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州雨災，表達“悲傷”不是想抹黑誰

作者/慧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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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洶涌的網絡暴力下，“雨衣爸爸”終于被媒體證實，他確實是鄭州地鐵遇害者之一的父親。

鄭州地鐵5號線的悲劇發生后，一位父親身著雨衣，席地而坐的照片刷屏社交媒體。

很多人為“妞妞”感到惋惜，為“雨衣爸爸”整夜默坐送別女兒的悲戚感到心痛，但未曾想，面對如此心碎的畫面，還有一些人，想到的卻是：

他是不是別有用心的“表演者”？是不是心存不軌、刻意抹黑鄭州的“壞分子”？

這樣的質疑和污蔑越來越多，越傳越離譜。

到最后，這位身披雨衣追悼女兒的父親，已經成為某些人口中的“行走的50萬”（意指潛藏在中國的外國間諜），他們呼吁向執法機構舉報他，“立即查辦此人”。

當這些污名化的指責突然躥出來的時候，我一度感到迷惑。

我寧愿相信這些攻訐者或許是太年輕了，他們可能尚未經歷過至親離世的悲痛，所以不能理解這些“反常之舉”。

他們不可能理解，即便平素是篤信唯物主義的人，面對至親骨肉的罹難，也難免會突然開始“轉念”：

或許世間真有陰陽兩界；或許民間有關“頭七”回家的傳說是真的，離開的人會以某種形式再一次回到這個世界，和生前愛他們的人一一道別……

這些異于常人之舉其實無關于迷信，而是一種難以自拔的悲傷，和悲傷之下那無法言說的巨大的、結實的、難以釋懷的愛。

在這樣莫須有的攻訐下，一些媒體找到了當事人，還原了一位父親所遭遇的巨大悲痛。

昨天讀了界面新聞那篇《妞妞，一個父親的送別》，讀到下面這句話，同為人父，我確實忍不住，淚濕眼眶。

“那個中年的北方漢子坐在地上哭成一團，一遍遍重復：我們的妞妞沒了。”

針對此前質疑者的種種疑問，媒體也一一作了解釋：

墨鏡，是妞妞送給爸爸的禮物。
雨衣，是父女兩人最后一次一起上班時穿的。
老式自行車，載著他的妞妞從小女孩長成了大姑娘。

同為人父，妞妞父親所遭遇的悲痛，是我難以想象的劇烈。

更難以想象的，是愛女罹難，這位悲痛的父親卻要不停面對洶涌的、充滿惡意的指責和污名化攻擊。需要在最無力的時刻，站出來向媒體和公眾解釋自己的種種行為，僅僅是出于思念，而無意炒作和抹黑誰。

我想，作為父親，希望能和自己心愛的女兒做沒來得及的，最后的告別，世間恐怕沒有比這更樸素、更真切的情感了。

他沒有想去“抹黑”誰，在那塊臨時寫就的紙板上，沒有任何激烈的問責和口號，只有一句再日常不過的：

“妞妞，爸爸還想接你回家！”

是啊，他只是一位想接“妞妞”回家的再普通不過的父親。

（二）

在鄭州暴雨罹難者的“頭七”，很多鄭州市民自發前往事發地鐵站敬獻鮮花。

在當天晚些時候，人們突然發現，市民敬獻的鮮花，被不知身份的人用一圈黃色的施工擋板團團圍住。

圍擋和屏蔽顯示了某種不為人知的警惕態度，在市民自發性的獻花之外，圍擋動作向公眾傳達了一種“遮掩”態度和“冷漠的回避”。

這樣的態度引發了部分市民自發性的“拆除”，并經社交媒體發酵，反而助推了公眾的吊唁行動。

越來越多的鮮花被擺在了事發地鐵站口，而有關部門終于不再圍擋，默認了市民寄托哀思的獻花行為。

向遇難者獻花，是公眾“共同體意識”下的一種表達。

但公眾這種自發性的哀悼行為，同樣遭遇了“扣政治帽子”的污名化攻擊。

“沒覺得感動，只是作秀！”

“不會是境外勢力吧？想來鄭州搞香港那一套？”

“陌生路人有必要去為素不相識的死者做些什么嗎？”

不免感慨：如今“境外勢力”是塊磚，真是哪里需要往哪兒搬。

面對這樣毫無根據的污名化指責，我沒有任何辯論和“叫醒裝睡之人”的欲望。

我們必須認識到這些人的真實存在，同時遺憾地承認我輩的失敗——傻逼的確是不可戰勝的。

我想起10年前上海膠州路高層公寓大火后，上海近10萬民眾前往事故現場獻花哀悼，手持菊花的蜿蜒人群，一路從膠州路排到昌平路。上海一支交響樂團來到現場，滿含熱淚地演奏《圣母頌》、《讓世界充滿愛》。

沒有人質疑這樣的行為是“作秀”，更沒有“境外勢力借此刻意抹黑中國”等誅心之論。

在這場浩大的自發性悼念儀式的現場，沒有不明身份的相關部門工作人員豎起圍墻，沒有驅趕和清掃。現場當然出現了警察的身影，但他們的工作僅僅是維持秩序，順便擔負起安慰遇難家屬的工作。

在我的印象里，十年前，面對同胞罹難，公民的自發性吊唁行為，自廟堂至江湖（后來上海市主要領導均到場獻花、鞠躬、默哀），在輿論上是獲得一致肯定和好評的。

“沒有人是一座孤島，可以自全”，在那一刻從詩歌走向了現實，一座城市的人息息相通，共御風雨，共擔悲傷。

某種程度上，市民向素不相識的遇難者獻花，難道不恰恰是一座城市所呈現出來的“溫度”和“人文精神”嗎？

陌生人之間的守望相助，要珍貴于親友間的鼎力扶持。

無論是上海，還是鄭州，面對一場“可能砸在每一個普通人身上的巨大災難”，公眾自發性的吊唁，不僅僅是一種基于“共同體意識”下的悲戚與共，還有著更沉重、堅實的追問和基于公共利益的關切。

這種關切和表達是無聲無息的，是以鮮花、蠟燭和卡片來寄托的，它沒有任何破壞性，也不試圖傷害任何人。

它的出現，在公眾的共情之外，還包含著個體對自身命運的擔憂：

即我也可能是那地鐵和隧道中的一員，如果這一頁被歷史輕輕翻過，那么未來的某一天，自己也可能會重寫當下的悲劇。

（三）

為什么在2021年的鄭州街頭，市民為暴雨中不幸遇難的同胞敬獻鮮花，會被一些“別有用心”之人，視為對城市和政府的“抹黑”呢？

這或許是另一種“收割流量的密碼”，亦或者僅僅是基于私人可鄙的泄憤和網暴快感，我無意深究這些人的攻訐動機，不過我明白一點：

這樣沒來由的攻訐，在當下的輿論環境下，不僅“安全”，而且顯得“十分懂事”。

現在有一股奇怪的風氣，無論是天災還是人禍，只要你沒有感動有司救災之及時，只要你沒有感謝路人援手之無私，而是“不懂事”地提出了一些“不合時宜”的反思和追問，那么很快就會收到一波罵你“屁股歪”的誅心污蔑。

別說問責之論，就是反思的聲音，也被視作“添亂”、“冷嘲熱諷”甚至“刻意抹黑”。

甚至，僅僅是訴說自己在災難時的親身經歷，也要被人罵做“帶節奏”了。

比如這位鄭州大雨京廣隧道的幸存者，她將自己在京廣隧道死里逃生的經歷，發在了個人微博上，卻遭遇了比暴雨更恐怖的“沖擊”。

以至于她不得不在微博上道歉，并向那些攻訐者表態：“我愛我的國家。”

同樣，媒體報道也未能幸免，當下極化的輿論場中，有一種聲音就認為：

媒體挖掘和還原遇難者故事，就是“消費苦難”，就是吃“人血饅頭”。

這樣的邏輯不僅僅是可笑，而且實在令人費解——

媒體的還原、評論和部分公眾的問責與反思之聲，明明是在幫助天災之下的弱者和普通公眾，明明是寄希望于城市相關部門在天災面前能夠謹記教訓，落實應急法規，強化應急救援組織和管理能力。

但這樣的聲音，竟然被認為是“別有用心”，“包藏禍水”，“給境外勢力遞刀子，抹黑某某某”的惡毒攻擊。

（四）

無論是一座城市還是一個社會，當人們面對個體悲慘的遭遇和不幸的經歷，不再肅穆地反思“為什么”，不再共情地問一句“何以至此？”時。當公眾和媒體對災難下可能存在的人禍保持一種微妙的集體性沉默時——

那么，彼時危險的云團就會籠罩在所有人頭上。那么，在公共利益的水面上，每一個普通人都在“溺水”。

要記住2021年夏天的這場痛，要記住鄭州人的血和淚。

媒體、微博和朋友圈中的聲聲追問和句句反思，也從來不是為了“抹黑”誰。

那是為了祭奠逝者，也是為了鼓勵生者。

那是為了讓橋更堅固，隧道更光明，是為了當災難再降臨時，最孱弱之人也能獲得最安穩的庇護；

那是為了下一場“千年一遇”的特大暴雨降臨時，無論身處哪一座城市，你我都不再經歷這樣的慘痛和離別。

表達“悲傷”不是想抹黑誰，悲傷的力量在于銘記痛感，而這痛感，可以讓我們避免重復歷史。

這里是思維補丁，謝謝你的閱讀。

最后，一點點微小的改變，也是進步。

民眾悲戚與共的情緒，本就無須設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