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歷史學者王笛新作。從茶館出發，走進城市日常生活，通過考察20世紀下半葉成都的茶館，探究大眾文化以及公共生活的興衰起伏，理解當代中國的轉型與變遷。

榮獲美國城市史學會“最佳著作獎”，《茶館：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觀世界（1900—1950）》姊妹篇。

《茶館：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觀世界（1950—2000）》

王笛 著

出版社：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大學問

出版時間：2025年8月

定價：89元

作 者：

王笛，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歷史學博士，澳門大學人文學院歷史系講席教授。主要關注中國社會史、城市史、新文化史、日常生活史和微觀史的研究。學術代表作有《茶館》《袍哥》等，歷史非虛構作品有《中國記事（1912—1928）》《消失的古城》等。其作品榮獲美國城市史學會（UHA）“最佳著作獎”、《亞洲周刊》“2022全球華人十大好書”、單向街書店文學獎、首屆呂梁文學獎等獎項。

郭松義，1935年生，浙江上虞人。中國社會科學院榮譽學部委員、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主要研究方向為清史、經濟史、社會史，曾就清代的人口問題，清代農業、商業、婚姻家庭，以及國家經濟政策等方面問題做過重點研究。出版有《中國婦女通史·清代卷》《清代民間婚書研究》等著作20余部（含合著），發表論文百余篇。

內容簡介

茶館是成都傳統文化與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當地人習慣在那里打麻將、掏耳朵、約會、看戲等。

本書為著名學者王笛新作，通過考察20世紀下半葉成都的茶館，探究大眾文化以及公共生活的興衰起伏，從而透視中國社會半個世紀的劇變。書中，作者將歷史人類學和社會人類學的方法結合起來，利用檔案材料及田野調查，聚焦茶館業主、顧客、藝人、掏耳匠等底層人物，以白描式的手法勾勒他們在茶館這一公共空間的喜怒哀樂、命運抉擇，從而展現出一幅飽滿、立體的城市生活圖景。通過本書，人們不僅可以看到城市的發展及其邏輯，還可以從這些細節背后，重新觸摸一座城市的歷史與記憶，理解當代中國的轉型與變遷。

叢書簡介

大學問·中國城市史研究系列：在城市中發現中國歷史

以史家之筆觸碰城市的歷史和記憶

窺見一個已經消失但在當今時代留下印記的世界

為城市寫史，為小人物立傳

出版信息：《亦官亦商：明清時期天津的鹽商與社會》《晚清中國城市的水與電：生活在天津的丹麥人，1860—1912》《天津工人：1900—1949》《茶館：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觀世界（1950—2000）》

名家推薦/ 精彩書評

本書的魅力在于從小的城市空間展示出大的歷史變遷，這樣，成都茶館成了一個微觀世界，由此可觀察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社會以及改革開放后的公共生活和經濟發展。……本書以多學科交叉的研究取向，采用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的方法和理論，挖掘各種歷史文獻，包括報紙、日記、個人記錄，以及茶館文化的口述史料，使這個研究非常深入。總之，本書不僅對中國和全球城市史的研究做出重要貢獻，而且有助于我們進一步理解非西方語境下的市民社會和公共領域這樣的重大問題。

——美國城市史學會（The Urban History Association）

“最佳著作獎”（2018—2019）頒獎詞

本書呈現了作者王笛作為新一代中國城市研究者的全部特征。如同他的其他幾本專著一樣，本書展示了敏銳的思想、廣博的知識，以及把抽象觀念（公共領域和民間社會）與檔案和文化資料（報紙、照片和繪畫、實地考察和電視節目等）高超地結合在一起的能力。因此，如果要理解當代中國的轉型與變遷，本書將是必讀之作。

——《歷史新書評論》（History：Reviews of New Books）

王笛通過考察20世紀下半葉成都的茶館、大眾文化以及公共生活的興衰起伏，重新發現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作者將歷史人類學和社會人類學的方法、對新發現檔案的深入分析以及對各種茶館的田野調查，成功地結合起來……任何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或中國近代社會有興趣的讀者，都應該閱讀這本書。

——《中國評論》（The ChinaReview）

本書令人非常陶醉，王笛把傳統中國茶館文化、大眾娛樂和社會主義國家進入日常生活空間的復雜關系交織在一起，為我們提供了這部有關社會主義時期成都茶館的杰出研究作品。本書的寫作非常清晰，敘事手法生動，不但是對中國社會史有興趣的人的必讀之書，對那些希望了解公共空間、日常生活和文化的一般讀者也是非常適合的……王笛的中心論題再次證明，像成都茶館這樣小的城市空間，也能提供一個“理想的窗口”去觀察中國社會的轉型。

——《中國研究書評》（China Review International）

王笛兩本有關茶館的專著，展示了茶館作為20世紀成都公共空間的重要性，分析了茶館在過去幾十年中為城市居民服務的多種方式……正如王笛所觀察的，今天的成都茶館已成為一種休閑生活的象征，對當代中國人具有極大的吸引力。

——《中國季刊》（China Quarterly）

王笛對20世紀下半葉成都茶館的精心研究表明，政府如何能夠極大地影響城市居民的日常生活……這是有關茶館在成都城市文化中所起作用的最好敘事。如果結合王笛上一部關于1950年之前茶館的研究作品一起閱讀，可以看到社會主義時期國家與社會之間的相互作用，其實可以追溯到20世紀初。現時對中國城市變遷的研究仍舊側重沿海大城市，但王笛的研究則回顧了成都百年歷史，這對研究中國城市變遷是必不可少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評論》（The PRC HistoryReview）

本書亮點

1.著名歷史學者王笛新作，《茶館：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觀世界（1900—1950）》姊妹篇，榮獲美國城市史學會“最佳著作獎”，《歷史新書評論》《中國評論》等刊物一致推薦。

2.從成都茶館觀察百年中國的轉型與變遷。本書從茶館的休閑、社交、娛樂、經營、群體、組織、秩序等多個角度，切入茶館的社會、文化、政治角色，考察20世紀下半葉成都的茶館、大眾文化以及公共生活的興衰起伏，理解當代中國的轉型與變遷。

3.走進居民日常生活，感受城市歷史脈動。本書聚焦茶館業主、顧客、藝人、掏耳匠等底層人物，以白描式的手法勾勒他們在茶館這一公共空間的喜怒哀樂、命運抉擇，從而展現出一幅飽滿、立體的城市生活圖景。

4.史料詳實，內容豐富，故事生動。本書運用人類學和社會學的理論方法，挖掘了報紙、日記、私人記錄等歷史資料，并搜集茶館文化的口述歷史，通過細節重構普通人的公共生活，展現了小人物的鮮活故事。

5.對中國和全球城市史的研究做出重要貢獻。現時對中國城市變遷的研究仍舊側重沿海大城市，但王笛的研究聚焦內陸城市成都，回顧了成都百年歷史，這對研究中國城市變遷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有助于我們進一步理解非西方語境下的市民社會和公共領域這樣的重大問題。

精彩書摘

中文版序

我在我上一部茶館系列研究著作《茶館：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觀世界，1900—1950》（北京大學出版社，2021年）里，寫下了下面一段話作為全書的結束：

幾個小時以后，他們盡管仍然會像50年前世紀開始的第一天那樣，把茶館的門板一塊塊卸下，但他們不知道，他們和這個城市一起，已經踏入雖然轟轟烈烈但是已不再屬于茶館和茶客們的另一個完全不同的時代。熙熙攘攘的日常生活空間將不復存在，人們到哪里去尋回老成都和老茶館的舊夢？

現在讀者手中的這本書，就是講述茶館和茶客們在那個“轟轟烈烈”的“完全不同的時代”的經歷。茶館是節奏緩慢的日常生活空間，本身就與“轟轟烈烈”是不兼容的。通過對一百年成都茶館的研究，我或許可以得出下面的結論：在轟轟烈烈的時代，茶館會衰落；但是當人們生活趨于平常和安寧，茶館就會復興。轟轟烈烈不可能持久，平平淡淡才是人們生活的本身。

改革開放使中國政治和社會告別了轟轟烈烈的時代，這給予了茶館復興的空間。到了21世紀，茶館發展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幾乎沒有人—無論是茶館的反對者或是支持者，會預見到這個結果。

抗戰時期，許多外省人來到成都（四川人習慣稱他們為下江人），對成都人坐茶鋪的習慣非常不理解，特別是在民族危亡之際，人們居然還在茶館清談，不是正應了“清談誤國”那句老話嗎？一個叫“老鄉”的人，在1942年12月26至28日《華西晚報》上，發表了題為《談成都人吃茶》的系列文章，旗幟鮮明地為茶館和茶館生活辯護。但是有趣的是，他在該文章的最后說道：

如果今后新的公共場所建設，會人約朋，也可以少在茶館里。我們不主張喊成都茶館萬歲……只消社會進步，有代替茶館的所在出現，它定要衰落，甚至于不存在。不過，在今天，就是這個時候，還沒有代替茶館的地方出現，我們還是只好進茶館，喝香片，休息，談天，辦事，會友……一切的一切，按成都的老話，“口子上吃茶”。

可見，即使這個茶館最堅定的支持者和辯護者，對于茶館的未來也是抱著悲觀態度的，也相信茶館必將隨著社會的發展而被淘汰。然而，“老鄉”和當時的人們做夢也想不到的是，即便在今天高度現代化的成都，各種不同類型和檔次的公共娛樂空間令人目不暇接，茶館也沒有衰落，反而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繁榮。

如果說晚清民國時期，成都茶館生意的興隆是由于缺乏其他公共場所的競爭，是由于飲水、燃料、信息傳播、娛樂、休閑、社會交往等一系列的需要；那么當今這個城市已有各種公共場所供人們選擇，過去家庭飲茶和使用熱水等困難，皆已不復存在，為什么茶館在數量上，會從民國時期的六百多家發展到世紀之交的三四千家，甚至在今天，成都的茶館已經近萬家了？這固然有成都地域擴大和人口增多的因素，但是一個不爭的事實是，在今天的中國，成都茶館可謂一騎絕塵，任何城市都不能望其項背。為什么仍然有許多人選擇去茶館喝茶？對這個問題，本書作出了回答并解釋了其內在的動力。

這本關于社會主義時期茶館的研究，涉及“國家”（或者“國家政權”“國家權力”“國家機器”）與地方社會、地方文化的關系問題。正如我在《茶館：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觀世界，1900—1950》的中文版序中指出的，書中所使用的“國家”一詞，乃是指國家政權：

在英文中，與中文“國家”一詞相近的詞至少有三個是常用的，即country、nation和state。但這三個詞在英語中有明顯區別，country是從地緣的角度講“國家”，nation是從民族的角度講“國家”，而state是從國家體制和國家機器角度講“國家”。在本書中，我所講的“國家”是state，因此經常又是“政府”的同義詞。作為state的“國家”，在本書中有時也具有不同的含義，當相對人民而言，它是“政府”，可以是中央政府，也可以是地方政府……當相對地方而言，它是“中央政府”，具有state和“全國的”（national）的雙重含義。

因此，讀者最好把本書和上面提到的茶館研究的第一部結合來讀，兩者合為成都茶館的一部完整的百年史。這個百年史，雖然主題是茶館，但也是從茶館這個微觀世界所看到的一部中國城市的百年經濟史、百年社會史、百年文化史、百年大眾史、百年日常生活史，乃至百年中國人的心性史。

這本專著是我寫得最困難的書，在我的全部著述中，本書花的時間最長，付出的精力最多。本書的文獻收集和田野調查是在1997至2003年間完成的，到2017年我把英文版終稿交給康奈爾大學出版社并完成本書的中文版，以及寫下這篇序言的最初版本的時候，已經過去整整20年了。我在當時無比輕松地寫道，這個課題“現在終于要畫上一個句號了”。但是沒有想到的是，從中文稿完成到修改這篇序言的第三稿，已經四年有余。

2006年《茶館：成都的公共生活和微觀世界，1900—1950》完成后，我便將主要精力都投放到了這部書的寫作上，而且在2006至2007年度作為美國全國人文中心（National Humanities Center）的研究基金獲得者，在那里待了一學年，把全部心思都放在本書的寫作上。我當時想，有整整一年寫作的墊底，這個寫作計劃應該是很順利的。但是英文版初稿到2013年才完成，修改更是艱苦，花了幾乎四年的時間。

然而，所有的這些付出都是值得的。本書英文版出版以后，受到學術界的極大關注，《美國歷史評論》（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中國季刊》（China Quarterly）、《跨學科歷史雜志》（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評論》（The PRC History Review）、《中國評論》（The China Review）、《歷史·新書評論》（History：Reviews of New Books）、《中國研究·書評》（China Review International）等西方學術期刊發表了書評，給予了充分的肯定。特別是《中國研究·書評》發表的長篇專題評述，對本書的學術貢獻進行了詳細討論。

更加令人欣慰的是，本書獲得美國城市史學會（The Urban History Association）頒發的兩年一度的“最佳著作獎”（2018—2019）。這是繼《街頭文化：成都公共空間、下層民眾與地方政治，1870—1930》（Street Culture in Chengdu：Public Space，Urban Commoners，and Local Politics，1870—1930）于2005年獲頒此獎的14年后，我第二次獲獎。頒獎詞稱：

本書的魅力在于從小的城市空間展示出大的政治變遷，這樣，成都茶館成為一個微觀世界，由此可觀察毛澤東時代的中國社會以及改革開放后的公共生活和經濟發展。……本書以多學科交叉的研究取向，采用人類學和社會學研究的方法和理論，并挖掘各種歷史文獻，包括報紙、日記、個人記錄，以及茶館文化的口述數據，使這個研究非常深入。總之，本書不僅對中國和全球城市史的研究作出重要貢獻，而且有助于我們進一步理解非西方語境下的市民社會和公共領域這樣的重大問題。

以上提到的書評以及美國城市史學會的頒獎詞，對本書的學術貢獻進行了概括和評述，主要有如下幾方面：

第一，從小的城市空間展示了大的政治變遷，微觀史的方法將我們對中國城市的觀察引導深入社會的基層；

第二，對社會主義時期公共生活的探索，展示了公共生活的變化，給讀者提供大量生動的細節；

第三，以多學科交叉的研究取向，采用歷史學、人類學和社會學的方法和理論，把公共領域等問題的討論與檔案等文獻的使用有機結合在一起；

第四，發現和挖掘了豐富的資料，甚至有論者指出，僅就目前社會主義時期檔案利用存在著的困難，這本書都有其特殊的價值；

第五，進一步理解不同人群與國家權力的關系這樣的重大問題；

第六，寫作風格適合一般讀者，不僅分析和論述嚴密，而且有大量有趣的故事和描述；等等。

但是，也有西方學者就我對公共領域和市民社會的發展過于樂觀提出商榷，在此我也利用這個機會進行回應。在本書的結論中，我討論了改革開放以后公共領域的發展，將互聯網視為一個可能的替代選項，因為人們能夠接觸到各方面的信息，言論表達不僅僅有官方的渠道，公共領域將不可避免地持續發展。

實事求是地說，雖然輿論環境在不斷變化，但是無論如何比起紙媒時代，人們的表達渠道還是更多元化了。特別是對于一些突發事件和災害，過去如果官媒不報道，我們便不得而知，也沒有任何地方可以對這些問題進行公開討論，但是現在信息和觀點可以迅速擴散，大眾有了傳播和發表意見的機會。

而且，由于網絡會議和講座的廣泛使用，民眾能夠更直接地與學者進行對話，知識分子思想的傳播，超過以往的任何時期。以我自己的經歷為例，2020年12月，我在北京大學博雅講壇以“公共領域與當代中國的城市管理：疫情期間的歷史思考”為題的講座，據組織者所得到的數據，共有32萬人在線收看。如此龐大的聽眾群體，是過去紙媒時代無論如何也不敢想象的。我與國內同人的幾次在線對話節目，聽眾也有幾萬乃至十幾萬。

當然，網上講座的言論并不是可以隨自己意愿任意地進行表達的，但還是能夠發出理性的聲音。例如我在上面提到的博雅講壇的講座，主題是公共領域與中國城市管理，而在1990年代，國內歷史學界對公共領域的討論，還有一些禁忌。記得我在1996年第一期《歷史研究》發表了《晚清長江上游地區公共領域的發展》一文，接著該刊第二期發表了一篇與我這篇論文進行對話的文章，但很快，雜志對這個問題的討論便戛然而止。

我在前面提到的博雅論壇講座上，便對政府全方位的介入和公共領域的萎縮表達了下面的態度：

公共領域還有一個重要內容，就是“公論”，也就是公眾輿論。就是說，不能只有官方的聲音，得有社會、民間的聲音，就是過去我們經常說的什么事情的評價都是“自有公論”，其實也就是今天我們經常說的“輿論監督”。要讓公眾去對一些重要事情發表看法，作出評判。讓人民參與城市管理的決策，是有益無害的事情，可以讓政府看到民意、民情。……

雖然在公共意見的表達上，現狀并不令人滿意，但是，我現在還不打算修正我在本書中關于公共領域的結論，因為歷史的發展不是直線的，而是曲折的，事物總是在不斷的變化之中，中國的公共領域（包括公共領域中十分重要的“公論”）的發展也不會是一帆風順的。

談到公共領域的問題，我想順便提一下香港和澳門。這兩個城市的公共領域一直比較穩定，那里自發的社會組織沒有被政府有組織地禁止過，符合哈貝馬斯（Jürgen Habermas）所說的“公共領域”幾乎全部的特征。我說的“公共領域”，包括各種社會團體。這種團體可能是政治的、慈善的、教育的、文化的等社會各階層的，以及行業的。并不是說他們不和政府發生關系，或者一定和政府發生對抗，甚至許多社會團體還接受政府的財政資助；但是他們能夠保持相對的獨立性，并在自己組織所代表的范圍內提供服務或者爭取自己的利益。從相當的程度上來講，香港和澳門的公共領域，比改革開放以后在內地出現的公共領域要更為成熟，在城市中扮演著更重要的角色。

香港和澳門還有另一個特點，即沒有經歷過像內地城市那樣劇烈的起伏波動。香港和澳門獨特的城市發展路徑，使它們成為中西方交流的橋梁。它們的社會和城市發展在相對穩定的情況下，基本上處于一個自然的發展狀態。例如在香港，哪怕房價已經非常高，也并沒有出現房地產的瘋狂開發，大量綠地和山地仍被保留下來。

而在澳門，為了建立大規模的娛樂設施，即使填海，也沒有對老城進行大規模的清拆，它的老街區、廟宇、教堂、家庭作坊、老商鋪等基本上都能夠幸存下來。如果對照著名美國城市研究者簡·雅各布斯（Jane Jacobs）《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中的觀點，一個城市是否適合居住，并不見于它有多少新的設施或者公園，而在于人們是否能夠在走路的范圍之內，得到比較完整的日常生活服務，包括商店、餐館、咖啡館、理發店等設施。那么，就此而論，澳門也算是一個比較理想的地方。對香港、澳門的城市史研究，大可選擇它們自己的“微觀世界”，如茶餐廳、教堂、街市甚至郊野公園，必能揭示其全新的歷史圖景，豐富我們對“城市”的認識。

最后，需要說明的是，中國學者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研究已經取得不少新成果，本書雖然也涉及一些有代表性的中文著述，但由于內容以英文寫成，主要是針對西方學術界的觀點進行討論和對話，因此引用的英文文獻要多于中文文獻。不過這也有一個好處，中國讀者可以就此了解西方有關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的研究，特別是關于城市研究的一些代表性觀點和成果。

細心的讀者或許可以發現，中文版和英文原版有許多不同的地方，這是因為中文版并沒有完全根據英文版直譯。我盡量按照中文寫作的習慣進行了調整，例如不少引文，英文版只是點到為止，而中文的引述盡量完整，這也是作者自己翻譯的一種特權吧。

王笛

2017年5月28日初稿于澳門大學

2017年7月22日二稿于沿長江的旅途中

2021年10月18日三稿于澳門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