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中華民族的歷史走到明朝時，世界正處于千年未有的大變局之中。大航海讓世界上各個彼此分隔的文明連在了一起，地球開始在人類的交往中忙碌起來；文藝復興讓歐洲從蒙昧中蘇醒過來，科學和技術開始牽引人類發展。

明朝開始逐漸身處于這個大變革的世界中。在明朝以前，特別是在明朝中期以前，茫茫大海的世界始終是屬于中央王朝專屬的探索區域，而北方則是歷代中央王朝最大的威脅。

明朝初年，這一形勢仍然沒有改變，浩浩蕩蕩的鄭和船隊一方面宣示著明朝的中央帝國地位，另一方面也在曠闊無垠的海洋上昭告明朝的威嚴。

這種宣示和昭告體現了明朝強大的國力，也讓人們延續一種認識，那就是海洋是屬于中央帝國的一部分，帝國最大的威脅依舊來自于北方。

但明朝中后期開始，這一形勢卻發生了翻轉。除了東洋人拼了命的要到明朝沿岸做生意外，文藝復興后，生產力和科技水平不斷提升的歐洲，將大航海的觸角延伸到了明朝的南部海岸。

與以往那些稀稀拉拉的幾年來一次的海外朝貢使團不同，這些西洋商隊開始成群結隊的出現在明朝的海岸邊界上，并大有深入到內陸做生意的趨勢。

明朝最初的海禁政策原本是為了打擊日本的番邦，但由于與明朝貿易的巨大利潤的吸引，海禁之下的日本番邦商人逐漸演變成了海盜，那些因海禁而喪失了生計的明朝沿海漁民，也只得冒險和他們做起了生意，鄭成功的父親鄭芝龍便是其中一員。

就在此時，西洋商人的大規模進入，讓明朝一貫的海洋優越感頓時轉變成了危機，明朝朝堂之上的精英分子仿佛覺得明朝已經失去了對海洋的控制，而這些遠洋而來的西洋人仿佛已經超越明朝征服了大海，并將可能威脅明朝的安寧。

在這種情況下，明朝始終以一種警惕的態度注視著大海上的商船，在朝廷銀根吃緊的情況下，明朝間或的又放開了海禁，這個時候番薯、玉米、西班牙銀元等相繼進入了明朝，但海禁依舊是明朝的主題，番薯、玉米等高產農作物的引進，雖然養活了明朝更多的農民，但同時也讓明朝對海外產生了更大的恐懼。隨著西洋武裝船隊在南海的經常性出沒，明朝逐漸將之視為了新的威脅。

徐光啟算是明朝這一時期少有的清醒者，從歷史的連續來講，在魏源、林則徐之前，徐光啟才真正算得上是中國開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他不僅積極的向西方傳教士學習了天文、歷法、數學、測量和水利等科學技術，還持續的編撰書籍對歐洲的科學技術進行推廣。除此之外，徐光啟最有遠見的視野在于當時他對世界局勢的分析。

與明朝的守舊老夫子所堅持的天圓地方的明朝中心論不同，徐光啟在當時已經引進了圓形地球的概念，并且還對經緯度有一定的認識，在此基礎上，徐光啟對當時世界的面貌有了大概的認識，對遙遠的歐洲正在發生的變革也有了一定的見解。

17世紀20年代，隨著遼東滿清邊患的愈演愈烈，時任禮部侍郎的徐光啟認為，明朝最大的威脅依舊來自于傳統的北方，此時北方的代表性威脅便是女真部落。徐光啟分析到，東洋和西洋到明朝的目的依舊是經商盈利，即使有少量的海上武裝也僅僅是對明朝的海防構成侵襲，并不能從根本上動搖明朝的國本。但女真部落卻不同，女真在當時已經建立金政權，歷史上被稱為“后金”，后金不僅在持續的進攻遼東邊關，同時對蒙古和其他北方部落形成了實質性控制。

徐光啟認為從中國歷史的經驗判斷，北方部落一旦聯合在某個軍事集團的控制下，其下一步計劃便是南下奪取中原。

徐光啟因此建議明朝應該加強對遼東邊防的防備，而逐漸放開海禁，允許西洋人在沿海進行貿易，一方面解決錢糧吃緊的問題，另一方面希望大規模引進西方的火炮制造技術，恢復明朝軍隊在北方作戰時的火力壓制優勢。

徐光啟的見解可以說是非常有遠見，事實也證明徐光啟的建議是可行的，明朝后期從葡萄牙進口的少量紅夷大炮就對清軍造成了很大的損失。

但徐光啟的這個提議，在當時的明朝朝堂之上卻遭到了非議，士大夫們認為后金不足為慮，真正的威脅，或者說更大的威脅是這些來自海上的西洋人，他們認為徐光啟這是在向澳門的葡萄牙人出賣明朝的利益，徐光啟險些被口誅筆伐成了“賣國賊”。明朝最終并沒有嘗試徐光啟的建議。

但此后的事實證明徐光啟的分析并沒有錯，身處大變局中的明朝因為錯誤的分析了當時的局勢，選錯了對手，從而喪失的不僅明朝的百年基業，隨著清軍的入關，喪失的更是與世界接軌前行的機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