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24日，上海警方正式通報，破獲一起互聯網大廠高管收受商業賄賂案，一共抓獲7名嫌疑人，其中餓了么前高管韓某等3人，在兩年內涉嫌收受供應商的賄賂高達4000余萬元。此案一出輿論震驚，實際上，互聯網大廠員工的腐敗問題，近年來已經引發社會高度關注，騰訊、京東、阿里巴巴、抖音、美團等企業持續開展“反腐反舞弊”行動，并定期向社會公布。

互聯網大廠有哪些典型反腐案例？為什么近年會頻頻發生貪腐案件？大廠應對反腐有哪些措施？民營大廠發生的貪腐案件與一般國有企業以及國家機關領域發生的貪腐案件，有何不同，適用什么罪名？上游新聞就此展開調查。

案例：員工內外勾結謀騙公司1.4億元

上海警方7月24日通報，2023年7月以來，餓了么前高管韓某等3人利用手中管理物流配送業務等職權，幫助多家供應商獲取了數十座大中城市的物流配送業務資格，收取供應商劉某等4人的行賄款，甚至要求根據對方利潤情況按比例分成。在不到兩年的時間內，韓某等3人30余次收受供應商行賄款物達4000余萬元。據了解，韓某等人收受賄賂的手法極為隱蔽，為掩人耳目，還將贓款贓物分散存放于多處租住房屋內。目前，韓某7名犯罪嫌疑人分別因涉嫌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被警方采取刑事強制措施。

韓某案中查獲的贓款。 上海警方供圖

多家互聯網大廠的員工腐敗問題，早已引發社會關注，也不斷有相關案例曝光。

7月9日，唯品會內部發布反腐通報稱，產品技術中心基礎平臺部運維總監馬某長期收取供應商好處費，涉嫌職務犯罪被公安機關刑事拘留。在此之前，唯品會副總裁馮佳路因涉嫌個人經濟問題配合警方調查。

7月2日，嗶哩嗶哩（B站）通報稱，原游戲合作部總經理張某敏存在嚴重的職務犯罪行為，已被警方執行逮捕。

2024年11月，網易發布內部通報稱，Battle事業部與KK事業部原負責人向浪、互娛渠道發行中心負責人金雨晨以及公司多名員工，涉嫌舞弊貪腐違法被公安機關采取刑事強制措施。

快手原副總裁趙丹陽2022年被北京海淀區法院判刑七年，他被查明收受外包公司好處費共計668萬余元，還侵占被害單位錢款88.5萬元。

2020年4月，百度公司針對原副總裁韋方的經濟問題報案，最終法院審理查明，韋方累計侵占單位資金近千萬元，被以職務侵占罪判刑六年。

除了企業管理層，采購、運營、審批等一線業務崗位也成為腐敗頻發地帶。涉案員工往往掌握部分資源管理和審核權限，利用商家入駐簽約、業務評級等職權，為他人提供便利并非法獲利，甚至出現“小官巨貪”的情況。

北京字節跳動公司的“餐飲專家”高傳峰，負責引入餐飲供應商等工作，因向供貨商索取錢款共計1024.7萬元，2021年被北京第一中院判刑六年。

阿里巴巴旗下電商平臺的基礎崗位運營人員王某更是“小官巨貪”的典型。王某負責家具類官方旗艦店入駐的初審業務，據央視2024年5月披露，杭州警方偵查發現，共有400多家商家通過了王某的違規審批，涉案金額達1.3億元；王某本人通過發展8條下線，其違法所得超過9200萬元。

360集團內審監察總監張美惠說，一些90后年輕中層管理人員，工作五六年時間，查實的貪腐金額有兩三千萬之多，一些基層員工收取的“回扣款”動輒上百萬，是工資好幾倍。

今年5月，北京海淀檢察機關披露，某短視頻平臺公司服務商與區域運營部門負責人馮某負責服務商的入駐審批、獎勵政策制定及執行等工作。這個職位不算特別高，但該公司為了拓展業務、吸引流量，經常出臺各類鼓勵服務商入駐和運營商開展活動的補貼政策，馮某是這些政策的制定者，也是執行者。他與外部供應商唐某、楊某等共謀，在制定獎勵金政策的時候留下程序漏洞，并且將內部數據泄露給外部。這樣，外部商戶在沒有真實運營的情況下通過提交內部數據，就可以將他人的獎勵金劃歸己有。為了方便騙取獎勵金，楊某還指使其下屬王某、趙某甲、趙某乙、翟某以本人或他人名義注冊多家“空殼公司”，協助將某短視頻平臺公司支付的獎勵金轉至楊某實際控制的賬戶，共計1.4億余元。

如何約定分錢？熟悉互聯網的馮某指使唐某、楊某分別利用8個境外虛擬貨幣交易平臺，將涉案錢款從人民幣轉化為虛擬貨幣，再通過境外“混幣”平臺混淆虛擬貨幣來源、種類，以虛擬貨幣形式經多個層級轉移，部分涉案錢款以人民幣形式流入馮某等人控制的賬戶。

“小官大貪”“虛擬貨幣洗錢”“企業風險管理意識薄弱”是該案辦案檢察官李濤在辦理這個案件中感受最深刻的三點。

特點：業務部門貪腐比職能部門更突出

北京市海淀區聚集了高新技術企業9000余家，國家級專精特新“小巨人”企業400余家，千億級企業8家，百億級企業50余家。龐大的經濟體量在活躍經濟的同時，也讓商業腐敗犯罪的風險增大。今年5月，海淀區人民法院向社會發布了《互聯網企業內部人員貪腐犯罪案件白皮書》。白皮書顯示，此類案件中，互聯網大廠內部人員貪腐犯罪案件占比超七成；相較職能部門，業務部門貪腐問題更為突出，占比超八成；犯罪金額在100萬元以上的“數額巨大”的案件占比高。

海淀區人民法院發布《互聯網企業內部人員貪腐犯罪案件白皮書》。 網絡圖

海淀法院刑事審判庭庭長徐進表示，從海淀法院近五年審理互聯網企業內部人員貪腐犯罪案件概況來看，主要有四大突出特征：一是，“互聯網+行業”新業態模式下，貪腐犯罪手段多樣、隱蔽性強。在受賄型案件中，被告人既有在招投標、合同簽署等過程中為他人謀取利益，非法收受合作方好處和回扣的傳統受賄方式，也有為他人在平臺入駐、內容評級、熱搜提報等事項中提供便利，為他人獲取隱性準入和競爭優勢，收受他人錢款的新型貪腐方式；第二，虛擬財產成貪腐犯罪新對象，不法利益形式多樣，包括平臺推出的虛擬幣、點券、代金券等；第三，“小官巨貪”現象不容忽視，重點部門風險突出；第四，“內外勾結”式犯罪多發，貪腐鏈條復雜化。具體行為方式有：內外勾結，虛增合同金額、項目款，虛報錢款用途，侵占公司錢款；內外勾結，通過案外人騙取平臺補貼、優惠，制造虛假業務流量，騙取工資等；內外勾結，收受他人回扣好處，為他人謀取利益。此外，在傳統內外勾結基礎上，衍生出“內外勾結+自我交易”“內外勾結+虛擬利益變現”等行為模式，貪腐鏈條愈發復雜化。

另外，辦理互聯網企業貪腐案件還有取證難度大、維權成本高，可能存在“犯罪黑數”（指已發生但由于種種原因未記載的犯罪數量）的情況。有記者發現，大量互聯網貪腐案件積壓時間較長，大量證據線索難以查找，加大了案件偵破難度。數據顯示，127件案件中，大量案件超過3年案發，超過5年案發的案件25件，超過10年案發的案件3件。由于案件整體積壓時間較長，取證對行為人口供和配合度依賴較高，但部分案件被告人在事發后已從原公司離職，且多數貪腐犯罪行為是通過匿名舉報方式進入監察部門視野，可能存在更多未被發現的犯罪行為。“刑事訴訟程序中需配合司法機關，維權成本大，有的企業在發現內部腐敗以后，傾向于‘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徐進說。

北京市人大代表，某互聯網企業高管王雨云接受媒體采訪時認為，互聯網企業經營有一定的特殊性，比如數據、代碼、流量等等都能帶來收益，也容易成為內部人員貪腐的風險區域。從近年來相關披露的案件來看，互聯網企業貪腐犯罪呈現出“三多三大”特點：大廠犯罪多、一線職能部門犯罪多、青年和中層人員數量多；非國家人員受賄案占比大、“數額巨大”案件占比大、職務侵占犯罪金額大。

成因：涉案企業普遍存在制度性缺陷

以互聯網大廠為代表的民企近年來貪腐案件頻發，很大程度上是因為自身制度建設不完善，給權力尋租留下了空間。在這些企業發展初期，制度建設往往要讓位于發展速度。等到規模做大后，內部已經到處是漏洞。上海一位檢察官表示，轄區內一家新興互聯網企業頻頻因內部人員貪腐問題報案。檢察機關深入調查后發現，該企業的內部審核機制形同虛設，沒有對關鍵崗位人員進行監督和復查，“漏得像篩子一樣。”這就意味著，單靠查處個案，無法從源頭上阻止貪腐行為發生。

上海徐匯區檢察院曾梳理該院三年間辦理的所有民營企業經營與內部舞弊刑事案件，發現涉案企業普遍存在一些制度性缺陷：一是監事會管理規范程度不足，流于形式，造成企業結構失衡，內部缺乏有效的制衡機制；二是法務監督欠缺法律與實踐保障，在公司營利目的驅動經營的特定思維路徑下，法務部門防控法律風險的專業作用還沒有得到充分地發揮；三是審計監督不充分，民營企業內部審計部門隸屬于財會部門或由總經理負責管轄，受限較多無獨立地位，外部審計僅把財務報表的合法公允作為評價標準，很難起到監督公司財務的作用。

另外，北京海淀法院刑事審判庭庭長徐進說，互聯網企業通常采用扁平化管理、短鏈路決策的“去中心化”內部權力分配模型，很多案件是部門負責人決策人事任用、挑選合作廠商、決定項目報價等，在關鍵環節享有實質決定權，上級部門只做形式上的監督和審查，為“小官巨腐”風險埋下隱患。

應對：互聯網企業陸續成立監察部門

多家互聯網企業內部人士對“大廠貪腐”現象感到擔憂。“企業反腐不僅是風控問題，更是企業生存的生死線。”新浪公司法務部法務經理高嵩結合查處的違紀違法案例說，中基層員工直接接觸客戶和供應商，掌握具體操作細節，而管理者難以全面了解他們的日常工作，信息不對稱問題格外突出，貪腐行為難以察覺。

為加強企業內部的反腐敗、反舞弊，一些互聯網企業陸續成立監察調查部門。

作為互聯網行業頭部企業，阿里巴巴2012年就設立了“廉正合規部”調查內部腐敗問題。馬云曾說：“阿里所有人，廉正合規部都可以查，包括我在內。”此外，騰訊設立了反舞弊調查部、字節跳動設立了企業紀律與職業道德委員會、美團有“重案六組”、百度有職業道德委員會、京東有內控合規部等。

劉強東曾面對電視鏡頭表示：“你敢貪公司1萬塊錢，我就寧愿花100萬、花1000萬去調查你。” 2025年6月23日，京東發布2024年環境、社會及治理報告。該報告顯示，京東集團2024年調查貪腐案件221起，包括商業賄賂191起、職務侵占30起，有20起移交司法機關的案件在報告期內審結。

2025年3月，抖音集團通報稱，2024年共有39人涉嫌違法犯罪，被集團移送司法機關處理。

據騰訊集團反舞弊調查部通報，2024年查處觸犯“騰訊高壓線”的案件一百余起，一百余人被解聘，二十余人涉嫌犯罪移送公安機關處理，其中5人已判刑。

從2019年至今，騰訊共發布“反舞弊通報”6次。澎湃新聞統計發現，近六年來，騰訊反舞弊調查部查處違反“高壓線”案件超過390起，辭退550人，移送公安司法機關超過115人，通報時已判刑的人員累計24人。

2024年11月，微博發布反舞弊通報：2021年至今發現并查處員工舞弊案件9起，17人被解除勞動合同，其中10人涉嫌犯罪移送司法機關處理。

企業之間的互動協作也在加強。2017年2月，京東、騰訊、美團、百度等企業倡議成立“陽光誠信聯盟”。這是一個企業反腐敗與合規服務平臺，其中一條核心規則是——不錄用存在職業道德問題的失信人員。

大廠該如何建立一套完善的防范商業腐敗風險體制？北京海淀區的檢察官們在接受記者采訪時紛紛給出建議，例如遵守不相容職務分離原則，對高風險崗位實現監督制約；又如在“6·18”這種易發高發商業腐敗新場景來臨時，企業要高度警惕、做好預防措施。

上海檢察機關去年發布了《“檢察護企”企業反腐敗實用指南》，指導企業建立健全切實有效的反腐敗機制。《指南》反腐敗的管理和責任、腐敗風險評估和防控、反腐敗監督和制約措施、腐敗行為的調查和處置、員工反腐敗培訓以及腐敗行為可能涉及的刑事罪名6個方面，聚焦企業內部制度建設，助力企業完善反腐敗治理。今年，上海閔行區檢察院也發布了《企業內部腐敗風險測評表》《企業崗位廉潔風險防控表》，涵蓋制度機制建設、崗位風險控制、業務流程監控、財務安全屏障、廉潔文化浸潤等方面。

釋疑：民企貪腐案與國企性質有何異同？

據報道，多個互聯網大廠頻發貪腐案件，這些案件主要涉及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職務侵占罪、挪用資金罪三項罪名，與國有企業或國家機關發生的貪腐案相比，類似案件適用的罪名稍有不同。

上游新聞就此采訪了河南澤槿律師事務所主任付建，他介紹，職務侵占罪是指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的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將本單位財物非法占為己有。挪用資金罪是指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的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挪用本單位資金歸個人使用或者借貸給他人。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是指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的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財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

相較而言，國有企業或國家機關發生的貪腐案件中往往適用貪污罪、受賄罪和挪用公款罪等罪名，這些罪名與上述職務侵占罪、挪用資金罪和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有何不同？

付建表示：“貪污罪、受賄罪和挪用公款罪的行為主體是國家工作人員，侵犯的主要是國家工作人員的廉潔性。而職務侵占罪、挪用資金罪和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的行為主體是民營企業工作人員，侵犯的主要是民營企業的財產權益和市場競爭秩序。”

付建強調，受賄罪和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雖然都有利用職務便利收受財物為他人謀利的本質，但國有企業或國家機關的資金和資產屬于國有，涉案人員的貪腐行為不僅侵犯財產權益，更破壞國家公職人員的廉潔性，損害國家機關公信力和正常管理秩序，所以更強調維護國家的廉政制度。民營企業中發生的貪腐案件主要損害企業自身利益和市場公平競爭秩序，其犯罪行為更多被視為市場經濟領域內的違法活動，案件性質側重于經濟犯罪。

上游新聞記者 趙映驥 部分內容據澎湃新聞、瞭望、法治網、檢察日報、解放日報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