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羲之的《蘭亭序》與《圣教序》，它們在國學層面上哪個影響較大？”

謝謝您提出的問題和邀請回答。

《蘭亭序》和《圣教序》從書法學上來說，都是王羲之的書法體系，他們之間并沒有任何區(qū)別，唯一的區(qū)別就是《蘭亭序》是一個摹本墨跡，《圣教序》是一個王羲之集字刻本。這兩者之間的差別是書法學習上的承傳差別，實際的本質(zhì)是沒有任何差別的。

但是從文本的角度來看，他們兩個的價值是沒有辦法來比的，《蘭亭序》表現(xiàn)的是記敘東晉時期一些貴族族的一種節(jié)日聚會賦詩的詩集序言，頂多就是一篇美文。《圣教序》表現(xiàn)的是皇帝對中國佛學歷上重大歷史事件的嘉褒。

褚遂良永徵四年（654）完成的《雁塔圣教序》碑刻

這在中國文化史上兩個差別是很大的，《蘭亭序》是一種文化上的一個小小的傳統(tǒng)的節(jié)日聚會，而《圣教序》所表現(xiàn)的內(nèi)容是中國佛教一個鼎盛時期的開端，這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價值。《圣教序》與《蘭亭序》中的兩個主人公，都是歷史上非常著名的人物，一個是書法界的領(lǐng)袖書圣王羲之，一個是佛教界的領(lǐng)袖玄奘。

其中玄奘經(jīng)歷20多年的留學生涯，于開元19年回到中國，唐太宗親自召見了他，并且把他母親的故宅慈恩寺賜給玄奘，讓他專心致志的翻譯佛教經(jīng)典。征管22年，玄奘翻譯的第一部佛經(jīng)《瑜伽師地論》100卷完成，唐太宗第一個讀到了這部經(jīng)書他非常興奮，為玄奘寫了781字的《大唐三藏圣教序》，貞觀23年就在唐太宗去世的前三天，玄奘完成了《心經(jīng)》的翻譯工作，第1個讀者也是唐太宗。唐太宗的主持下，再加上玄奘的佛教界的領(lǐng)袖地位，唐代的佛教有了非常大的發(fā)展。玄奘苦心經(jīng)營經(jīng)過20年的翻譯，終于完成了1300多部多部佛教巨著的翻譯工作，這在中國佛教歷史上是一件重大的歷史事件，對中國的佛教學的影響是巨大的，玄奘也在中國的佛教史上享有舉足輕重的宗教歷史人物。

• 洛陽龍門石窟奉先寺的大佛據(jù)說根據(jù)武則天本人的相貌雕刻

所以《圣教序》的全名是《大唐三藏圣教序》。這不但是唐太宗賜給玄奘的佛教工作的獎賞，也是對唐代佛教發(fā)展的鼓勵。

事實上唐朝建立以后，對各項文化都是平衡發(fā)展的，一直主張儒釋道三家共治。尤其是對佛教還是比較保護和偏重的。比如說隋煬帝的私人朋友高僧智顗大師，他在唐朝仍然是佛教界的一位領(lǐng)袖，弟子眾多。

我們從《蘭亭序》和《圣教序》發(fā)生的重視程度來講，《蘭亭序》沒有皇帝參加，也不是皇帝，也不是國家的一件重要的事件，而是普普通通的一個傳統(tǒng)節(jié)日的自覺的集會，是文人的自發(fā)組織。

而《圣教序》是一次由國家主出面，由皇帝親自過問參加，并且積極支持和主持的一次盛典。

這次活動唐太宗和唐高宗兩位皇帝的親自過問，并且寫下的序言，對唐代佛教的盛行和推廣具有重大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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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佛教在唐代是一次高潮，由于佛教受到皇帝的重視，對于中國的經(jīng)濟、政治、文學、藝術(shù)等等各個方面產(chǎn)生了非常廣泛的影響。特別是到了武后時期，佛教達到了歷史的頂點，洛陽龍門石窟的開鑿規(guī)模遠遠超過了魏晉南北朝時期佛教石窟的建造。

《圣教序》受到國家重視的程度之高是歷史上從來沒有見過的，其中就產(chǎn)生了兩塊《大唐三藏圣教序》碑，第一個碑產(chǎn)生于唐高宗永徵四年（654）唐高宗親自主持，書法家褚遂良書寫。據(jù)說褚遂良書寫的這個《雁塔圣教序》碑，經(jīng)歷了不平常的書寫過程。

• 趙孟頫臨摹的《蘭亭序》

唐太宗的圣教序是貞觀二十年（646）八月三日寫的。然后命令褚遂良書寫碑文。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碑文可能寫好了，但是一直到唐太宗去世沒有書丹勒石。

唐太宗去世以后，褚遂良是唐太宗的顧命大臣之一，但是唐高宗和褚遂良之間有一定的矛盾，永徵元年（651）唐朝宗把儲蓄糧貶值到同州做刺史。但是三年之后，永徵四年（654）恰恰也是一個癸丑年，唐高宗覺得，永和九年（354）是一個癸丑年，王羲之寫下了著名的《蘭亭序》，現(xiàn)在馬上又到一個癸丑年，覺得把這個碑立起來比較有紀念意義，于是在永徵三年（653）又把褚遂良召回京城，命他重新書寫《大唐三藏圣教序》，于永徵四年（654）年勒石立碑，正式完成了《大唐三藏圣教序》這個文化工程。這就是第一個《圣教序》，是由褚遂良書寫的一個碑刻。

可是據(jù)日本學者荒金大琳與荒金治父子多年的考察研究。褚遂良寫的這個《雁塔圣教序》碑刻，全文800多字，其中就有500多字有修改的痕跡非常明顯，只有200多字沒有修改。所有修改的這些字，都是把原來有行書成分的筆畫，修改的有楷書的味道了，這到底是為什么呢？

• 日本學者荒金大琳的褚遂良《雁塔圣教序》研究

通過大量的研究，日本學者認為，這可能是因為褚遂良在唐高宗被召回京城重新寫《圣教序》的時候，他的心情不是太好，因為他被唐高宗李治貶官以后，他寫不出唐太宗時期寫的那個感覺，所以只能按照原稿上的字上石摹勒，但是碑刻完成以后，可能皇帝不是很滿意，于是又對碑刻上的字重新做了很大的調(diào)整。被修改的400多個字都是把原來具有行書味道的字變成了具有楷書味道的字了。

但是無論怎么說，褚遂良寫的《圣教序》不但代表了褚遂良的書法最高成就，而且他的書法對后世的影響也是很大的。例如，武后時代的書法家薛稷、唐玄宗時代書法家顏真卿，都受到褚遂良書法風格很大的影響。實際上在唐代的后期，影響唐代書壇的書法家就是褚遂良。

可是就在褚遂良完成了《圣教序》的書法工作三年之后，他就被午后迫害致死了。

• 趙孟頫臨摹的《圣教序》

但是用書法來表現(xiàn)《圣教序》的工作并沒有停止。高僧懷仁和尚就是和玄奘一起在做翻譯工作的僧徒之一。想必唐太宗給玄奘和尚寫的《大唐三藏圣教序》這件事一定震撼了懷仁和尚，于是，非常熱愛書法的懷仁他可能有一個大膽的奇妙想法：就是怎么樣用王羲之的書法把這個《大唐三藏圣教序》刻成一個碑，以弘揚佛教也弘揚王羲之的書法，這不是兩全其美的大好事嗎？

可是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懷仁和尚雖然有這樣一個美好的愿望，但是他要真正實現(xiàn)這個夢想，困難是非常非常之大的，因為在唐代，王羲之的書法已經(jīng)不多了，怎樣能找到王羲之的書法，也是非常困難的，于是他經(jīng)歷了20多年的努力，最終才成功集字王羲之的字，刻成了《集王大唐三藏圣教序》這個碑刻，于唐高宗咸亨三年（672）立于弘福寺中。

我認為用王羲之的行書集字而成的《圣教序》，應該說是意義更多一些，他一個方面是紀念了唐太宗唐高宗，對佛教事業(yè)的重視，同時也紀念了玄奘對佛教事業(yè)的發(fā)展和貢獻，而且又追逐了唐代對王羲之書法的欣賞，所以這個書法作品是在儲存量之后又一次對王羲之書法的更重要的文化事件，而這個《圣教序》其實佛教的色彩已經(jīng)在逐漸的減少，而文化的氣息正在突出，特別是書法上的成績非常突出，所以懷仁和尚集字《圣教序》是在中國書法史上影響最大的一個碑帖。

• 趙孟頫臨摹的《蘭亭序》

關(guān)于《圣教序》的文化我們從一個佛教的世界又歸到了書法。事實上，后來我們來看《圣教序》的最大的影響其實還是在書法方面，一個方面最早的《圣教序》是褚遂良的寫的，這個書法作品是對唐代的書法影響巨大，而懷仁和尚集字的《圣教序》對書法的影響更是不可估量的。

這個集字的《圣教序》與王羲之的《蘭亭序》也有著千絲萬縷的聯(lián)系，例如，在懷仁集字《圣教序》中，有很多字就直接來自于《蘭亭序》，這又不能不說《圣教序》和《蘭亭序》真的是一對親姐妹了。

如集字《圣教序》中的“知”字、“趣”字、“或”字、“群”字、“然”字、“林”字、“懷”字、“將”字、“風”字、“朗”字、“是”字、“崇”字、“幽”字、“托”字、“為”字、“攬”字、“時”字、“集”字等字都出自《蘭亭序》之中，這說明在唐太宗到唐高宗之期間《蘭亭序》的真跡還存在于世上。這也是從另一個側(cè)面對歷史的見證，對文化的見證。

所以我覺得《圣教序》和《蘭亭序》雖然我們從現(xiàn)實上來看，兩個的重要意義還不太一樣，就像我們前面所說的《蘭亭序》是個人私人臣民的聚會，而《圣教序》是有國家權(quán)威的一次國家工程，所以在現(xiàn)實上來說，《圣教序》的意義比《蘭亭序》的意義要隆重得多，盛大得多，重要得多影響深遠的多。

• 趙孟頫臨摹的《圣教序》

但是從書法的意義上來說，它們又合二為一，它們的影響是同樣深遠和同樣重要的。

我們經(jīng)常講，現(xiàn)代書法就是在唐代形成的，而唐代形成的現(xiàn)代書法體系，主要就是楷書、行書和草書三位一體的書法體系，這個體系里邊，《蘭亭序》也好《圣教序》也好，都扮演著非常重要的書法藝術(shù)主導地位的角色。

因此，在一定的意義上來說，《蘭亭序》的文化影響要更大一些，因為《蘭亭序》是選入了《古文觀止》一篇著名散文，同時，在書法上又是“天下第一行書”，《蘭亭序》的文字發(fā)展史意義，考古學意義，書法意義，文學意義多種重價值和意義并重。它穿越了現(xiàn)實和歷史，以書法和文學的雙方面的成就，在中國書法史和文學史上影響深遠，這是《圣教序》根本沒有辦法來比的。

而且集字《圣教序》從書法的意義上來講，畢竟它不是一個真跡，有很多字還是從《蘭亭序》里復制而來的。（3569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