誰能想到，幾天前敘利亞蘇韋達省發生的一場綁架事件，迅速在國際上激起了層層漣漪。

最初，還只是當地的德魯茲民兵與貝都因武裝這兩個素有嫌隙的社群，在對綁架案的誤解和指責中拔刀相向，使小規模的沖突眨眼間升級為一場血腥混戰。

即便敘利亞政府也介入了沖突，但由于被指責偏袒一方，非但未能平息事態，反而導致戰火迅速蔓延。

不過，令人未曾想到的是，雙方社群的激烈對抗，卻讓遠在以色列的德魯茲人群體被觸動了心弦，他們無法坐視同胞身陷困境，便集體沖向敘以邊境，企圖“跨國馳援”。

以色列高層瞅準了時機，迅速響應。

7月15日，以色列的戰機赫然劃破敘利亞南部的天空，精準制導的飛彈呼嘯而下，目標直指敘利亞的“總統府”和“總參謀部”大樓。

由于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打出了“拯救兄弟”的口號，一場本該局限于敘利亞內部的教派沖突，就這樣被借勢放大，瞬間升級為兩國之間的直接軍事沖突。

聯想到前段時間以色列與伊朗對峙的無功而返，不難看出，內塔尼亞胡政府再起戰端，必然包含著為以色列爭取更大戰略利益的考量。

不過，這種通過軍事干預和制造地區分裂來謀求自身利益的策略，是否真的能為以色列“重塑中東”再添籌碼呢？

敘以小矛盾

如果從內塔尼亞胡個人的角度來說，此次針對敘利亞的軍事行動，顯然還是為了保證自己執政地位不動搖。

畢竟，就在2018年以色列通過的《猶太民族國家法案》中，才將以色列定義為“猶太民族的國家”，忽視甚至否定了包括德魯茲人在內的少數族裔的平等權利。

法案一經出臺，就引起了德魯茲社群強烈的不滿，以至于他們普遍不愿支持力推此法的利庫德集團（注：即內塔尼亞胡所在的以色列執政黨）。

做出這樣的事情，以色列高層卻還有臉號稱“拯救兄弟”，顯然是面對即將到來的大選，內塔尼亞胡急需爭取德魯茲人的支持，因此才借口介入敘利亞德魯茲社群沖突。

更為直觀的體現就是，此次軍事行動對內塔尼亞胡的支持率產生了2.3%的即時提振，已經升至43.7%。

此外，在美國的主導下，敘利亞與以色列近期已開啟多輪秘密談判。

因此，施壓敘利亞在和平談判中讓步也是以色列軍事行動的又一目標，畢竟，即便是當下，兩國在戈蘭高地歸屬、以色列駐軍敘利亞南部等核心問題上，還依舊存在著巨大的分歧。

想在這樣的談判中占據有利地位，以色列就必然要向敘利亞彰顯出絕對的軍事實力，從而為談判施加壓力，以迫使敘利亞在關鍵問題上做出妥協。

這種“以打促談”的策略，就在剛結束不久的以伊沖突中還被用過，更是堪稱以色列在中東地區慣用的伎倆。

再加上中東地區素來是代理人戰爭的溫床，過去，敘利亞阿薩德政府就曾通過支持什葉派組織的“阿邁勒運動”介入黎巴嫩內戰。

如今以色列在敘利亞復制類似的手段，簡直就是“遭報應”一詞最直觀的體現。

對以色列而言，一個衰弱、分散的敘利亞才最符合其國家安全利益，早在敘利亞南部建立軍事緩沖區的時候，以色列就已經打起了“更進一步”的盤算。

即通過干預敘利亞內部的教派沖突，從而在敘利亞擴張自己的影響力，以削弱敘利亞中央政府的控制力。

這種做法可以有效阻止敘利亞成為伊朗及其盟友的跳板，從而遏制伊朗“抵抗之弧”對以色列的威脅。

從這個角度來說，此次軍事行動未必不是以色列長期地緣焦慮的延伸，而也正是在這樣外因內需的推動下，敘利亞成為了以色列“重塑中東”的最佳“踏板”……

中東大變局

既然說到以色列的“重塑中東”戰略導向，那伊朗主導的“抵抗之弧”自然也就脫不開干系。

這個包括哈馬斯、真主黨、也門胡塞武裝以及一些伊拉克民兵武裝在內的聯盟，其核心目標就是反抗以色列和美國在中東的影響力。

然而，在近期以色列對伊朗的軍事行動中，除了也門胡塞武裝，其他“抵抗之弧”成員幾乎沒有為德黑蘭提供任何實質性的幫助，著實暴露出了聯盟“破裂”的痕跡。

哈馬斯在加沙沖突中被嚴重削弱，黎巴嫩真主黨也承受著巨大的內外壓力，就連伊拉克的一些什葉派民兵組織也面臨著類似的挑戰。

這一切都在表明，“抵抗之弧”的力量正在不斷遭到弱化，且短期內都難以恢復元氣，這種“山雨欲來”的大變之勢，就為以色列“重置”中東勢力對比提供了可能。

此次對敘利亞的干預，也含有以色列為應對這種“中東新變局”而做出戰略調整的意味。

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曾多次表示，以色列正在“改變中東”或“重塑中東”，然而，這條道路并非坦途，而是充滿了崎嶇坎坷與不確定性。

從目前來看，如果以色列的目標僅僅是嚴重削弱伊朗的政治和軍事能力，那么可以說它在一定程度上已經取得了成功。

然而，如果以色列的目標是徹底改變中東的地緣政治和安全格局，那么它很可能已經失敗了，或者說這條道路依然遙遠。

從根本上來說，以色列與中東各國的核心矛盾仍未徹底解決。

伊朗和以色列之間存在著根深蒂固的敵意，雖然哈馬斯、真主黨等組織受到了嚴重削弱，需要數年時間才能重建，但它們的目標和意識形態并沒有改變。

這也就意味著，沖突的根源并未消除，只要條件允許，新的沖突仍可能爆發，尤其在戈蘭高地問題上，以色列的實際控制和敘利亞的堅決主張構成了不可逾越的“鴻溝”。

特朗普政府在2019年承認以色列對戈蘭高地的主權，反而讓當時的巴沙爾政府重申了“寸土不讓”的原則，這就使兩國以談判的形式解決該問題的可能性顯得愈加渺茫。

如果說，核心矛盾的“懸而未決”是“不變”，那么，地區其他國家的態度轉向就可以說是中東新局勢中的“變”。

長期以來，許多海灣國家都將伊朗視為地區最大的不穩定力量。

然而，以色列對伊朗、敘利亞等國的持續軍事行動，以及其在巴以問題上的固化立場，無一不在改變著這些國家的看法。

在近期接受調查的7個阿拉伯國家中，支持與以色列實現關系正常化的受訪者比例已下降到13%以下，這表明以色列的軍事行動已經嚴重損害了其在阿拉伯世界的形象。

在這個基礎上，一些海灣國家便開始重新評估與以色列的關系，并尋求多元化的地區合作渠道，以平衡以色列和伊朗的影響力。

軍事上的勝利并不等于和平，就算以色列通過軍事干預、制造分裂的方式取得戰果，也只會再度激化矛盾，這種模式難以帶來真正的安全，反而可能陷入無休止的沖突循環。

最為關鍵的是，此次以色列對敘利亞的軍事行動，也對美國的戰略布局形成了沖擊。

我們已經分析過，以色列打擊敘利亞，是內塔尼亞胡政府面臨執政聯盟瓦解風險，通過對外軍事行動轉移國內矛盾，以維系政治生命的“曲線救國”操作。

然而，這種“以武力促和平”的策略，無疑與美國推動以敘建交的外交節奏產生了沖突。

美國這個無利不起早的國家，之所以會愿意“降尊”來洽談以色列與敘利亞之間的矛盾，是為了以“調解者”的身份進一步鞏固自己在中東的權威。

而以色列可倒好，直接對美國的調解“騎臉輸出”，不僅打斷了美國試圖通過關系正常化鞏固中東聯盟的戰略部署，更是讓美國對中東“代理人”的掌控都面臨著考驗。

以色列作為傳統盟友的“過度”戰略自主，正在實質破壞著美國的中東戰略，也難怪美國現在對以色列的態度頗顯微妙，以至于特朗普都做出中東首訪繞行以色列的事了……

如果非要用一個詞來描述當今中東地區的局勢特征，那么，“和解潮”應該算是一個比較直觀貼切的形容。

中東國家戰略自主意識的覺醒，已經促成了沙特與伊朗和解、敘利亞重返阿盟等一系列重大事件的發生。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在區域安全新架構下，只有以色列還遲遲難以融入該進程，不論是與《亞伯拉罕協議》伙伴關系進展的停滯，還是與沙特等海灣國家關系的突破都始終未達預期。

以色列既無法融入地區和解進程，又面臨傳統盟友美國支持力度下降的壓力，也就難怪其所謂的“重塑中東”之路如此艱難坎坷。

中東的未來，并非單一強權所能主導，而是需要地區各國在相互尊重、共同發展的基礎上，通過對話和協商來構建真正的和平與穩定。

中東的局勢，從來都不需要被刻意塑造，一如生命，總會自己找到合適的出路……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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