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遠東共和國的歷史定位與中國的戰略誤判

1920 年 4 月 6 日成立的遠東共和國，本質是蘇俄在國內戰爭時期為應對日本干涉而設立的戰略緩沖國。其領土范圍覆蓋貝加爾湖以東至太平洋沿岸的 300 萬平方公里土地，包括今俄羅斯遠東聯邦管區的核心區域。這一政權的建立，源于蘇俄在 1918-1922 年遠東干涉戰爭中的軍事失利 —— 日本聯合英美等國在海參崴登陸，扶持白衛軍建立 “全俄臨時政府”，試圖將遠東從蘇俄版圖中割裂。

對中國而言，遠東共和國的成立帶來雙重影響：

1. 主權爭議的延續

   ：該政權繼承了沙俄對中國東北和外蒙古的領土野心。1921 年，遠東共和國軍隊以 “剿匪” 名義占領庫倫（今烏蘭巴托），迫使外蒙古脫離中國 5 。盡管北洋政府多次抗議，蘇俄仍通過《布連斯奇條約》（1727 年）和《恰克圖條約》（1728 年）將貝加爾湖地區劃歸俄羅斯，徹底剝奪中國對布里亞特故地的主權訴求。

2. 經濟依賴的形成

   ：遠東共和國時期，中俄邊境貿易達到歷史峰值。1918-1920 年，璦琿海關進出口貨值達庫平銀 768 萬兩，中國東北的糧食、布匹通過中東鐵路源源不斷輸入遠東 1 。這種經濟紐帶為后來蘇聯對東北的滲透埋下伏筆。

遠東共和國的成立與并入蘇聯的過程，始終伴隨著國際法層面的爭議：

1. 成立合法性的缺失：

• 程序缺陷

  ：1920 年 3 月 28 日，蘇俄在外貝加爾地區組織 “制憲會議”，參會代表僅涵蓋布爾什維克控制區的少數居民，未包括被日本占領的濱海州和薩哈林島 1 。這種 “部分代表” 的合法性，使其從誕生起就被國際社會視為蘇俄的傀儡。

• 意識形態矛盾

  ：遠東共和國名義上實行 “資產階級民主制”，但實際由俄共（布）中央遠東局直接控制。首任總統克拉斯諾切科夫是布爾什維克元老，政府成員中 70% 為共產黨員 20 。這種 “雙重面孔” 暴露了其作為蘇俄代理人的本質。

并入蘇聯的法律瑕疵：

• “自愿加入” 的謊言

  ：1922 年 11 月 15 日，遠東共和國國民議會以 “保護主權” 為由通過《合并宣言》，宣稱 “自愿加入蘇俄”。但根據解密檔案，該決議是在紅軍坦克包圍議會大廈的情況下通過的 4 。

• 國際承認的缺失

  ：除蘇俄外，僅有日本、中國北洋政府等少數國家承認遠東共和國。1924 年《中蘇解決懸案大綱協定》簽訂后，中國明確要求蘇俄 “歸還中東鐵路及遠東被占領土”，但蘇俄以 “遠東共和國已并入蘇聯” 為由拒絕履行 15 。

1. 國際法層面的自決權困境：

• 民族構成的單一性

  ：遠東地區 85% 的人口為俄羅斯族，少數民族（如布里亞特人、鄂溫克人）僅占 15%，且缺乏獨立的民族政治實體 13 。根據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自決權僅適用于 “被殖民或壓迫的民族”，而遠東并不符合這一條件。

• 先例的局限性

  ：盡管庫爾德、加泰羅尼亞等地區曾嘗試公投獨立，但國際法對此類行為的承認極為謹慎。例如，國際法院在 2010 年裁定 “科索沃獨立不違反國際法”，但強調其特殊性（前南斯拉夫解體的歷史背景） 10 。遠東若效仿，難以獲得類似支持。

俄羅斯憲法的剛性約束：

• 領土不可分割原則

  ：俄羅斯憲法第 65 條明確規定，聯邦主體的邊界不可變更，任何分離行為均屬違憲。車臣戰爭（1994-1996 年）中，俄軍以 “維護憲法” 名義鎮壓獨立運動，確立了中央政府對分離主義的零容忍態度。

• 經濟依賴的枷鎖

  ：遠東地區 60% 的財政收入依賴中央轉移支付，能源、礦產等核心產業由莫斯科直接控制 13 。若獨立，該地區將面臨基礎設施癱瘓、貿易通道中斷等致命打擊，經濟可行性極低。

地緣政治的現實制約：

• 中俄戰略協作的屏障

  ：遠東是俄羅斯 “向東看” 政策的核心區域，也是中俄能源合作（如中俄東線天然氣管道）的關鍵節點。中國在 2024 年提出的 “東北振興 - 遠東開發” 協同計劃中，明確將遠東納入區域經濟一體化框架 6 。任何獨立傾向都可能破壞這一戰略平衡。

• 美日等國的干預風險

  ：若遠東出現分離跡象，美國可能效仿對烏克蘭的 “顏色革命” 模式，通過扶持地方勢力制造動蕩。但俄羅斯對遠東的軍事控制極為嚴密，太平洋艦隊和東部軍區常年部署重兵，外部勢力難以滲透 17 。

遠東共和國的興衰揭示了一個深刻規律：邊疆地區的歸屬從來不是單純的法律問題，而是文明力量對比的綜合結果。從 17 世紀沙俄東擴到 21 世紀的中俄合作，遠東始終是大國博弈的前沿。對中國而言，這段歷史提供了三重啟示：

1. 主權意識的覺醒

   ：1924 年《中蘇解決懸案大綱協定》簽訂后，中國雖未收回遠東領土，但通過法律程序明確了對歷史條約的否定態度。這為 2004 年《中俄國界東段補充協定》的簽署奠定了法理基礎 15 。

2. 經濟整合的智慧

   ：當前中俄在遠東的合作（如 “濱海 1 號”“濱海 2 號” 國際交通走廊），本質是通過經濟紐帶弱化歷史爭議。這種 “以發展促穩定” 的策略，比單純的領土訴求更具現實意義。

3. 文明韌性的構建

   ：布里亞特人南遷后融入中國蒙古族，其語言、文化得以保存；而留在俄羅斯的布里亞特人卻經歷了 “俄羅斯化” 改造。這印證了亨廷頓的論斷：“邊疆安全的本質是文明存續的競爭。”

遠東共和國的歷史，是一部殖民主義與反殖民主義的博弈史，也是近代國際法體系重構邊疆秩序的縮影。它的成立與消亡，既暴露了強權政治的野蠻性，也揭示了弱小民族在大國夾縫中的生存困境。在全球化深度發展的今天，單純的領土主權思維已難以應對復雜的地緣挑戰。唯有構建基于文明共生的邊疆治理體系，才能實現真正的長治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