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延巳《謁金門》詞云：“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

春風驟起，吹皺池水，固為春日樂事，可確也只是時局承平所能為，如1937年永定河邊、盧溝橋上之倭域狂風，卷起的則是山河變色的巨浪。即便馮延巳在彼，即便臨春風，看風皺河面，相信也絕無那種愉悅的心情了。

永定河，盧溝橋，本都是頗有故事的河與橋，而1937年之風所過處，一切人與事，皆與河、橋之本意相悖。

永定河，在古稱為治水。即為治水，可見與天下有關。而因其河道遷徙不定，又稱“無定河”。名之治河，又名以無定、永定，人之與河的斗爭與愿望，都在其間。而古之“治”字，實亦是“亂”字，無亂則無治，既為治，必為治亂以為平，其間變化，頗有哲學意味。所以，治水之后，又有無定、永定之截然相反的稱呼，不足為怪。

此河始稱永定河之時，為康熙三十七年，乃皇帝賜名，愿祈永定。而盧溝橋事變時，清王朝早已不復存在，山河全然無定，更遑論一河乎？

盧溝橋，曾為金章宗賜名為“廣利”，嘉靖皇帝詔令修繕，康熙皇帝重修立碑，那時候永定河的風波，一定如馮延巳所寫的那般，令人愉悅，因為乾隆皇帝后來還親筆寫了“盧溝曉月”四個字在碑上。

曉月仍然，雄獅威武，然而，1937年時，時局卻完全一變，中華大地上，無數人心中“無定”。

日本人的槍炮在盧溝橋上響起之前，北平城里城外的老漢們，一如如今躺平在家的網民們，口若懸河的討論著天下大事奇事，照舊拖著圓滑的京腔，議論起多少年之前，哪朝皇上娶了幾打妃子，自己的祖上哪朝哪代曾榮幸地伺候過哪位宮中太監大總管等等。

時至今日，我們已不全是京腔了，或許都是普通話，但討論之激烈，恐怕遠勝往時。時代雖然不同，亂與治之境亦為不同，但同樣的是，總有人會沉浸在一派浮華、平和、溫馨外加迷迷糊糊勃起、狂歡、天馬行空的大夢之中。

1937年7月的北平城內，往日四處招搖高談闊論的遺民們雖不再談論貍貓換太子與慈禧老佛爺出殯時棺槨里的珍寶，卻吹噓炫耀自己娃兒與日本太君的關系。這與如今疫情當頭，飯圈遭控，人們不再完全沉迷明星八卦而四處罔指西方文明之先進與吾中華之人如何“墮落”，如出一轍。

關于政治，我不愿多做置喙。關于往日成敗是非，我也無意多作評論，因該有定論的，已早有定論，成了“永定”。

但我所著眼處，在于《南渡北歸》之序章，為何大篇幅論述盧溝橋之變。其細瑣之處，引章摘句，不亞于一場歷史往事的辯論。

于此，讀者多有指責，蓋不會讀書之傻子或無腦之人也。

殊不知，作者如此苦心，恰是書寫時代之殤，而橋破局險，兵退山河碎，烽火照京都之時，中國、中國人做出選擇之時已經來臨。

所以，此后，該書便寫從政治上層——高至蔣介石——到下層社會之選擇。

政治與軍事上，似乎已經做了選擇，麻袋構筑的防御工事被當局下令自行拆除了，華北守軍的最高統帥宋哲元走了，北平最高長官秦德純走了，城防司令張維藩走了，自己的頂頭上司、三十七師師長馮治安走了。

這完全已是潰退。但這也是一種選擇的結果。

而恰恰是下層社會中，無數人的選擇，更顯得可貴，讓人肅然，讓人淚目，讓人熱血洶涌。

政治軍事依然為了流浪。慷慨陳詞，與北平共存亡的口號早已如風。

北平市民們以沉默表達不滿與憤慨。

青年學子們卻滿懷真情，以赤誠之心，呼喊出他們的選擇。

天光如血，呼喚撕心，血書的標語觸目驚心——

“何基灃將軍不要走！”

“抗戰到底！”

“我們要從軍，與日寇決一死戰！”

“何將軍與一一〇旅將士不要走！”

“北平不能丟！”

這就是堅守，這就是選擇。是時代與此時代之中國人的堅守與選擇。

即便，天津失守，北平危在旦夕。

但這種堅守與選擇的種子，正在怦然膨脹，匯聚如火山欲發。

風雨再晦，烽火再炙，又能如何？

據說連蔣介石也憂心忡忡，接二連三向宋哲元、秦德純等拍發“固守勿退”的電令。

同時，他將那些做了選擇與堅守的莘莘學子的老師們也請為座上客，論以何去何從。

此為《南渡北歸》開篇戰事烽火所要最終照亮的目標。

蔣介石在廬山邀請各界人士舉行談話會及國防參議會，共商救國圖存大計，受邀的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和文學院院長胡適、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天津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中央研究院史語所所長傅斯年等早已為文化存亡憂心。

蔣、梅、張三校長在廬山之上，望時局，蓋“腸一回而九折”。

民族生死存亡之際，文化承續與拯救，分外重要。

中華文化，在中華大地上亦徘徊逡巡，不知所處。

時中央研究院院長蔡元培、北京大學校長蔣夢麟、清華大學校長梅貽琦、南開大學校長張伯苓等人共102人，聯合聲明，除揭露日軍罪行外，論以“教育為民族復興之本”為口號拯救文化。

國民政府最終開啟了國防最高會議參議會，主席即為后來之大漢奸汪精衛，所邀請之人，個個大名鼎鼎：張伯苓、蔣夢麟、黃炎培、張嘉森、張耀曾、沈鈞儒、曾琦、▲李璜、▲蔣方震、▲梁漱溟、▲陶希圣、▲傅斯年、毛澤東、馬君武、晏陽初、▲胡適。

共16位，最終半數參會，▲者即為參會，毛澤東時在延安，由周恩來代表出席。

這一會議，客觀上，已將文化教育、平津地區教育、學術界何去何從的問題與國家戰略等同。

最終，高層對于平津之文化何去何從也做了選擇，即流亡——流向長沙與西安。

一大批知識分子，也將隨著這個決定，攜文化而流亡。

此即為“南渡”之開端。

實則，南渡是好聽之言，流亡方是當時事實。

然流亡不足笑也，反之應給予無限尊重與敬佩，在槍炮面前，文化實不足以當其砰然一轟。更何況，當時已有無數“五短身材”狀的文人、學者紛紛“下水”，與日寇狼狽為奸。

與此相比，此部流亡之知識分子，實是大勇之人，守義守志之士。

我輩所切記者，乃此恥也，所謂“取予者，義之表也；恥辱者，勇之決也”。不取倭寇之絲縷，不予侵略以媚顏，即是守義也；而知恥而后勇，所以未經幾年，當時大師輩出。

故此流亡輩者，亦能堅守之英雄也。

我輩要切記著，是如下事——

“當戰爭打響，日軍炮擊、轟炸南開校園后，黃鈺生、楊石先與郭屏藩等教授冒著滾滾濃煙和零星的槍炮聲，在校內檢點情況。當撤離校園時，黃鈺生從自家倒掉的廢墟中扒出了未燒著的被褥和一件襯衣，楊石先則只有身上的一套單衣和一架相機，二人帶著這點僅有的身外之物，率領南開師生踏上了去往長沙的路途。”

“北大秘書長兼歷史系教授鄭天挺，面對危局，顧不得夫人新喪、子女年幼的悲痛與拖累，全部身心用于保護校產和組織師生安全轉移中來。他先是決定向經濟困難的滯校學生每人發款20元，促其迅速離校，而后想方設法使北大教授及其家屬安全撤離。”（按：此時與日寇勾結者，已在阻止平津地區師生南下。以上，見《南渡北歸》）

如此凄愴，如此倉惶，如此狼狽畏懼，尚能不畏前途之艱危，毅然啟程，實可佩也。而此番所遭之恥，也牢牢刻在了他們心中。當然，他們心中，也未免沒有晉人衣冠南渡的悼傷。

此后雖然與平津隔山隔河，但恥刻于心，也依然鼎立于中華大地，此恨悠悠，群心悠悠，必有所發于將來矣。

清華園沉寂了，北大也沉寂了。當時在其中的馮友蘭回憶說“我們參加校務會議的這幾個人，還住在清華，說的是要保護學校。我在圖書館內對圖書館的工作人員說，中國一定會回來，要是等中國回來，這些書都散失了，那就不好，只要我人在清華一天，我們就要保護一天。有一次夜里，我和吳有訓在學校里走，一輪皓月當空，四周一點聲音都沒有，吳有訓說：’可怕，可怕，靜得怕人！’”

當時馮友蘭想到的是黃仲則（按：清代詩人黃景仁）的詩句：

“如此星辰非昨夜，為誰風露立中霄。”

馮友蘭泫然淚下，我亦是泫然淚下。

但我知馮友蘭心中雖問“為誰”，看似彷徨，實則堅定，心中堅知如此到底“為誰”。

我要述的，恰是這番“為誰”的心底。

至于小人與狗及不知國、家、文化為何物者，如北平危急，人心驚恐之際，尚四處張羅準備男歡女愛，以成百年之好的癡男情女，不顧國破家亡，尚邀馮友蘭主婚，最終難入洞房，最終坐看北平淪陷者之丑態者，唯嗤之以鼻，不再所述。想說者，只一句：如此之輩，在今日實不少也。

我所看重的，是，雖然“清華園內，遂不復有我人之足跡矣”、甚至平津之地，不復有我人之足跡，亦無法抵消先賢于文化之堅守心也。

時局危殆，天地茫茫，江山蒼黃，而守者不闕，實是中華文化之綿延數千載而活力猶盛的精髓所在。

作者：李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