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從十八世紀下半葉工業革命在不列顛群島率先爆發,到二十世紀兩次世界大戰席卷全球,再到冷戰終結后美國“一超”格局的確立,全球主導權的更迭始終圍繞大西洋兩岸展開。
若追問美國在可預見的未來究竟面臨何種層級的競爭者,答案并非東大、印度,也非俄羅斯,而是歐洲——這一與美國在血緣、文明、制度和利益鏈條上均高度耦合的大陸。
歐洲不僅是美國成長的搖籃,更是其唯一具備“全維度對等”實力與潛力的對手。
本文將從歷史、文化、經濟、科技、地緣政治與制度六個維度,闡釋歐洲為何構成美國最天然、且迄今唯一可產生存續性戰略壓力的競爭者。
二、歷史與文化:同源所致的必然競爭
1,移民血緣與制度淵源
美國主體族群源自大西洋彼岸的盎格魯—撒克遜、凱爾特與日耳曼裔移民,英語作為官方語言、英美法系作為法律框架、代議制民主作為政治基因,皆來自歐洲。血緣與制度的同源,使得雙方在全球話語體系中共享價值觀:個人主義、市場經濟、宗教傳統與理性法治。正因同質,美國必須通過“把歐洲當作自己”來衡量權力邊界;亦因為同質,歐洲對美國產生系統性制衡的阻力最小——它不需重塑一套文明敘事即可展開競爭。
2,工業革命與技術互嵌鑄就的聯系。
英國的紡織機、蒸汽機,法國的化學工業,德意志的精密機械,以及后起之秀美國的流水線生產,構成了以技術擴散—資本累積—市場擴張為核心的跨大西洋工業共同體。美國之騰飛,仰賴歐洲人才、資本和設備的早期外溢;歐洲之復興,則借助美國市場、美元融資與戰后重建計劃。正是這條互嵌科技鏈,使雙邊關系天然帶有競合屬性:誰在關鍵代際技術上領先,誰就具備重新定義全球分工的能力。
三、經濟規模與結構:唯一與美國處于同一生態位科技能力與體量
1,經濟量級
以2023年數據計,美國名義GDP約26.9萬億美元,歐盟27國合計約18.4萬億美元,二者合計占全球經濟總量逾四成。
除歐盟外,再無單一區域或國家在同時擁有3億以上中高收入人口、成熟資本市場、完整制造—消費閉環的前提下,能對美國形成體系性經濟摩擦。
2,產業與市場互補中的競爭
在航空航天(空客 vs. 波音)、奢侈品牌(LVMH vs. 美國科技新貴文化輸出)、醫藥化工(羅氏、拜耳 vs. 默沙東、輝瑞)等高端制造與高附加值服務領域,美歐皆居第一梯隊。雙方市場高度開放,金融、數字、能源、碳排放政策存在系統性摩擦,例如美式輕監管的數字平臺優勢與歐盟GDPR、數字稅之間的結構沖突,即是同一文明內“規則釋義權”之爭。
四、地緣政治:美國的“歐洲問題”與歐洲的“美國難題”
1,歐洲一體化:潛在合眾國?
1951年《巴黎條約》創設煤鋼共同體,1993年馬斯特里赫特條約正式確立歐盟,后續單一市場、申根區、歐元區相繼落地;迄今歐盟在貨物、服務、資本和勞動力四大自由流動上已達到準聯邦水準。亞洲沒有任何一個組織能在貨幣、司法、交通、外交四領域同步推進。若歐盟完成防務與財政同盟,理論上可擁有與美國比肩的人口、經濟與科技總量,形成真正意義上的“歐羅巴合眾國”。這正是美國地緣戰略的潛在噩夢。
2,美國遏制模式:分而治之
冷戰時期美國依托北約把蘇聯遏制與歐洲分化一并實現。冷戰后,美利用巴爾干危機、伊拉克戰爭、俄烏沖突等事件,通過“安全外包”方式迫使歐盟將戰略自主讓渡給華盛頓。一旦歐洲安全環境回歸穩定——例如俄歐和解、或德法與俄形成大陸協商架構——北約的正當性與美國在歐軍事立足點將受到根本挑戰。
3,德國—俄羅斯命題
二十世紀德國兩次嘗試向東統一歐洲大陸都以失敗告終;今日德意志經濟規模已達俄羅斯的兩倍有余,高精尖工業與能源轉型政策使其在陸上歐洲擁有牽制俄國的能力。對美國而言,確保德俄之間不存在可持續合作的能源—工業軸心,是維持歐洲分裂、遏制歐盟戰略自主的核心。
五、科技與創新:互為跳板的“雙峰模型”
1,人才與資本流動
美國頂級研究型大學、高風險資本與創業生態因市場化激勵而效率領先;歐洲則在基礎科學、工程體系化、顛覆性綠色技術(氫能源、循環經濟)中保持強項。科技創新“從歐洲發想—在美國孵化—再由歐洲場景驗證”已成為常態化雙向流。美國對歐洲人才與知識產權的虹吸,與歐盟對美科技巨頭的反壟斷審查,折射雙方在同一創新體系中的博弈。
2,數字與綠色雙重競爭
數字領域:美國五大科技公司市值總和一度逼近歐盟 GDP 總量的三分之一;歐洲主打數字治理與隱私保護,通過GDPR、DMA等立法反向塑造全球規則。
綠色領域:歐盟“綠色新政”定位于2050年碳中和,美國《通脹削減法案》以巨額稅收抵免和補貼搶奪綠色制造業回流。綠色產業成為雙方新一輪補貼競賽焦點。
六、制度與社會模式:福利國家 vs. 小政府大市場
1,資源配置模式的差異
美國強調低稅率、高流動性與企業主導創新;歐盟強調高稅收、廣覆蓋社會福利與公共研發。兩種模式各有利弊:美國在風險投資與顛覆式創新上遙遙領先,但貧富差距與社會撕裂加劇;歐洲在生產率穩態與社會和諧上優勢明顯,卻在技術代際躍遷時顯得“缺乏狼性”。正是這種制度互補與競爭,使雙方難以形成長久同盟。
2,規則輸出與軟實力對沖
美國通過美元、硅谷、好萊塢輸出全球標準;歐洲則以GDPR、REACH、ISO標準及奢侈品、藝術教育、足球聯賽來塑造影響力。軟實力彼此穿透、相互抵消,一體化市場與文化同根同源也使得這種競爭更類似“家庭內斗”,比傳統文明沖突更具零和傾向。
七、全球比較:為何東亞、南亞、拉美與非洲暫難構成同級競爭
東亞產業強、金融弱,政治互信與聯盟機制不足。中日韓加起來 GDP 近17萬億美元,但缺乏統一貨幣、關稅同盟與單一市場,且安全格局呈三足對峙。
南亞與拉美人口眾多、結構年輕,但基礎設施、制度和技術代際差距顯著。
非洲資源稟賦優厚,然而在人均收入、教育及政經穩定性上仍處于全球價值鏈低端。
因此,在“體量+科技+制度+聯盟”四維綜合指數上,僅歐洲具備與美國相匹配的整合度。
八、風險與前景:走向“大西洋冷戰”還是“雙西方競合”?
若俄烏沖突平息、北約作用弱化,歐盟可能加速防務自主,繼而圍繞德法軸心構建“歐洲安全共同體”。屆時跨大西洋裂痕勢必擴大。
美國推進“印太戰略”實為將軍事及供應鏈重心東移,以確保同時牽制歐盟與東大。歐洲若無法在高科技、能源與防務上形成閉環,將繼續受制于美國。
長期看,雙方最終可能形成類似十九世紀英法模式的“武裝和平”:在貿易、投資、科技上高度互補,同時在規則與戰略自主上保持結構性競爭。
九、結論
歐洲之于美國,是源自同一文明譜系、卻又因體量相當而無法長期臣服的競爭對手。工業革命之后,全球霸權的演變始終在歐洲諸國之間或大西洋軸心內進行;二戰后美國登頂,但其制度基因、資本原始積累與技術模式均離不開歐洲。今日,歐盟已完成史無前例的經濟—法律—貨幣一體化,具備整合成“合眾歐洲”的潛在條件。只要歐洲大陸能在防務與外交層面突破“安全外包”窠臼,其綜合國力足以與美國呈現全方位拉鋸;反之,美國也會繼續運用分化戰略,確保歐洲停留在“半整合狀態”。
從歷史邏輯、結構指標與未來趨勢三重維度綜合判斷,歐洲目前仍是且在可預見的未來也極可能繼續是美國天然的、也是唯一的同級競爭者——這既是文明同源導致的“手足相爭”,更是全球權力演化規律在大西洋兩岸頑固延續的必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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