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郁癥不是來自美國的傳染病，

但需要更中國化的應對。

文/向睿洋

全文約3000字，閱讀用時10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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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讀了一部很重要的作品《像我們一樣瘋狂：美式心理疾病的全球化》。

這本書的英文名叫Crazy Like Us，也可以是Crazy Like US（像美國一樣瘋狂），主要講了美國是如何把自己對于精神問題的看法“灌輸”給其他文化。

書中介紹了在葛蘭素史克等制藥商的大力宣傳下，“抑郁癥”這個概念被“灌輸”進日本文化的始末，對其中的文化適用性、商業利益影響公共健康事業等問題進行了深刻的反思。

其實，去年我就了解到這本書。當時，觀察者網的余亮《從書說起》講這本書的視頻掀起了一場熱議：抑郁癥是來自美國的傳染病？

當時看到這番言論，我是不屑一顧的。多年的心理學學習告訴我，抑郁癥是最常見的心理疾病之一，國內確實有很多人深受抑郁癥之苦，我身邊也有朋友在與抑郁癥做斗爭。

讀本科學習變態心理學時，我們用的是美國的原版教材，甚至考試題目都是英文的。我一直理所當然地接受學到的一切，從沒想過學習一套“普遍的”精神病理學有什么問題。

但在讀完了《像我們一樣瘋狂》后，我陷入了震驚……

我們對待抑郁癥的方式，可以分成幾個方面。

1. 認識到抑郁癥是一種確實存在的心理疾病，有自殺的風險，因此需要得到治療。

2. 用標準的方法診斷抑郁癥。

3. 用標準的方法治療抑郁癥。

4. 病因的溯源以及抑郁癥概念的傳播。

我們分別來看看這些方面可能存在怎樣的問題，有怎樣的爭議。

01

抑郁癥是一種確實存在的心理疾病

“抑郁癥是來自美國的傳染病”暗含的意思是，這種病可能原本中國是沒有的，是美國“傳染”給中國的。

其實《像我們一樣瘋狂》書里的論述是不支持這一點的。

作者真正表達的意思是，類似抑郁的心境問題在每個文化中本來是存在的，但采取的形式各不相同。

例如，在抑郁癥的概念傳入中國之前，一個有心境問題的人可能出現肚子疼這樣的癥狀；而在抑郁癥的概念傳入后，抑郁的文化規范發生了轉向，人們知道了容易疲勞、食欲不振、睡眠問題是抑郁的癥狀，于是無意識中受到影響，轉而用這樣的方式來表現心中的問題。

在這個意義上，說“抑郁癥是美式疾病全球化的結果”是合理的。其結果是統一了全球有抑郁癥這樣的心境問題的人的癥狀表現及命名。

抑郁癥在國內本就存在，但因為國內以前沒有這方面的知識，所以很多人的心理問題沒有被發現。

這種統一似乎問題不大，只要有助于診斷、治療人們的問題，這種統一也可以接受。

02

用標準的方法診斷抑郁癥

美國是研究抑郁癥最先進的國家，國際公認的ICD和DSM診斷體系大量借鑒美國的研究成果，或者其本身就是美國的診斷方法。

借鑒標準的診斷方法，無疑有助于更準確地檢出抑郁癥患者，為他們提供幫助。

但診斷標準跨文化的適用性問題值得思考。

書中提到，美國人其實很“特別”：“他們既愿意對陌生人公開表達情緒和難過的感覺，又非常傾向于將心理痛苦視為一種醫療健康方面的問題。”

跨文化的研究發現，美國人比東亞人更傾向于趨利避害、趨樂避苦，相比之下，東亞人則更中庸平和，能接受快樂和痛苦、積極事物和消極事物的并存。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美國人診斷抑郁的標準對于中國人來說會不會過于“寬松”——一些以前認為正常的表現，現在被看作了異常。

換句話說，以美國人定義的抑郁來看，中國人可能本來就比美國人更傾向于抑郁。

我們不妨看一看ICD-10中的抑郁診斷標準。

【核心癥狀】

情感低落、缺乏興趣或愉悅感、精力漸退易疲勞

【附加癥狀】

自卑、不合情理的自責、自殺（自殺念頭或行為）、精神運動性遲滯（“懶”）、記憶力減退、注意力不集中、食欲下降、睡眠障礙等

【診斷標準】

2個核心癥狀+2個附加癥狀=輕度抑郁

2個核心癥狀+4個附加癥狀=中度抑郁

3個核心癥狀+4個附加癥狀=重度抑郁

（癥狀需要持續兩周以上，并且排除其他疾病引起的抑郁）

以自評問卷或訪談的方式進行評估，滿足診斷標準是比較容易的。

知道這些條目之后，帶有確認偏差地回顧自己的生活，很可能會多多少少發現一些“端倪”。

就像作者提到的日本20世紀初神經衰弱的流行。當時神經衰弱的癥狀描述都是常見的——失眠、耳鳴、注意力不集中、肚子痛、眼睛疲勞以及好像頭上扣了個沉重的大鍋。據估計，那時約有1/3求醫的日本人都認為自己患有神經衰弱，幾十年后神經衰弱這個診斷才逐漸消失。

當下的抑郁癥的越來越多的“檢出”與100年前日本的神經衰弱的“流行”的相似之處值得我們思考。

目前，心理學從業者正致力于區分“抑郁癥”和“抑郁情緒”。如果這種區分深入人心，那么或許不會有1/3的人給自己貼上抑郁癥的標簽，但也至少會有越來越多的人覺得自己受抑郁情緒困擾。

現在看起來，輕度抑郁癥和抑郁情緒的區分多少有點含糊，對抑郁癥明確診斷的要求無疑會越來越高。

03

用標準的方法治療抑郁癥

標準的抑郁癥治療方法，是藥物治療與談話咨詢相結合。

第二代抗抑郁藥物——SSRI（五羥色胺再攝取抑制劑）是主流用藥，包括賽樂特（帕羅西汀）、百憂解（氟西汀）等。

我們傾向于相信，抗抑郁藥都是嚴謹的科學研究的成果，代表了人類最先進的科學技術。

但我們有充分的理由提高警惕：美國的抗抑郁藥研究是存在問題的。

美國已經爆出不少制藥商操縱科研的丑聞。制藥公司為了證明自家的藥是有效的，資助那些得到支持藥效結果的研究者，甚至改寫研究者的論文或者代筆替研究者撰寫論文，以規避不支持藥效的結果，而只宣揚藥有效。

其結果是，對于SSRI的藥效，大量支持的結果得以在權威期刊中發表，而不支持的結果或對于副作用的報告則進入了研究者的“抽屜”。

我的專業背景是社會心理學，我深知社會心理學面臨的可重復性危機：像自我損耗、老年人啟動這些研究發現，如果被證明不能重復，其影響并不大，只需要改變認識就可以了；

但在抑郁癥方面的研究如果結果不可靠，將會帶來很大的問題，例如風險因素的考量、藥效與副作用的權衡，等等。

這么說不是否認抗抑郁藥的有效性，目前確實有不少支持有效性的證據，更多的證據也還在積累。

只是，在意識到研究可能存在的缺陷以后，有必要打破對藥物的迷信，在考慮用藥時有更多的考量和評估。

04

病因的溯源以及抑郁癥概念的傳播

美國定義的抑郁癥是帶有個體主義文化色彩的。

抑郁被定義為“個體大腦中神經化學物質的不平衡”，以及個體思維認知方式的問題。這兩者都使得我們把抑郁看作一個人“內部”的問題，而忽視對中國人來說更重要的家庭、社會因素的作用。

在中國集體主義的文化傳統下，家庭對一個人施加著巨大的影響，社會比較和社會壓力對一個人產生著巨大的作用。個體是嵌套在關系、家庭、群體、體制的網絡中的，如果只把抑郁癥看作個體內部的問題，那么很難治本。

還有一個問題是抑郁的“輕癥化”，就是說不把抑郁看作精神病人才有的重疾，而把它看作人人都可能得的“小恙”。

如今“抑郁癥是一種心靈的感冒”的說法似乎已深入人心。這種輕癥化的宣傳在日本是制藥公司為了推廣抗抑郁藥而想出的營銷手段。但在國內，是好心的心理學從業者為了讓有抑郁癥的人能夠更好地接受幫助而采取的必要的妥協。

有人說，治療抑郁癥就像吃感冒藥：緩解了癥狀，或許能通過心理治療增強一點抵抗力；然后又回到致病的環境，等到出現癥狀的時候再來治療。

05

我們可以做些什么

1

加強本土化研究

抑郁癥的診斷、用藥效果都需要更多、更嚴謹的中國樣本的測試。

2

同等重視治療和社會服務

我們既需要治療已經表現出抑郁癥狀的患者，也需要讓患者或潛在患者的家庭、學校、工作、社會環境發生哪怕一點點向好的轉變。后者是心理工作者和更多人可以致力的方向。

3

謹慎用藥

抗抑郁藥的研究中是存在一些問題的，我們一方面需要更多的本土用藥研究，一方面需要更謹慎地用藥，注意密切觀察初始用藥階段出現的副作用。

4

有節制地傳播抑郁概念

我們想要一個人們有一點不適就尋求心理幫助的社會嗎？這其實是一個價值觀的問題。我的答案是“不”。

抑郁癥產生于美國，至少有部分原因是美國人趨樂避苦的傾向，但把舒適、幸福看作“正常”，把痛苦、不適看作“異常”本就是痛苦的來源，這正是新一代認知行為療法ACT的核心宗旨。

中國人本來是追求中庸的，也可以說提倡“禍福相依”的辯證思維，能接受一些壞事的發生。

有越來越多人因為心理問題求助是當下心理學工作者希望看到的，但過于依賴幫助的習慣，肯定是多數人不希望看到的。

結語

回到關于余亮的視頻的爭論，批評者的一個要點是發展階段的問題。

美國已經到了全民普及抑郁癥的階段，所以才有必要反思過度診斷、藥物濫用的問題；而目前國內的主要問題是普及不夠，有很多抑郁癥患者沒有被檢出、沒有得到足夠的幫助。

打個比方，現在在國內宣揚抑郁癥的過度診斷問題，就像給一個沒飯吃的窮人講營養過剩，只會把窮人餓死。

我想問：有沒有可能在變富有、吃飽飯的過程中就規避掉營養過剩的問題？

另一個比喻也很有意思，《像我們一樣瘋狂》的作者在全書的最后說，美國“在精神醫療上做的，就相當于把自己的毯子送去給病痛的本地人，卻忘了那些病原體正深藏在毯子的纖維之中” 。

那么，我們有沒有可能在借毯子保暖以免受凍的同時，也盡可能免疫毯子中的“病原體”呢？

我相信是有可能的。

— EN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