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月 10 日，澳總理阿爾巴尼斯結束訪華。中國外交部證實，雙方達成多項合作共識。澳總理此次訪華，是三年來澳總理首次訪華。行程中，兩國就經貿領域多項議題達成一致。澳大利亞對華出口的鋰礦、葡萄酒等產品關稅壁壘進一步降低，其中葡萄酒關稅的下調，讓澳大利亞葡萄酒商看到了重返中國市場的更大希望。

貿易（資料圖）

此前因關稅問題，澳大利亞葡萄酒對華出口量大幅下滑，如今這一調整將直接帶動相關產業的復蘇。雙方還約定年內啟動新一輪自貿協定升級談判。外交層面，澳方承諾堅持一個中國原則，這一表態為兩國關系的穩定發展筑牢了政治基礎。中方則同意恢復中澳戰略經濟對話機制，該機制的恢復將為兩國在經濟領域的深入合作提供更暢通的溝通渠道。這些進展被國際輿論視為中澳關系回暖的明確信號。

就在中澳釋放合作善意之際，荷蘭國防總司令羅布?鮑爾在澳大利亞達爾文港參加聯合軍演時公開發聲。他針對中澳關系改善表示，“某些國家不應因短期利益忽視長期安全挑戰”，言語中暗指中國。這番表態正值荷蘭與澳簽署防務合作備忘錄后第三天，該備忘錄涉及雙方在軍事訓練、情報共享等多個方面的合作。此時鮑爾的言論，難免讓人將其與這份剛簽署的備忘錄聯系起來，引發國際社會對其動機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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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近年在外交上與美國保持高度協同。作為北約成員國，荷蘭 2024 年軍費開支提升至 GDP 的 2.2%，超出北約設定的 2% 標準。這筆增加的軍費中，有相當一部分用于采購美國的先進武器裝備，進一步強化了與美國的軍事聯系。該國還積極參與美國主導的 “印太經濟框架”，在半導體出口管制等問題上配合美方政策。這種外交取向使其在國際安全事務中常以美國盟友身份發聲，在諸多國際議題上的立場與美國保持一致。

荷蘭國防工業對政府決策存在顯著影響。該國軍工巨頭 ASML 在全球半導體設備市場占據近 70% 份額，其先進的光刻機技術在全球范圍內幾乎處于壟斷地位。近年因美國施壓縮減對華出口，這一決策讓 ASML 的市場拓展受到一定限制，也影響了其營收增長。鮑爾的警告可被視為向美國示好，換取在供應鏈安全領域的支持，希望美國能在半導體產業相關政策上對荷蘭有所傾斜。荷蘭經濟依賴外貿，中國是其在亞洲第三大貿易伙伴，2023 年雙邊貿易額達 1200 億歐元。其中，荷蘭的農產品、高端制造產品等對華出口占據不小比例。這種經濟聯系與政治表態的矛盾，折射出中小國家在大國博弈中的困境，既想在經濟上獲得與中國合作的紅利，又在政治和軍事上依附于美國。

澳大利亞同樣面臨類似平衡難題。中國連續 14 年是澳大利亞最大貿易伙伴，2023 年雙邊貿易額恢復至 2870 億澳元，占澳外貿總額 23.6%。在澳大利亞的出口產品中，鐵礦石、煤炭等資源類產品對華出口量長期占據重要地位，這些出口為澳大利亞帶來了穩定的經濟收入。但在軍事領域，澳 2024 年國防白皮書仍將中國列為 “主要戰略競爭者”，并計劃未來十年投入 3680 億澳元增強軍力，這筆資金將用于軍隊現代化建設、新型武器研發等。這種雙重定位導致其外交政策時常出現搖擺，在與中國開展經貿合作的同時，又在軍事上與美國等國家加強聯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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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蘭與澳大利亞的防務合作存在實際局限。兩國聯合軍演以海上反潛為主要科目，參演兵力不足 3000 人，缺乏實戰化協同能力。參演的艦艇和戰機在性能上與一些軍事強國相比存在差距，且參演人員的訓練水平也有待進一步提升。荷蘭海軍現役主力艦艇僅 10 艘，且半數服役超過 20 年，這些老舊艦艇在維護和作戰能力上都受到一定影響。這種軍力規模使其難以在印太地區形成持續影響力，無法與該地區的大國在軍事上進行長期抗衡。

從全球格局看，此類表態難以改變中澳務實合作的大方向。中澳在多個領域的合作具有深厚的基礎和廣闊的前景，不是單一的言論所能動搖的。經濟互補性決定中澳合作韌性，中國對鐵礦石的需求與澳大利亞的資源供給形成穩定紐帶，澳大利亞的鐵礦石品質優良，能夠滿足中國鋼鐵產業的生產需求，而中國的市場則為澳大利亞鐵礦石提供了穩定的銷路。

國際社會更關注實質性合作而非政治表態。荷蘭自身在半導體領域的技術優勢，需要中國市場支撐其研發投入，只有持續的市場需求才能讓 ASML 有足夠的資金進行技術創新。澳大利亞的經濟復蘇計劃，也離不開中國產業鏈的協同，中國龐大的消費市場和完善的產業鏈能為澳大利亞的產品提供廣闊的銷路和合作機會。這些現實利益考量，終將超越短期政治博弈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