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們不談藝術，只想談談會做生意的藝術家。

四川人一度顯得不善做生意。茶馬時代，壟斷四川邊茶的是陜西商人，甚至在他們無暇分身的空間里，也很難看到川商——往西域和俄羅斯賣茶的是晉商；同樣，當陜西人被逐出淮揚海鹽產業，他們轉而入川開發井鹽，“川省各廠井灶，秦人十居七八，蜀人十居二三”。川人可能自己都忘了，他們的老鄉鄧通，在漢字文化圈里約等于最早的“首富”、“財神”。

我們從來不曾從這些角度看待張大千——商業的眼光、本利規模、進退時機、名利考量和發展規劃，但如果看過，這位內江人當得起這四個字：

川商第一。

算計與特質

商業就是數學。

從數學到商業，沒有隔閡。

世界上最出色的資金管理者并不是沃倫·巴菲特，也不是喬治·索羅斯或比爾·格羅斯。

而是一個你從未聽說過的人，除非你也是一位數學家：詹姆斯·西蒙斯 （James Simons）。西蒙斯與華裔數學家陳省身，曾共同奠定了陳–西蒙斯三維幾何定律 （Chern-Simons 3-form）。

1988年，西蒙斯與詹姆斯·埃克斯 （James Ax）創立了文藝復興投資基金。埃克斯在1967年獲得柯爾獎，西蒙斯在1976年獲得維布倫獎 （這兩個獎項都是數學領域的著名獎項），因此，兩位James成立了大獎章基金 （Medallion Fund）。在隨后的10年時間里，該基金的投資收益率高達2478.6%，其他基金難以望其項背。（在基金的現狀之下，如對此段不適請盡快退出本條微信，適當休息）

但從藝術到商業是有隔閡的。你們聽過名字的很多藝術家，都過得很平凡甚至貧寒：梵高，吳冠中，甚至常玉。他們的畫作天價，但對本人的生活影響不大。

性格？時運？其他？確實無法精確解釋——王小波當年勸他外甥時說，痛苦不是藝術的源泉，別人的痛苦可以是你藝術的源泉，但你就不要去親身體驗了。

大多數的藝術家，就像這個想從清華退學的外甥（注：即是水木年華樂隊的姚勇），腦袋里沒有世事繁雜，只有自己的搖滾旋律。

很明顯，張大千不是——他具備一般畫家沒有的“數學”頭腦，人情練達。

▌1978年，張大千畫給廚師徐敏琦的《利市三倍》。利市哦。

有時候他片言只語，超過脫口秀水準——抗戰勝利后返川的宴會上，他拉住梅蘭芳敬酒，“梅先生你是君子，我是小人，我先敬一杯。”滿堂不解。

喝完他說，“你唱戲動口，我畫畫動手”，滿堂哄笑。

成功的商人，往往具備這樣的特質。

張學良打水漂的一萬多塊

他出生優越，幾可做自己想做的任何事。

▌張大千手書菜單之雞翅鳥參篇

1899年5月10日，張大千出生于四川內江一個殷實家庭。

這位差點是20世紀“00”后的年輕人，在十個兄弟姐妹中排行第八。1917年，張大千遠赴日本京都學習染織，當時，其二哥張善孖也在日本。

1919年張大千完成學業，由日本返滬，拜上海名書法家曾熙、李瑞清為師。在上海寧波同鄉會館，張大千舉辦了首次個人畫展，百幅作品售罄，一鳴驚人，自此以賣畫為生。

畫家不能喝風屙煙。賣畫，也就是在做藝術的同時，衡量利潤，做商人。

張大千有個口頭禪：血戰古人。

不是和古人打麻將。意思是但凡有名畫真跡，他都重金收藏，然后自己反復臨摹——因為家底殷實，一般畫家絕無這樣的基礎條件。從石濤、八大山人、唐伯虎……他一路畫了下來，仿作幾可亂真。張曾用石濤臨摹之作，換了黃賓虹的石濤真跡。張學良曾回憶自己新買一張石濤畫作，張大千看了，當即指為贗品。

“我一萬多塊買的，你怎么說是假的就是假的……他說，我畫的嘛。”少帥說。

高手寂寞。但如果他的成就于40歲左右固定，頂多是一個傳統名畫家，一個傳統的臨摹、算計、買賣人，絕不會有后來非同尋常的地位。

▌1938年作，東坡行吟圖。可以看出仍處于傳統“文人畫”畫圈。

張大千自己也明白，號稱有數千年歷史的中國畫，唐代之后的絕大多數高手畫作已經不存——把宋元明清臨摹得再多，再好，與同時代的畫家也無法拉開距離。尤其是中國畫從宋代之后，走向了“只求神似 不求形似”的文人畫，更讓其局促狹窄。

李丁隴的敦煌畫作，刺激張大千產生質變，投入到他此生最大的一筆“生意”——比張學良說的“一萬多塊”，多很多。

78輛驢車的敦煌苦旅

1938年9月，畫家李丁隴去敦煌面壁九個月。第二年他帶著畫作，在北京和上海舉辦畫展。

這是原模原樣的敦煌壁畫臨作，第一次在大陸開展。

張大千看后，森森震驚。

上世紀初，敦煌莫高窟被發現，從十六國到元代連續一千多年的壁畫、彩塑震驚了全世界。在這座被遺忘的藝術寶窟里，敦煌無名藝術家留下的色彩新鮮、構圖大膽的壁畫，涵蓋了中國繪畫技法與風格的千年流變，彌補了兩漢之后到兩宋之前中國繪畫史的巨大空白。掩埋流沙的無數美術杰作，證明在文藝復興之前1000年，中國人已經走到如此昌明精深的境界。

從“李丁隴切口”，張大千預感到了敦煌的浩蕩。

張去敦煌的緣起，有多種說法，“最先是聽曾 （熙）、李 （瑞清）兩位老師談起敦煌的佛經、唐像等，不知道有壁畫。”后又說，據說葉恭綽也在勸，“我一生好游覽，知道這古跡，自然動信念，決束裝往游。”

但是，你如果知道張大千去敦煌的陣仗，就深知——張大千在看過李丁隴之后，對敦煌的規模是有初步了解，并做了充分準備的，并不是“一游”這樣簡單。

李丁隴出身貧寒，盡管在敦煌待了9個月。但以他的有限人力物力，已經算是超過極限了，壓根無法深挖敦煌的潛力。

此時，張大千做出了他一生中最大的“投資”決策——去敦煌！

78輛畜力車，裝有各種顏料、紙張和生活物資——其中包含因抗戰后宣紙產區淪陷，他不得不在樂山紙坊制作的“蜀箋”。

敦煌的壁畫太大了，海量，所有畫作加起來超過45000平方米。如果按照畫作原作臨摹，他帶去的所有的紙都不夠大。

中國傳統宣紙的尺寸，囿于生產條件，一般都不會超過丈六；十多年后傅抱石和關山月作《江山如此多嬌》，畫心部分超過50平方米，是由13張乾隆年間的丈二古宣拼接而成的。

為了拼接畫布，張大千馬上想到的是精通此道的唐卡畫師 （因為他們畫大佛像）——于是，去了一趟西寧，從塔爾寺中請到幾名喇嘛畫師，幫自己拼接大畫紙，勾線上色。

而且，他還購買了大量貴重的礦物顏料——這些，都要花大錢。張大千托友人從青海塔爾寺等地購買畫布、紙筆、膠粉；從西藏 (據說是從印度或緬甸先進口至西藏的)購來石青、石綠、朱砂等礦物顏料；又從西寧、蘭州等地采辦日用品。

待一切準備停當之后，他便率弟子開始臨摹。將壁畫轉換到紙布絹等材質上，是張大千臨摹古代繪畫的一次全新嘗試。張大千強調，“完全一絲不茍地描，絕對不能參入己意”，洞窟坐西朝東，每天只有早上有光線，及至中午后，往往像三國演義中的張飛戰馬超喊的那句“多點火把，安排夜戰”，而其嚴謹亦令弟子叫苦不迭。

敦煌清苦艱難，張大千團隊自己開荒種菜、養鴨。因藏、回、漢飲食習慣不同，特別開設了三個灶。

▌在敦煌期間難得的休閑時刻

冬天，敦煌的氣溫最低可達零下二三十攝氏度，他們須到沙漠中尋拾枯木，以供燃料。為防土匪的侵襲，張大千還花錢請當地駐軍做護衛。

這個巨大的商業項目令張大千債臺高筑，粗記耗資5000兩黃金。為了流動資金，據說他不得不出售上百幅古畫，時常深夜趕繪作品，寄回四川托朋友代售。

▌臨摹盛唐伎樂菩薩圖軸

1943年8月，張大千離開敦煌，先后在蘭州、重慶、成都舉辦“張大千臨摹敦煌壁畫展”，轟動一時。

▌1946年張大千等在上海合影

左起七人：陳肅亮、葉世琴、周煉霞、李祖韓、張大千、李秋君、顧青瑤

陳寅恪說，大千先生天才特具，雖是臨摹之本，兼有創造之功，實能于吾民族藝術之上，另辟出一新境界，為敦煌學領域中不朽之盛事。

此后張大千在世界各地的每一次展出，都少不了敦煌。、

▌山水四屏，潑彩畫法令人耳目一新。

在敦煌之后，他的仕女圖一改柔弱清雅，變得有血有肉；而且巨幅作品隨之產生了，兼具西方、中國畫和敦煌色彩的潑彩技法，堪稱中國畫走向世界的嶄新面目。

▌北京保利2010秋季拍賣會,1948年作峨嵋接引殿;170.5×78.5cm；1948年作，RMB 54,880,000

▌《桃源圖》，成交價 HKD 270,680,000，劉益謙拍得；香港蘇富比（拍賣時間2016-04-05）。創作于1982年，長2.09米，寬近1米，是張大千晚年最重要的潑墨潑彩作品

兩年又七個月的時間里，張洞悟“法相莊嚴”的藝術精髓，摹寫了270余幅作品。從敦煌藝術之中，他重新覓回了中國繪畫的色彩光芒，并使之成為日后潑墨潑彩畫風的神旨所在。

敦煌之行成就了大千，使其磨礪為器，終成借古開今的一代大師。

▌1956年7月，張大千與畢加索合照于巴黎。兩人互贈畫作。

無論是長安畫派趙望云，嶺南畫派關山月，甚至吳作人都曾親身去敦煌，但他們之于臨摹敦煌壁畫的深度和廣度，都不及張大千。在發現這個“富礦”之后，他完成了一次成功的藝術+商業“深潛”。

2011年，張大千在全球市場拍得5.5億美元，取代畢加索成為當年全球拍賣最高的畫家。

你覺得，5000兩黃金值得嗎？

人生處處是選擇

敦煌之行是張大千人生中最大、也是最成功的“生意”。

表面的名利之外，還有取舍與伏筆。

張大千對推廣弘揚敦煌藝術功不可沒，然而他一些臨摹壁畫的方式也遭人詬病，可謂一場毀譽參半的旅程。

1948年，KMT甘肅省黨部執行委員郭永祿提案控告張大千“借名罔利敦煌古跡”，要求省府轉教育部對其嚴辦以儆效尤。此案經省政府調查，最后結論：“省府函復: 查此案先后是奉教育部及函準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 , 電復: ‘張大千在千佛洞并無毀損壁畫情事’”。

你不能不想到，張的伏筆早就在路上。與1941年進入敦煌同時進行的，是張大千向于右任建議，成立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

他大張旗鼓率性而為，但于細微處卻早早掃蕩了隱患，正如有句四川話，“說得脫，走得脫”。

離開敦煌之前，張大千把一些石窟的資料轉給從法國回來的常書鴻，后者受命擔任剛剛成立不久的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所長。

他意味深長地說，“我們先走了，你卻要一輩子守下去，這可是個無期徒刑。”

常書鴻一家和后來的一些畫壇才俊，果然在那里守了一輩子。

▌常書鴻在敦煌

張大千完成了2年零7個月的臨摹之后決定離開，讓人也偶爾想到了當今某些產業的商人，“甘蔗只吃頭截甜”，在大多數人進去的時候，逆流不顧而去。

從那以后，張大千再也沒有回過敦煌。

人生的路口，就像商戰的抉擇時刻，往往只是非A即B的選擇。1949年的選擇，也意味著他再也沒有回到故鄉。

在敦煌寒燈和人生暖色之間，你會怎么選？

▌張大千與友人合影，后排從左到右為黃金樹、陳國興，前排有郎靜山（左二）、張大千（右二）、山田喜美子（右一）。1950年代后面的三十年，張大千的選擇讓他有了更多自由交游的空間。

編后：

在藝術的世界中，張大千這種專業上爐火純青，生活中八面玲瓏的大家，廣受我們普通人的認可、追捧。

但不可忽視的是，我們對如常書鴻、吳冠中等人的篤身苦行同樣推崇。

藝術家的生活、立身行事，我們無從亦無資格臧否。但知藝如人生，在時間面前，一切都是殊途同歸。

部分參考資料：

1.曾迎三 萬君超，《東瀛之戀》 ， 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

2.敦煌畫派，CCTV

撰文/Write Articles—季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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