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方對于中醫藥人來說再熟悉不過了，歷代中醫都是在熟讀經方的基礎上成為名醫的。近年來，經典名方的研究很多，其中很大一部分就是對經方的研究。研究經典名方需要做很多工作，如中藥來源的考證、炮制方法的考證、處方劑量的考證、煎煮方法和煎煮次數、加水量等，其中劑量的考證尤為重要。那么漢朝的用藥劑量為什么比現在大？這不單單是度量衡不同的問題，與中藥的炮制與稱量先后也有關。

經方劑量考證??

經方劑量的考證是無數度量衡專家和方劑學專家都為之不懈努力的研究課題，現列舉三個重要研究結果：1957年由吳承洛出版的《中國度量衡史》，考證為：東漢一兩=13.92克。之后上海中醫藥大學教授、傷寒專家柯雪帆考證：1兩=15.625克，較一兩=一錢（3克）合理。20世紀80年代，已經納入方劑學。第三個是考古專家丘光明考證為：1兩=13.75克。

目前經典名方研究多遵1兩=13.75克的結果，四舍五入后成為13.8克。如此計算麻黃湯中的麻黃是三兩，那么應該是41.25克。而一般的方劑學則在括號里標注為6克。現今藥典的用量是2~10克（藥典用量都是1日用量）。有認為古之煎藥為一煎，然后又分三服，量就不大了。然而當今方劑用量一劑也是一日量，以前分兩服，現在也多為三服。再說一煎肯定不能完全煎出藥物成分，兩煎都未必可以。以一煎和分三服來解釋東漢方劑用量并不大，似乎說服力不夠。那么東漢的方劑用量到底如何？《傷寒論》的用量為什么這么大？我們必須從中藥的用法和炮制方面去理解。

被忽視的“先稱量后炮制”問題

漢代幾乎所有的方劑都是先稱量后炮制，顯然這個用量是大打折扣的。這是好多學者都忽略的重要問題。文獻考證，唐代以后用藥才是先炮制后稱量的。

古文獻求證

陶弘景《本草經集注》記載：“舊方皆云?咀者，謂秤畢搗之如大豆，又使吹去細末，此于事殊不允，藥有易碎難碎，多末少末，秤兩則不復均，今皆細切之，較略令如?咀者，乃得無末，而粒片調和，于藥力同出，無生熟也”。《新修本草》與《備急千金要方》均收載此段論述。這里顯然是先稱量后搗碎，且把?咀解釋為搗之如大豆。其實?咀是形聲字，皆離不開口。其古義李東垣解釋為：“古無刀刃，以口咬細，今皆細切之。”陳嘉謨釋義：“古人口咬碎，故稱?咀，今以刀代之，惟憑剉用，猶曰咀片，不忘本源也。”《廣韻》解釋?咀為“修藥也”。迄今為止，對全草類藥材的切制仍稱為“切咀”，有的把這類飲片也稱為“咀子”。

?咀之后有“秤畢搗之如大豆”的論述，關鍵詞“秤畢”，即漢時的處方都是先稱量后炮制，顯然其劑量是虛高的。

現知我國最古的醫學方書《五十二病方》的計量更是粗礦，常以“果、枚、梃、把、束、撮”等來計量，藥材使用尚未發展到先炮制、后計量的精細程度。

查閱文獻發現，討論先稱量后炮制的文章不多，在王寧的“傷寒論用藥劑量研究”里提到經方是先稱量后炮制的。還有個別論述也提到此問題。但均未引起重視。因此，先稱量后炮制是劑量考證中一個被忽視的重要問題。當然還有煎煮方式和分服、劑型計量方式、榨汁鮮用，如地黃等。經方之經典無疑，但其細節問題還是需要規范的。

《傷寒論》處方求證

由唐以前的論述可見漢方是先稱量后炮制。藥有多末少末，又去根、莖、節等，故所稱藥量無法準確。《傷寒論》處方則更是如此，如麻黃湯：麻黃三兩，去節桂枝二兩，去皮甘草一兩，炙杏仁七十個，去皮尖。若這些藥都是先稱量后炮制，麻黃先稱后去節，用量幾乎減少3~5%。至唐代孫思邈《備急千金要方》合和篇明確指出：“諸經方用藥，所以熬煉節度，皆腳注之。今方則不然，于此篇具條之，更不煩方下別住也”“凡藥治擇熬炮訖，然后稱之以充用，不得生稱”“凡麻黃，去節，先別煮兩三沸，掠去沫，更益水如本數，乃納余藥，不爾令人煩，寸斬之”。這里進一步明確了炮制后稱的是處方實際用量，更為準確。所以，考證漢代處方用量，不能單從重量出發，還要看其是否是先稱量后炮制的減重，彼時的處方用量，單從度量衡角度考證是有不足的。

《傷寒論》大約成書于公元200~210年，距今將近2000年了。故我們研究經方需要注意的問題有很多。比如：中藥材品種的變遷、產地的變遷都會影響方劑的作用，品種考證頗為重要；劑量研究、品種研究、炮制研究、煎藥方法研究等，也一定結合當今實際。若將古今炮制相結合來研究經典名方，通過相關對照實驗，經過比較優化后，用數據來確定工藝也許更可行。（來源：中國中醫藥報，作者：遼寧中醫藥大學 賈天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