的排斥和壓抑，其作用在于鞏固主流文化已經確立的界限與規范，使之得以鞏固和凝聚。“離異”則表現為批判和揚棄，對被排斥的加以兼容，把被壓抑的能量釋放出來，因而形成對主流文化的沖擊乃至顛覆，這種“離異”作用占主導地位的階段就是文化轉型時期。

在文化轉型時期對傳統文化往往并存著三種力量：即文化的保守主義派、文化的自由主義派和文化的激進主義派。這里我們使用“保守主義”、“自由主義”和“激進主義”僅僅是就其對傳統文化的態度這個意義上說的，并無其他意義，而且也并不和當時政治派別的分野有什么必然聯系，因此對這三派都不包含褒或者貶的意思。在文化轉型時期，這三種力量并存于同一框架中，它們之間的張力和摶擊正是推動文化以及社會前進的重要契機。而這三種力量歸根結底都與如何對待“傳統”有關。當然我們也要注意在不同歷史情況下，它們對文化的發展有著不同的意義。而在相當長的一個時期，許多人往往認為文化轉型時期只有“激進主義”對文化的發展才有推動作用，而“自由主義”特別是“保守主義”則是阻礙文化向前發展的。這個看法，我認為不正確，或者說至少是值得我們重新討論的。

20世紀以來，中國社會一直處于劇烈的動蕩之中，從文化上看它也正是一個重大的轉型時期。從1919年“五四”運動前后(或者說，從19世紀末)直到今天，中國文化由于種種原因一直沒有走出轉型時期。這個文化轉型時期由于社會的劇變和動蕩，因此使中國文化呈現為極其復雜、甚至可以說是難以理清的局面。

“五四”運動前后，當時有《新青年》、《新潮》、《東方雜志》、《國故》、《學衡》等代表不同思想傾向的雜志展開著文化上的東西古今之爭。繼“五四”運動之后，1923年發生了“科學與人生觀問題”的論戰，它是一次新文化運動的主流派與非主流派的大沖突。這次論戰是激進主義派聯合自由主義派與保守主義派的對壘。但論爭的結果看起來似乎是保守主義派失敗，但更重要的是自由主義派與激進主義派的分手。因此，自20年代中后期起，在中國文化界就出現了三足鼎立的局面。從20年代后期到30年代中期，在中國思想文化界論戰不斷，有發生在1927年后的自由主義派與激進主義派的“哲學問題”論戰；有發生在1927年直至1935年之間的有激進主義派、自由主義派和保守主義派都參與的“中國社會性質和社會史”論戰；有發生在1935年后由薩孟武等10教授發表的《中國本位文化建設宣言》引發的“全盤西化”與“本位文化”的論戰，等等。直至抗日戰爭時期，雖然文化界在抗日問題上取得了某種共識，但在文化問題上仍然存在著嚴重分歧。所有這些論戰與分歧都與“中西古今”之爭有著密切聯系。1949年后，中國大陸社會發生了巨大變化，隨之文化上也發生了異乎尋常的變化。當時有所謂“一邊倒”全盤倒向蘇聯的“全盤蘇化”的指導思想。在文化領域里可以說是激進主義獨領“風騷”的局面。這一時期對中國傳統文化、以至于非馬克思主義的西方文化基本上采取了否定的態度。文化大革命時期，可以說是中國文化上的一場大災難，它實際上一方面是一場對傳統文化的大破壞運動，另一方面又對傳統文化中的某些方面(如神化領袖的造神運動等)極力倡導，這就是文化上的激進主義發展成極“左”思潮所造成的惡果。文化大革命后，特別是三中全會后，結束了文化上的極“左”思潮的統治，又逐漸出現了對“傳統”的激進主義、自由主義和保守主義三派分野的局面。自1984年起，在全國出現了“文化熱”，這時中國文化界提出了文化上的“從傳統走向現代”的主張，并就此問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自90年代初，“國學熱”一度興起，而同時又出現了消解文化一元化的“后現代思潮”。到90年代中期，又發生了關于“人文精神”問題的爭論，以及“國學”與馬克思主義關系的討論和儒家文化與基督教文化的爭論等等。直至近一兩年又有自由主義派與“新左派”的激烈爭論和對“現代性”不同層面的思考。因此，我們可以看到進入90年代，文化上的多元化格局已逐漸形成。展望21世紀，在中國文化界這種多元化的局面將會繼續相當長的一個時期。反觀20世紀中國文化的發展正是在這“中西古今”之爭中前進的。

百多年來，在中國文化的發展問題上一直存在著“古今中西”之爭，也就是說中國的知識界一直都關注著中國社會如何走向現代、如何使中國文化重振輝煌或者是中國文化應如何徹底改造。我們從已走過的這段歷史是否能得到某些有益的經驗和教訓呢？我認為或者可以歸為以下三點：

(一)在文化轉型時期，在學術文化領域，學術文化的發展往往是多元的，正是由于有激進主義派、自由主義派和保守主義派并存，在這三種力量的張力與搏擊的推動下，學術文化才不至于朝著單一的路向發展，而得以較為健康地發展。正是不同趨向的文化合力推動著文化的進步。在文化的激進主義派、自由主義派和保守主義派并存的情況下，由于具體形勢的不同就不能用一種凝固的教條的價值標準判斷他們的高下，特別是不能用某種外加的意識形態的標準來判斷他們的高下，這樣學術文化才能比較健康發展。也就是說，我們應對這三種力量在不同情況下對中國文化發展的不同作用作客觀的、不帶偏見的評價，這樣才可以對一個世紀以來的中國文化發展的歷史作出合理的、合乎實際的分析。我們應該看到，激進主義派在文化轉型時期的一定階段往往起著打破已僵化的舊傳統、開創文化發展新局面的作用；但是如果激進主義發展到極端，將會成為全面否定傳統的極左思想。而保守主義派則可以起著使傳統不至于斷絕，而使民族文化傳統有得以繼往開來的可能；但是如果保守主義把自己封閉在過時的傳統之中，它定會成為狹隘的民族主義和國粹主義。自由主義派則可為文化的發展提出新的問題和新的思考層面，保證文化能有一較為廣闊的空間；但是如果自由主義脫離實際地擴張自我，這樣就會走向相對主義。所以對這三派的功過都應根據具體歷史條件作實事求是的分析。同時，我們也還應注意到，文化轉型時期決不是一個短的時期，春秋戰國到西漢儒家思想成為正統，定于一尊，經過了三四百年；魏晉到隋唐也經過了三四百年；從19世紀末到現在不過一百多年，因此很可能還得有一個相當的時期中國文化才可以走出轉型期，形成適應世界文化發展趨勢的中華民族的新的文化傳統。

(二)百多年來中國文化所存在的“中西古今”之爭，我認為在這個問題上存在兩種偏向：一種觀點認為“中西”之爭都是“古今”之爭，全盤西化派大都持此種看法；另一種觀點認為“中西”之爭都不是“古今”之爭，國粹派大都持此觀點。在當時的爭論中，“中西”之爭確有“古今”的問題，例如要不要“科學與民主”的問題，“三綱五常”“三從四德”等是否適合現代社會的要求以及維護專制制度的禮樂制度是否合理等等，這些問題是要不要走出“前現代”，它是“古今”之爭的問題，是屬于時代性的問題。但并不是“中西”問題都和“古今”問題有關，例如在中國傳統哲學中的“天人合一”、“知行合一”、“情景合一”、“以德抗位”、“和為貴”、“和而不同”等等問題，特別是以內在超越為特征的人的主體意識，這些問題并不因其與西方文化不同，也不因時代的變遷而失去意義，它們完全可以隨著我們民族文化的發展而“茍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因此，我們可以說，正是中國文化中有這些深遠意義的思想觀點和對這些觀點在不同歷史時期新的詮釋，我們的民族文化才可以在現代文化發展的總趨勢中發揮特殊的積極作用。今日之世界聯系非常密切，無論哪一個國家或民族都不能不關注當今人類社會所面臨的共同問題，這就是“和平與發展”的問題，所以世界文化只能是在全球意識下在文化多元化的進程中得到發展。“全球意識”這是個時代性的問題，這是一個文化發展的“共性”問題；“文化的多元化發展”是各民族文化所表現的民族特色問題，這是一個文化發展的“個性”問題。在現今任何民族文化的發展都應體現“共性”與“特性”、“時代性”與“民族性”的結合。百多年來中國文化的“中西古今”之爭很可能都是由于沒有正確解決文化發展的時代性與民族性，共性與個性引起的。

(三)在中國百多年來的文化發展史上，“古今中西”之爭常常表現為把“啟蒙”、“救亡”與“學術”分割開來，或者認為由于“救亡”壓倒了“啟蒙”而妨礙了思想的啟蒙；或者認為“啟蒙”、“救亡”影響了“學術”的自由發展；或者認為“為學術而學術”對社會進步起著消極作用等等。我認為這些觀點都只是看到了問題的一面，而中國學術文化的發展不僅需要“啟蒙”，而且必須關注現實社會問題和國家民族的命運，同時也應允許“為學術而學術”、“為藝術而藝術”。中國知識分子自古以來對自己的民族和文化都抱有一種社會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無論是希望由“邊緣”進入“中心”，還是遠離“中心”而甘愿“邊緣化”，只要對民族文化的發展有意義都應肯定。特別是在社會相對穩定的情況下，“為學術而學術”可以使一些學者擺脫眼前的功利效用，而深入探討關于人類社會命運的終極問題，即那些遠離“實際”而進入“真際”的形而上學問題。甚至用新觀點和新方法對中國傳統文化(包括新發現和新出土的文物)的整理和詮釋，同樣也應受到我們的重視。因此，我認為無論是以學術文化來從事“啟蒙”工作，還是以它來服務于“富國強兵”，或者以它來實現某種“純學理”的研究，都會推動中華學術文化的發展，都會使中華文化和中華民族在世界上取得應有的地位。當前我們的學術文化界也許考慮眼前的功利太多了，而對“純學理”的研究太少了，特別是長期以來“重理輕文”的影響十分嚴重，這對我國的學術文化發展和民族文化的復興并非幸事。現在，我希望中國知識界應該有更廣的胸懷，在發展中國文化的過程中，既可以堅持自己選擇的研究方向，也應尊重別人選擇的研究方向，可以“和而不同”，這也許更符合中國文化的“中庸之道”的精神，為中國學術文化界樹立一種新的風尚。

（原刊于《中國文化研究》2001年夏之卷，有刪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