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4日下午，國務院總理李強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同歐洲理事會主席科斯塔、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共同主持第二十五次中國－歐盟領導人會晤。

李強指出，歷史反復證明，每當中歐能夠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開放，雙方合作就很順暢，彼此就都受益；每當中歐之間出現隔閡、關系受到干擾，雙方合作就會遭遇阻礙，彼此就都受損。中歐有著廣泛共同利益，沒有根本利害沖突。無論國際風云如何變化，合作都應當是中歐關系的主基調。中方愿同歐方推動經貿合作提質升級，鞏固深化貿易、投資等傳統領域合作，積極拓展人工智能、數字經濟、綠色發展等新興領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雙方可以打造“升級版”中歐出口管制對話機制，保證中歐產供鏈穩定。雙方要堅持通過對話磋商、深化合作，妥善解決分歧摩擦。希望歐方堅持市場原則，為中國企業赴歐投資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視的營商環境。

科斯塔和馮德萊恩表示，歐方致力于同中國發展深化長期穩定的伙伴關系，愿同中方加強對話溝通，增進相互理解，妥處彼此關切，促進貿易、投資等領域合作，加強歐中出口管制合作，共同維護產供鏈穩定，更好促進各自發展。歐方愿同中方攜手應對氣候變化、保護生物多樣性等全球性挑戰，支持世貿組織在國際經貿關系中發揮核心作用，共同維護多邊主義。

會晤后，雙方共同發表《中歐領導人關于應對氣候變化的聯合聲明》。

當天，李強還同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共同出席中歐企業家座談會。近60位中歐商會和企業負責人出席。

中歐建交50年以來，經貿投資合作持續深化拓展，也突出體現了中歐合作的務實性。正如李強在聽取雙方企業家代表發言后所指出，從中歐建交50年歷程看，合作是中歐雙方的唯一正確選擇。回顧這半個世紀，中歐經貿合作展現出強大的內生動力。雙邊貿易額、雙向投資總體保持較快增長，雙方企業、民眾都從中獲得實實在在的利益。只要中歐堅持自由、開放的理念，加強市場聯通、產業對接，雙方就能更好發揮比較優勢、互利共贏。

7月24日下午，國務院總理李強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同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共同出席中歐企業家座談會。攝影/本刊記者 田雨昊

現實困境

最近5年來，中歐經貿關系日益受歐盟對華“去風險”政策、反補貼調查、投資審查等影響。如今在美國的全球“關稅戰”影響和沖擊下，這一關系變得更不穩定。

整體來看，在國際秩序發生重大調整的背景下，中歐經貿關系既面臨雙邊層面的挑戰，也面臨來自國際環境急劇變化所導致的困難。其中，雙邊層面的挑戰是主要的，既包括競爭帶來的問題，也包括安全化和貿易不平衡等問題；國際環境變化的挑戰，則主要體現為受到美國保護主義政策刺激，歐盟對華經貿政策出現新的調整。為緩解和解決當前雙邊經貿困境，塑造健康穩定的雙邊經貿關系，中歐應共同從機制建設、信任提升、良好國際環境營造等多方面著力。

在國際秩序發生重大調整的背景下，中歐經貿關系既面臨雙邊層面的挑戰，也面臨來自國際環境變化所導致的困難。其中，雙邊層面的挑戰是主要的，既包括競爭帶來的問題，也包括安全化和貿易不平衡等問題；國際環境的挑戰在當前主要體現為美國保護主義政策刺激歐盟對華經貿政策出現新的調整。

無論從長期還是短期來看，中歐經貿關系的最主要挑戰首先是競爭問題。隨著中國產業升級和科技進步，中國產品不斷往價值鏈高端演化，再加上相對較低的勞動力成本和本土全產業鏈及規模效應所帶來的相對較低的其他企業成本，中國許多商品不僅在類型上日益接近歐洲商品，且價格更具吸引力，從而對歐洲同類商品構成日益強大的競爭。簡而言之，過去完美的商品互補性正被日益激烈的競爭性所取代。

除商品競爭外，投資領域的競爭也日益明顯。自20世紀晚期中國政府提倡“走出去”后，中國企業對外投資日益增多，盡管投資存量目前仍不及歐洲，但流量增長迅猛，一定程度上還與發展政策相結合，通過對外援助進一步促進對外投資增長。在能源、農業、礦石和原材料及基建領域，中歐在非洲、拉美、中東甚至中東歐都存在大量投資領域競爭。此外，由于中國在非洲投資增長迅速，歐洲還曾因此誣賴中國在非洲從事“新殖民主義”活動。

另一方面，隨著商品和投資等領域的競爭加劇，雙方在經貿領域的規則競爭也遭歐洲詬詈。隨著中國企業不斷向海外進軍，歐盟對中國企業在規則領域的質疑和指責也越來越多。比如，歐盟時常無來由地指責中國在西巴爾干地區違背歐盟的綠色標準、貸款透明度原則或損害歐盟勞工標準等等。這反映出歐盟作為所謂“規范強權”在面對中國企業獨特海外經營模式所帶來的壓力下的憂慮，也是中歐規則之爭在經濟領域的體現。

安全化問題則是中歐經貿關系的第二大挑戰，這主要出于歐盟的政策調整。從廣義角度而言，經貿關系安全化是歐盟對華地緣政治競爭或對抗的一部分，歐盟將中歐間經貿關系置于安全的棱鏡下，受到安全化的審視，這對中歐正常和穩定的經貿關系構成極大困擾。這一點在投資領域尤其明顯。歐盟及其成員國依據“投資審查機制”對中國在歐投資進行嚴格安全性審查，對中國在歐并購、基建投資和高科技領域合作造成嚴重影響。

雙邊經貿關系還受貿易不平衡等問題的影響。2024年，中歐貿易額已超7800億美元，是建交時的300多倍。但近些年來歐盟對華逆差明顯，2022年達到最近的高峰值，接近4000億歐元（約合人民幣3.34萬億元），2024年則為約3000億歐元。隨著重商主義思想在全球蔓延，歐盟對雙邊逆差非常敏感，認為這是中國市場不開放所致。但事實上，歐洲所強調的逆差出于特定中歐經濟結構。作為全球制造業中心，包括對歐貨物貿易在內，中國對外順差是客觀經濟規律所致，并非中方主觀為之。此外，隨著歐盟對華采取地緣政治競爭或制度對抗立場，歐盟在高科技領域的限制做法，以及基于人權與環保監管規則所采取的措施，對中國商品進口也構成潛在威脅，比如基于碳邊境稅對中國某些高碳商品征收額外關稅或罰款，以及對中國特定地區商品進行制裁等。

當前國際局勢也給中歐經貿關系帶來挑戰，特別是美國貿易保護主義讓歐盟日益擔心出現中國對歐商品傾銷。歐盟認為，在特朗普政府高關稅沖擊下，中國大量原本輸美的商品將可能轉往歐洲，可能給歐洲市場帶來強大沖擊。在這樣一種顧慮下，歐盟試圖提高對華經貿關系壁壘，包括對中國跨境電子商務進行限制等。同時，歐盟為解決歐美間高關稅問題，在一定程度上可能將中歐經貿關系作為歐美達成談判的籌碼，從而對中歐經貿關系構成潛在威脅。

6月18日，浙江金華市華東國際聯運港，全國首趟“金華-巴希-巴庫”跨里海國際運輸走廊中歐班列從鐵路金華南站鳴笛啟程。圖/中新

突圍路徑

為解決目前錯綜復雜的中歐經貿關系挑戰與困局，雙方都應有一個清晰思路。為此，一些基本的原則應共同遵守，主要包括：

一是堅持彼此市場開放而非封閉。保持對外開放既符合兩個經濟體經濟發展的自我特性和根本訴求，也是理順雙邊經貿關系的前提與基礎。沒有彼此開放和對外開放，大搞“去風險”甚至脫鉤斷鏈，則雙邊經貿關系永遠也搞不好。二是在解決雙邊經貿摩擦時采用雙邊主義和多邊主義而非單邊主義方式。單邊主義只會帶來更多矛盾，使問題更為復雜，并進一步削弱相互信任，不利于問題解決。采用談判、協商和機制化解決方式，永遠比單邊主義方式更好。三是即便某種程度的經貿關系安全化不可避免，也應盡量縮小安全化影響廣度和深度，保持基本安全的同時，盡力恢復經濟關系正常化。四是共同推動全球經濟自由化，反對保護主義逆流，為雙邊和全球經濟關系健康穩定發展營造良好的國際環境。

在上述思路下，中歐經貿關系可以通過以下幾個途徑恢復正常。

第一，利用和建立常態化的政府間經貿磋商和解決機制，為雙邊主義對話創造有利條件。目前，中歐間最高級別的經貿磋商機制是中歐經貿高層對話，除此外，雙方還建有經貿混委會、貿易政策、知識產權、競爭政策等對話機制。這些現有政府間磋商機制既可通過常規性對話將相關問題扼殺在萌芽中，也可在問題與矛盾出現后進行協商解決。目前雙方應重視和善用這些機制，讓其充分發揮作用。另外，可以在更高層面而非僅僅在部級或司局級層面成立中歐經貿問題協調與磋商機制，為雙邊經貿問題的談判提供更有力的權威性支持。

第二，為應對安全化帶來的沖擊，雙方可通過政府層面的合作，建立共同認可的經貿領域“白名單”制度。目前，歐盟及其成員國對華采取“去風險”政策，對中國在歐投資也高度關注。然而，鑒于“去風險”政策邊界的模糊性和對歐投資在審查機制下存在高度不確定性，中歐間經貿關系不穩定性大大增加。為部分穩定雙邊經貿關系，中歐應就雙方都確認安全無虞的商品、投資項目、領域或企業等以“白名單”形式實施豁免制度，以便為雙邊經貿關系的可預期性提供一定基礎。“白名單”豁免制度可以以動態方式，從少到多，從易到難逐步實施，這將有力增強雙邊企業在對方區域開展商業活動的信心。“白名單”制度當然不意味著“白名單”之外的經濟活動會受到嚴格監管，也不應妨礙其他更廣泛的雙邊經貿聯系。

第三，對于未來雙邊經貿摩擦，可通過效仿已有較成功案例加以解決。譬如，在現有競爭問題的解決案例中，有關中國電動車輸歐所引發的歐盟反補貼調查及雙邊摩擦案例，目前已接近解決。這一較為成功的案例運作，為中歐今后雙邊貿易摩擦提供了很好的解決思路與方向，也至少提供了幾方面可遵循的啟示：雙邊主義協商、以專業方式和技術角度而非政治意愿進行談判、以最低價格或出口配額代替更高關稅等等。當然，不同的摩擦與爭議可能意味著不同的條件、立場、處境和談判資源差距，但成功案例所包含的精神值得持續效仿。

第四，貿易不平衡和產業鏈依賴等問題可通過更多和更良好的投資加以彌補。鑒于中歐間經濟結構的現實情況，雙方貿易逆差的解決并非易事，在盡量平衡雙邊貿易的基礎上，歐洲可尋求讓更多中國資本進入，以彌補貿易逆差所導致的就業減少、財富流失或所謂產業鏈依賴等。因此，更多中國在歐綠地投資將進一步推動歐洲產業化進程及諸多利好，也有利于促進經濟全球化的復蘇與繁榮，對彌補貿易逆差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第五，鑒于保護主義的壓力，中歐經貿關系的改善也有賴于共同塑造一個良好的國際經濟環境與促進國際經濟體系良性運轉。一方面，中歐雙方可共同采取行動抵制美國政府發起的大規模對外保護主義措施，通過自身更大的開放來制衡或對沖美國違逆歷史潮流的做法，或共同維護世貿組織在應對保護主義方面的權威等；另一方面，在因保護主義造成脫鉤斷鏈后，中歐各自的供應鏈也可通過地區間主義做法來實現重新連接。

現有案例表明，盡管歐盟采取“去風險”政策后在華供應鏈部分轉移到了東南亞等地區，但這些轉移到東南亞國家的供應鏈實際上很多依然同時連接中國和歐盟市場。因此，即使供應鏈發生了轉移，但中歐間經貿關系依然可通過第三方發生實質聯系。因此，中歐共同實施地區間主義政策，將有利于推動中歐供應鏈的重新連接，同時確保免于各自所認定的安全風險的威脅。

（作者系復旦大學中歐關系研究中心主任、上海歐洲學會副秘書長）

作者：簡軍波

編輯：徐方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