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健忘癥”的背后:被審查、屏蔽和刻意篡改的日本侵華史
作者/慧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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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所謂“歷史”,常常是服務于政治的工具。
最近讀了兩本日本學者的書,讓我對日本國內對二戰的“歷史書寫”,尤其對侵華戰爭罪行的認識、反思和并不算誠懇的道歉態度,有了一些新的認識。
對于中國人而言,中日戰爭的發端、性質和結果,從學者到民眾,早已形成了毫無爭議的共識。
但是對于日本人而言,日中戰爭的緣起、性質和最終結果,在日本投降后卻有著各種不同版本的討論。
可以說,日本各派別人士對侵華戰爭的認識、反思和悔罪態度,是存在巨大撕裂的。
譬如中日戰爭的結果,這是個在中國人看來根本不是問題的問題——當然是中國取得了完全的勝利,打敗了日本帝國主義,并對世界反法西斯戰爭貢獻了重要力量。
但這個結論,對很多日本人而言,卻有著迥然的認識。
日本學者子安宣邦在新作《近代日本的中國觀》中就寫道:
“1945年的終戰,對日本人而言,就是太平洋戰爭的戰敗,所有(日本)人都認為日本是敗給了美國。”
(原子彈徹底震懾了日本人)
子安宣邦觀察日本投降后的國內民眾心態,總結當時日本國內的主流意識,認為“戰爭”的終結只和美國有關,即日本全然是敗給了美國。
“無論是政府還是國民,都不想把戰敗視作在中國大陸這場深陷泥沼的戰爭之失敗”。
(很多日本人并不知道中國戰區這場投降儀式,他們只了解在美國戰艦上的這場投降儀式)
日本知名歷史學者、山口大學副校長纐纈[jiǎo xié]厚在《何謂中日戰爭》這本書里,詳細論述了日本投降后,日本國內對“戰敗”的國民共識,是存在較大分野的。
甚至有一部分日本人對于戰敗這一事實的認識是:
日本戰敗于美國,投降于美國。
以及最令中國人難以接受的一點:
日本戰勝于中國。
這是一個對中日戰爭近乎荒謬的認識。
但魔幻的是,因為一些被刻意模糊的戰爭敘事和扭曲的國民心態,它反而因為諸如“建立偽滿洲國”,“重慶轟炸”和“占領南京”等所謂的勝利體驗,成為部分日本人對中日戰爭結果的“不同認識”。
日本部分民眾能產生這樣的錯誤認識,當然是因為日本當時掌握權柄的軍國主義意識,對中日戰爭刻意模糊、屏蔽乃至篡改的結果。
(二)
子安宣邦觀察到,戰時的日本,無論是戰線上的士兵還是后方的國民,都認為“真正的戰爭”是在1941年12月8日這一天開始的。
這一天,日本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全面爆發。
彼時,侵華戰爭已經打了4年多,但在日本國內,它一直被刻意模糊、淡化和歪曲,很多日本人對中日戰爭的印象仍只是“事變”。
“日中戰爭在國民的意識當中是一直被隱瞞著的戰爭’’。
這就涉及到當時日本對侵華戰爭緣起和性質的“不同認識”。
對于中國人而言,中日戰爭是一場毫無疑義的侵略戰爭。
但是對于戰時的日本人而言,他們給自己的定位當然不是邪惡的侵略者,相反,日本人是東亞的“拯救者”和毫無爭議的“盟主”。
當時,日本在與歐美列強抗爭時,深感雙方力量相差懸殊。這種危機感,讓日本人急迫地希望在亞洲諸國中獲得某種優勢地位,以消弭相對歐美的劣勢感。
這種意識在軍國主義思潮,和日本國內民粹主義的高潮中,就逐漸演變成日本要救亞洲諸國于水火的國民共識。
所以無論是侵華戰爭還是對朝鮮的殖民統治,都被扭曲為日本為了捍衛自身和東亞文明的“義戰”。
比如寫過《支那社會研究》(為保持史料的歷史原貌,本文對書名、引文的用詞不做調整)的日本學者橘樸,就曾專門寫文在輿論上支持“滿洲事變(即9.18事變)”。
橘樸認為滿洲事變,是日本青年變革者們發動的一場“革新行動”,是為實現滿洲獨立而發起的行動,旨在建設作為“亞洲解放之基石”的獨立國家。
這種邏輯當然是荒謬且無恥的,日本人要拯救和解放亞洲,竟然是以侵略和殖民統治為路線的。
比如日本中國學京都學派創始人內藤湖南,他寫了一本號稱“替支那人為支那考慮”的《支那論》,他對中國的自我革新完全持否定態度,并認為離開了日本的經濟活動中國必將“衰死”。
所以也就不難理解,這位號稱“為支那考慮”的日本學者,竟能夠用異常奇妙的邏輯,論證了日本“侵略主義、軍國主義”的合法性。
(內藤湖南)
甚至直到今天,日本的歷史書寫中,依然標榜對中國臺灣和朝鮮的殖民統治,為對方的近現代化做出了突出貢獻。
正如纐纈厚總結的那樣,日本盡管在最初動機上是要聯合亞洲抗拒西方的侵略威脅,但逐漸地就演變成以犧牲(侵略)亞洲為手段,并試圖通過占領亞洲實現日本的強國之夢。
“它試圖將日本從“威脅”中解放,卻以自己變身為亞洲諸國的“威脅”而告終。”
(三)
喬治·奧威爾有言:
誰控制了現在,誰就控制了過去。
誰控制了過去,誰就控制了未來。
子安宣邦在書里還提到了一個小故事,日本作家石川達三1938年1月,以記者的身份來到南京,此時南京城內大規模的大屠殺已經結束,雖未親眼目睹大規模屠殺,但南京的屠城景象,還是令石川達三印象深刻:
“街上尸體累累,事態嚴重。”
回國后他寫了一本小說《活著的士兵》,這部小說以日軍虐殺一名中國青年而開篇。
結果,石川達三的這本小說在發行當天就遭到政府的禁售,且以“擾亂社會安定”的罪名被判入獄4個月。
但荒唐的是,石川達三在后來的反思中,卻僅僅把這件事稱為“因研究戰場上的個人而招致的筆禍”。
面對這樣的反省,子安宣邦諷刺道:
“筆禍是因為小說的前提——日軍最大而又最惡劣的丑行南京事件,而石川卻不想看到這一點。”
不僅如此,在出獄后,石川更是宣稱“南京事件是不存在的”,這樣乖巧的態度,讓他出獄后,又被政府以從軍特派員的身份,派到了戰場上采訪——你可想而知,這樣的從軍記者,筆下不可能再有侵略和虐殺的只言片語了。
所以子安宣邦總結道,被禁售和刪除掉的,不僅僅是小說中的南京大屠殺,“被刪除的是日本軍隊整體上對中國士兵和人民的罪行。”
在這樣的戰爭敘述和歷史書寫之下,當戰爭的陰云散去,戰后的大部分日本民眾不是“無恥”地否認和“刻意掩蓋”當年日本侵華的罪行,而是自始至終,對于絕大多數日本普通民眾(尤其是年輕一代)而言,他們所能接觸到的新聞、書籍、史料和影像——
關于日本侵華戰爭的描述都是殘缺刪減、含混模糊,甚至是被篡改和歪曲的“歷史”。
在戰場后方,日本民眾根本就不了解一個真實的、殘忍的、罪行累累的侵華戰爭。
(鳩山由紀夫是對戰爭反省較為深刻的日本首相)
無論是“侵略是為了解放和拯救”,還是戰后否認南京大屠殺,在靖國神社供奉14名甲級戰犯,美化歪曲日本的侵略歷史……
這些基于政治目的的史實闡述,當年幫助日本軍國主義勢力站上權力舞臺,還逐漸通過媒體、學者、課本等歷史書寫與教育,滲透至日本國民。
并最終導致直到今天,日本社會對侵華戰爭的歷史記憶和國民認識,仍是殘缺的、被刻意模糊乃至篡改的“史實”。
(日本前首相安倍參拜靖國社,類似的拜鬼行為每一次都會激起中韓兩國的強烈抗議)
這也導致日本對侵華戰爭的罪行,仍缺乏一個誠懇反思的態度和真誠悔過的形象。
(四)
日本是一個崇尚強者,有些“欺軟怕硬”的民族。
在絕對的力量面前,刻骨銘心的傷痛和“屈辱”也可以化為內心的崇拜與諂媚,這一點在日本對美國的態度上,體現的淋漓盡致。
(對待強者,日本的態度堪稱恭謹)
近些年國內時有“反日運動”,其中不乏一些激進之聲,認為只有把日本人打服,他們才會真的認錯,所以“中日之間必有一戰”。
作為中國人,我個人能夠理解“反日”的情緒和心理。畢竟,侵華戰爭是所有中國人都應該銘記的民族傷痛。
但我不理解也不支持,那些高亢地喊出“寧愿華夏遍地墳,也要殺光日本人”的群體。
類似的口號,在我聽來是很恐怖的。
因為他們在反日的同時,卻并不愛國,不愛這個國家的真實的、具體的人,不愛他的手足同胞,不愛那組成國家的細微、弱小,被時代裹挾而行的個體。
他狂熱崇拜的,只是一種極端的復仇情緒,一種危險的,堪比“軍國主義”意識形態的宏大敘事。
在這個宏大、亢奮、血腥的目標之下,復仇、殺戮和勝利是唯一的目標。至于死多少無辜的人,至于這些人是不是全部該死,是不必認真考量的,是可以全部忽略掉的。
我想,在警惕日本極端右翼勢力和軍國主義思潮的同時,我們也要警惕圍繞在我們身邊的,那些只熱衷于勾勒“宏大敘事”而全然忽略掉“個體、生命與生活”的人。
一個智識在線的愛國者,大抵上會明白:
所謂“反日”,絕不等同于非黑即白地反對日本的一切,仇恨日本的所有民眾,“反日”真正的底層邏輯不是為了復仇和殺光日本人,反日的實質,是“反對罪惡,反對仇恨,反對侵略,反對殺戮”。
(五)
從對歷史的敘述上,中日并不曾“共享”同一個歷史,也因此,注定在戰后會產生連續不斷的摩擦和爭端。
正如子安宣邦所得出的結論:
日本的戰敗,只是日美之間的了斷,但并非是日中之間的了斷。
他認為,二戰之后,中日之間的“了斷”,長期以來處于被擱置的狀態。而被延宕了的中日之間的了斷,則造成了兩國難以建立起親密的、本質性的鄰居關系。
因此,即便雙方經濟關系不斷深化交融,但“本質上還是疏遠的。”
這種疏遠,并非出于經濟上的競爭,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日本社會在戰后對戰爭并不深刻的反思,和并不誠懇的悔罪心態所導致。
(日本前首相鳩山由紀夫在韓國跪地道歉,他是唯一為侵略戰爭跪地道歉的日本首相,他也曾來南京鞠躬道歉)
在反戰的前提下,中國人顯然很難去“重寫”日本人的歷史書。
試圖讓他們真正認識到自己的錯誤和罪行,除了聲勢浩大的銘記行動與歷史書寫之外,我以為,面對日本這樣的民族,是要讓他真正意識到:
你比他更強。
日本是一個信奉“強者敘事”的民族,慕強甚至媚強,已然是刻在其國民意識深處的群體基因。
只有當你真正比他更強大之時,他才會以仰視的姿態重新審視你。
或許,弱者視角下的“重新審視”,也并不是從骨子里正視自己曾經的錯誤和侵略罪行,而只是開始正視你作為強者的歷史敘事。但這也足以令其認真地反思日本曾刪減和篡改的罪惡與史實了。
吾輩當自強。
這里是思維補丁,謝謝你的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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