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代是界定某一個政權時期的名詞，通常情況下朝和代的用法僅僅局限于學術與通史讀物的微小區別，比如作為中國第一個世襲王朝的夏朝，在諸多學術專著中卻很少用這一稱謂，而往往稱其為“夏代”。

事實上，“代”的時間跨度往往要比“朝”更長，比如歷史上的五代十國，這里的“代”就囊括了諸多割據的封建王朝。同樣，夏代的涵義是在以夏這個王朝為本體的前提下的前后順延，至于順延到哪個維度，取決于斷代研究的需要。

但，夏代的情況似乎比后世的王朝都要復雜的多。

在2021年1月河南孟州市禹寺村發現城池遺址的新聞報道中，官媒使用的時空詞匯是“虞夏時期”；在2022年3月山西運城稷山縣發現的東渠遺址的新聞報道中，官媒則使用了“夏時期”的表述。

值得一提的是，“夏時期”在時間和空間定義上更加模糊，它既囊括了夏王朝階段，同時也包含了夏朝建立之前以夏族為主體的古國階段。而就空間而言，“夏時期”也可能指代與夏朝（國）同處一個時間段但卻不屬于夏文化范疇的其他考古學文化。

可以說，“夏時期”是一種非常寬泛的表述。

那么我們不禁要問，國家夏商周斷代工程不是已經把夏朝的始終年判定在了公元前2070年至公元前1600年了嗎？那么落在這個時間范圍內的，為什么不能叫“夏朝時期”，而要含糊的叫“夏時期”呢？

這就涉及到一個“夏文化”的概念判定問題，即究竟什么才是夏文化？換言之，夏文化到底是夏后氏部落的文化，還是夏后氏統治時期所有不同群體創造的文化？

中科院的徐旭生先生認為夏文化指的是夏氏族的文化，也就是《史記》所說的夏后氏以及同姓或姻親衍生的有扈氏、斟尋氏、斟戈氏、杞氏等共同創造的文化。

北京大學的鄒衡教授則認為夏文化是“夏王朝所屬的考古學文化”，準確的說，就是考古發現的二里頭文化。

的確，從地層疊壓和碳十四測定的絕對年代判斷，以河南偃師二里頭遺址為核心的二里頭文化晚于河南龍山文化（新石器時代）而又早于商文化（二里崗文化）。

恢弘的宮殿建筑、眾多的禮器以及文化跨地域傳播的現象，足以證實在商朝建立之前，中原伊洛平原存在著一個成熟的政治實體，并且這個政治實體早已突破了以血緣為紐帶的古國階段，而成為了一個地緣政治集團。

但問題恰恰出在二里頭的時間上限上。

根據碳十四測定以及樹輪校正，二里頭文化的絕對年代是公元前1750年至公元前1530年。這意味著，二里頭文化早期無法與河南龍山文化銜接，中間存在一個空檔期，晚期則已進入了商紀年，甚至和商朝有近100年的重疊。

換言之，如果以鄭州商城崛起的公元前1600年作為夏商分界點上推的話，夏作為一個王朝，充其量只存在了一百多年，遠遠達不到《竹書紀年》記載的“自禹至桀十七世,有王與無王，用歲四百七十一年”，即公元前2070年左右。

那有沒有可能二里頭只是夏朝中晚期都邑，而夏朝早期都城尚未發現呢？

從考古學角度講，不同的社會群體創造的文化遺存一定是不同的，而相同的群體創造的文化一定是前后延續的，這也是考古工作者僅僅根據出土的炊具飲器形制、葬俗就能判斷出遺存所處時代的原因所在。

而考古工作者對于二里頭文化的共識是：目前沒有發現二里頭文化的直接源頭。二里頭遺址的核心器物群，既有源自河南本地的龍山文化日用陶器、新砦，也有源自晉南的陶鬲、良渚文化的玉器以及山東大汶口、豫東造律臺等地的文化因素。

這說明，二里頭文化是不同群體交流融合后的產物，而這也恰恰證明了二里頭遺址的確是一個王朝的都邑，匯聚了各地不同的族群和文化。

那么早于二里頭的時代，即所謂的夏朝中前期（公元前1750年之前），黃河中下游一帶是一幅什么樣的場景呢？

曾任二里頭考古工作隊長的許宏教授，曾作出如下定論：“在公元前2000年前后的一二百年時間里，也就是文獻中的夏王朝前期，考古發現的中原地區各類群體間互不統屬，戰亂頻仍，考古學上看不到與傳世文獻相對應的‘王朝氣象’”。

而以鄒衡教授為代表的考古工作者，在經歷數十年考古發掘后，也做出了如下判斷：“在古代文獻記載中所見夏商兩族活動范圍內即在黃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區，已經不太可能再發現什么新的考古學文化了”。

這兩個重量級的結論，歸起來就是一句話：如果夏朝真的存在471年的話，那么只有其中一百余年是真正的王朝，而早期的300余年，仍未超脫古國階段。

雖然有部分學者試圖把河南龍山文化晚期（前2000年—前1900年）以及此后的新砦文化（前1870—前1720年）計入夏文化范疇，從而從考古學角度把夏朝的國祚拉長到了400余年，但卻無法解釋河南龍山文化和二里頭文化之間存在的巨大差異。

比如河南龍山文化普遍流行的圓形袋狀灰坑，在二里頭文化卻極為罕見，二里頭文化普遍常見的是大小不同的圓角長方形、橢圓形等淺灰坑。

即便是被視為二里頭文化前身之一的新砦文化，既有一定的與河南龍山文化、二里頭文化某些類似的具有先后、承接發展關系的因素，又有占主導地位的不同于前后兩者的富有創新特色的一組獨特的文化特征因素。

更直接的證據來自陽城的考古發現。

據《史記》記載：“夏禹都陽城（今河南登封）。”此后，登封王城崗附近的東周陽城遺址發現了戰國時期帶有“陽城倉器”戳記的文物，考古工作者在對王城崗遺址進行考古發掘后，發現了龍山文化時代的兩處城址，碳十四測年分別是公元前2050年和公元前1935年。

主持發掘的考古專家安金槐認為王城崗龍山城址很有可能就是夏代的陽城。但王城崗遺址龍山時期核心陶器組合為罐、鼎、碗缽、杯，而二里頭文化的核心器物群則為圓腹罐、盉、斜腹盆、爵，這種飲器、食器、和酒器上的差異也說明，二里頭文化是多種群體融合后的產物，而夏后氏只是“遺傳因子”之一。

在缺少文字自證材料的前提下，會帶來兩個無法解決的問題：第一是考古無法準確區分先夏文化、夏文化以及夏移民文化；第二是夏文化在哪個階段屬于古國，又在哪個階段進入了王朝階段？

從考古發現來看，禹都陽城的文化形態與二里頭明顯不同，至少說明，大禹時代，夏的政治形態仍然是部落聯盟。還有一種更極端的可能性，即二里頭文明的王族并不是夏后氏，而可能是斟鄩氏或者其它非大禹直系氏族。

舉一個秦朝的例子，秦作為一個王朝，只存續了14年，但秦文化，卻自秦成為諸侯之日起就已經出現了，故秦文化的存續時間長達500余年。如果我們離開文獻，僅靠考古發現，就無法準確區分哪個時間節點是秦國，而哪個時間節點成為了秦朝。

嬴政的登基，并不意味著秦朝的建立，同樣，大禹或啟的父子傳承，僅僅代表了夏后氏內部建立了家天下制度，卻無法印證彼時的夏王朝已經建立，找夏朝，原本就是誤區。

基于此，以許宏為代表的不少學者，出于謹慎考量，不稱夏朝，而只籠統稱為夏文化或夏時期，抑或只稱其為二里頭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