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掛壁”是深圳三和當地的方言，用來形容身無分文，走投無路的境遇。“今天又掛了？”這是三和大神之間獨特的打招呼方式。

三和大神，是指一群聚集在深圳的三和人才市場周邊，以做日結兼職為生存手段的打工青年。他們基本沒有人生的目標，信奉“做一天闊以玩三天”的生活理念，對于大神們來說，今朝有酒今朝醉是一種境界，物質需求降低到了極致，兩塊錢一瓶的大水、四塊一碗的“掛逼面”、五塊一晚的黑網吧，用很少的錢，在游戲的世界里稱王稱霸，娶妻生子，買房劃地。

之所以稱為“大神”，其實是他們的一種自嘲，他們已經放棄了人世間大多數人的追求，選擇過一種今朝有酒今朝醉的“佛系”生活。關于三和大神的事跡，國內已經有很多媒體報道，而他們“率性灑脫”的生活方式，經過網友的口口相傳，讓三和大神與“切瓦格拉”式領袖一樣，成為了互聯網亞文化的一部分。

憑借著驚人的墮落力和生命力，攀登“墮落之峰”的三和大神們，雖說背井離鄉是為了掙錢，但打工是不可能打工的，這輩子都不可能打工的。老板討厭，老板娘又面目可憎，流水線更是苦不堪言。于是只做“日結”，做一天，玩三天，絕不貪戀一秒鐘的富貴。

每當夜幕降臨，有錢的會去小旅館找個床位睡一晚，15 塊一晚的床位，雖然擺設混亂氣味難聞，好在 wifi 網速讓他們打起王者榮耀來從來不卡。如果連這個錢也掏不起，還有傳說中的“海信大酒店”，以天為被，以地為席，躺下就睡，也算美哉。

那么，三和大神究竟是怎樣煉成的呢？

27歲的宋春江，就是“三和大神”之一。12年前，宋春江從河南技校畢業，來深圳打工。一開始，他也在工廠工作，但是動輒十幾個小時的工時和微薄的薪資讓他離開了工廠，只接按日結算的 工作，露宿街頭成為“三和大神”。

“去年就開始了（三和大神的生活），只是那時候還活得沒這么神、掛得也沒這么慘！”

什么是大神級別的生活呢？宋春江解釋道：“大神的特征就是不想干活，首先是懶，工錢太低了不想干，工作太累了也不想干…”“沒錢的時候幾天不吃飯，然后睡大街…”“吃最便宜的面，喝最便宜的水，50塊能過好幾天”

談到露宿街頭的經歷，宋春江說自己遇到過不少趣事。

和其他不善言辭的大神相比，宋春江在鏡頭前的表達欲也比較強。對于自己的落魄境遇，也不覺得悲哀，反倒有一種輕松、自嘲的心態，金句頻出。盡管宋春江在片中雖然表現得戲謔幽默，但表象之下透露出的，卻是不符合年齡的絕望。

因為這部紀錄片出名后，宋春江開了直播，賺了幾千塊錢的打賞后去了海南，錢花完了又回到三和，繼續掛逼。

2塊一瓶的大水，4塊一碗的掛逼面、5毛一根的紅雙喜散煙，這是三和大神的“掛逼”三件套，實在沒有錢的時候，公園里的長椅也能連睡幾宿，幾天不吃飯的日子咬咬牙也就過去了。他們無欲無求，對人生沒有太多奢求和渴望，沒有夢想，沒有責任心，拒絕被束縛，向往“說走就走”的自由。乍一看，似乎很“佛系”。

22歲的東東，高中未畢業，一年前瞞著母親偷偷來到深圳打工，女朋友也因為工作問題而和他分手，起初他進大廠工作，不到一個月就辭職，后來一直找日結零工，被問到為什么來三和這邊，東東笑著說：“這邊網吧多。”

他說如今的慘狀都拜“網貸”所賜，即便他已經還清欠款，賬戶也仍被騙子凍結，求助警方也處處碰壁沒有解決。但是三和當地的日結工作不需要身份和賬戶信息，于是他在一家奶茶店做零工。他認為用日薪工作來養活自己，夠自由…

仿佛是一個惡性循環，越窮越懶，越懶越窮。但他們的現狀又不是這么一個簡單的結論所能概括的，導演試圖發掘深層的原因。

這些來自全國各地的三和大神，卻有著相似的成長背景，以90后為主，多數是農民工二代，也就是長大后的留守兒童。 因為童年時期和父母聚少離多，親情在他們眼中也很淡。

與三和大神形成對比的是三和人才市場旁邊的那家早餐店老板陳用發，來深圳奮斗了 18 年，丟了右臂，沒了青春，用微薄的撫恤金開了這家店。但是18年里，買不起房，落不了戶，就沒辦法將女兒送進幼兒園，把孩子送回老家寄養？那下一批留守兒童的明天，就將是第二代年輕打工者的今天。

第一代打工者，又稱“農民工”。 他們的特點就是不怕臟不怕累拼命勞動，將賺到的錢寄回老家給父母和孩子。如今他們的孩子長大成人，也追隨父母的足跡去大城市打工。 但是兩代人在勞動意識和生活方式各方面，都存在很大差異。

這些長大的留守兒童，大多由祖父母撫養大。 而在教育層面的缺失，也導致很多人早早輟學。 深圳打工者中多數是初中學歷，又無一技之長。 這就意味著，他們只能從事最低端的工作。

25歲的陳勇來自貴陽，他雖考上了本地的高校，卻由于付不起學費只念了一年便輟學。 來到深圳打工的他，行李在車站被偷，現在流落街頭，僅剩一張身份證。 成為三和大神的路上，命運都推了他一把！被問道是否會成為三和大神時，他說：“當我經歷這些（三和大神）后有兩種選擇，第一就是一蹶不振，第二是更加熱愛生命”“我不知道會成為哪種，我更想成為第二種！”

“三和大神”最常見的娛樂是聊天，這種聊天不帶功利性，因互不信任，彼此都沒太多資源，故以搞笑為能事，通過“揭露”試圖來證明“誰也別以為自己高人一等”。越是議價權不足，越沉浸于這種虛擬的“平等感”中。

2020年的一場疫情，徹底改變了三和大神們的命運。疫情導致大量工廠停工甚至破產，三和人力市場的需求量劇減，受到紀錄片影響，不少違章搭建的住宿樓也被查封，這些大神們也從三和消失了。人雖然不在三和，但是三和大神想要掛逼的狀態不會突然消失。很多掛逼老哥身邊沒什么行李，就用一個塑料桶裝點生活用品去廠里應聘。一旦發現工資很低，或者說好的廠里有女孩子，但是到了之后發現沒有就立馬走人，俗稱“提桶跑路”。

“大神”看起來是一種自嘲和安慰，但是在外人來看，只不過是一個笑料罷了，狹義上“三和大神”的主體，是第一代農民工進城打工后留下的留守兒童，因著互聯網較之父輩有了更廣闊的視野，但卻因為城鄉差距沒有得到相應的視野相匹配和教育資源，于是當他們沿著父輩的足跡來到城市，發現他們已無法像父輩那樣“逆來順受”的進行日常勞動，夢想與能力的不匹配最終將他們的理想和追求吞噬得干干凈凈，造就了一個個信奉及時行樂信條的“大神”。

“三和大神”這一現象的出現打破了傳統敘事所帶來的對農民工根深蒂固的認知錯覺，上一代農民工身上所帶有的中華五千年傳承的小農經濟，對于土地深入骨髓的烙印和勤勞就能致富的信條，在這一代終于被刺骨的現實抹殺了。這一代農民工終于可以把農民二字去掉了，他們是屬于資本的一代。

城市化不可逆轉，正統敘事下的留守、進城、返鄉的人生軌跡注定是要破滅的。鄉土作家筆下那如夢似幻的農村已經回不去了，所有的羈絆在這一代終于斬斷。就像采訪中的三和大神所說“我老媽打電話叫我回去，回家后她每天煮飯給我吃，但回去有什么意思呢？”上一代的農民工們永遠有一個退路那就是回家種田，但這一代已經再也回不去了，他們的故鄉是城市，他們作為留守兒童在農村的九年時光只不過是寄居異地，當九年義務教育完成時他們便義無反顧的踏上了返鄉的歸途。

但他們的精神故鄉真的歡迎游子歸來嗎？殘酷的是，對于城市而言他們只是異鄉客，早餐店老板，在深圳打拼了十八年，最后依舊面臨是把女兒送回農村當留守兒童還是全家都回農村的抉擇。在城市辛苦打拼一輩子，自己的孩子還是不能生于斯長于斯，還是要離鄉背井，還是要被城市當作異鄉客。退一萬步說，即使選擇遷回農村，農村貧瘠的土地和微薄的收入又如何能養活這屬于資本的一代？

“躺平”、“佛系”、“咸魚”只是中間層的表達，而底層的表達是“三和大神”，最后中間層和底層一起縫合為“打工人”，差距只是在于不同個體面對同樣現實的不同態度。一念風聲鶴唳，一念繁花似錦。萬般皆苦，唯有自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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