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記本事件

開國中將吳法憲在其晚年撰寫的回憶錄中，記錄了一件令人格外注意的事情，這件事就是彭德懷怒批劉亞樓和羅瑞卿的“筆記本事件”。

故事發生于1955年，當時的彭德懷是軍委第一副主席兼國防部部長，實際上全面主持軍委的工作，指揮整個解放軍，所以，當時的空軍司令員劉亞樓也是在彭德懷的領導下進行工作的。

這一年的某日，空軍后勤部的一個助理員不小心丟失了一個工作筆記本，這個筆記本里記錄了空軍后勤部的一部分“五年計劃”，其中有不少涉及軍事機密的內容。該筆記本丟失后，空軍的相關同志專門開會討論了這件事，并向軍委和總參做出了匯報。

彭總得知這件事后也十分重視，他批示說：丟了五年計劃，相當于泄露了國家機密，一定要追查到底。

彭總的指示一出，相關部門對這件事又多了幾分重視，最后這件事就一直查到了空軍司令劉亞樓和公安部部長羅瑞卿那里。

不久后，在去檢查東北空軍的路上，彭總在火車車廂里對吳法憲（50年任空軍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57年任空軍政委）發了很大的火，他批評吳法憲說：你們空軍丟了那么重要的本子，卻根本不在乎，直到現在都沒找到，你們怎么不感到痛心？

彭總越罵越激烈，最后點了劉亞樓的名字，說要撤了他的空軍司令，讓劉善本（開國大校、原第一航空學校校長、航空兵師長）來當。

當然，無論彭總說要換劉亞樓這話，多半也只是氣話，因為撤換空軍司令這么大的事情并不是他一個人能決定的。

但是，這番話傳到劉亞樓那里后，還是引起了劉亞樓的一些反彈，劉亞樓因此變得“情緒非常不好”，當時因為劉亞樓的身體狀況也不太好，他便提出告病休養，前后休了1年左右才重新回來。

吳法憲對彭總的評價

空軍丟了筆記本，作為空軍司令員的劉亞樓確實是有相關責任的。在后來的一次軍委會議上，彭總又嚴厲地批評了羅瑞卿，因為他是當時的公安部部長，他有追查之責，彭總說如果羅瑞卿破不了這個案子，就要拿他是問。

從吳法憲的回憶看得出來，彭總對這個筆記本的重視程度是要超過劉亞樓、羅瑞卿和吳法憲的，因此吳法憲心里有些怨氣，他覺得彭總有“小題大做”之嫌。

挨了兩次嚴厲的批評后，吳法憲就跑到了自己的老上司、時任總政治部主任的羅榮桓那里去訴苦，羅榮桓聽了他的話也沒有多說什么，只是叫他不要把這件事放在心上。

劉亞樓告病休養，吳法憲就暫時替代了劉亞樓的職位，他因此也有了更多向彭德懷當面匯報工作的機會，通過更長時間的接觸，吳法憲對彭總的看法慢慢產生了一些改變，他說：

“彭德懷秉性剛直，炮筒子脾氣，好訓人罵人，有話就說，憋不住。但是真正辦起事來，對部下還是很關心的。”吳法憲說，自己對彭德懷也“一向都是相當敬重的”。

紅軍時期的一件往事

據吳法憲的回憶，彭、羅、劉之間的齟齬其實最早可以追溯到紅軍期間的一件往事。

那是1935年，中央離開四方面軍，率領部單獨北上，這支部隊部隊改稱為“陜甘支隊”。陜甘支隊下轄3個縱隊，第一縱隊就是原來的紅1軍團，第二縱隊是紅3軍團，第三縱隊由中央機關、保衛局、干部團、總政治部等編成。

羅瑞卿原本是紅一軍團的人，但他被中央調到了第二縱隊去兼政治部主任；劉亞樓也是紅一軍團的人，他被調到第二縱隊去當了副司令員。

紅一軍團和紅三軍團雖然同為中央紅軍的主力部隊，但是長期以來，他們在訓練、紀律等方面都有一些差別，羅瑞卿和劉亞樓調到紅三軍團（第二縱隊）后，使用了一些紅一軍團的辦法來管理第二縱隊，在第二縱隊內引起一些干部、戰士的不滿，也犯了一些錯誤，惹得彭總非常不高興，彭總還因此向中央告了一狀。

據吳法憲的說法，彭總因為這件對羅和劉“長期不滿”，這件事顯然為后來的筆記本事件埋下了隱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