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4月21日，魯迅從中山大學辭職，離開了廣州，跟隨魯迅的，只有許廣平一人。此時的魯迅，應該是精疲力盡了，該找一個地方養精蓄銳，以備再戰。于是，他在上海與許廣平正式公開同居生活。

公開的說法是，魯迅因4月12日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營救進步學生無果憤然辭職。，但此應非唯一原因。

魯迅此前，實實在在經歷了許多場惡戰，而且眾所周知，魯迅的斗爭，最終往往淪為一個人的戰爭。也并非常戰常勝，也經常疲憊感慨，甚至“落荒而逃”，蓄注精神，再以昂然的斗志出戰。果然，魯迅回上海四個月后，便發表了著名的《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系》。

上海，是魯迅那段時間奔波的第四個駐足之地。

此前，魯迅在北平被“女師大風潮”包裹，拍案而起，與陳源、徐志摩等現代評論派展開了一場混戰。

女師大風潮，即1924年5月，北京女子師范大學新任校長楊蔭榆與政府勾結，壓制學生的革命活動、濫用經費、違章收費等等，引起學生公憤。學生派代表要求教育部撤換校長。1925年5月，楊借故開除劉和珍、許廣平等6名學生自治會代表，7月，出布告解散學生自治會，并以修理校舍為由，逼令學生搬出學校。于是女師大以魯迅等人為首，成立校務維持會，并撰寫《對于北京女子師范大學風潮宣言》，邀請其他教授簽名后在報上發表。大戰開始，越來越多的人卷入。

最初，魯迅還是有派系的，隊友有林語堂、周作人、劉半農等人，以魯迅為主，炮轟章士釗。魯迅在這期間寫了多篇文章，篇篇如針，字字見血。

最終的結果是，章士釗房子被拆，被群眾圍剿，在巨大的壓力下不得不再次宣布辭職，逃到了天津。

這本應該算是一種勝利。

但周作人卻另起話頭，重惹事端。他發表了一篇文章，嘲笑章士釗和段祺瑞之輩，還很時髦地用到了英文音譯過來的體育比賽術語。

其中一段是——

章士釗是有若干所謂“正人君子”給他幫助的，自然是現代的一個人物，好政府的好人，但在我看來卻是一個“代表無恥”的政客，很值得努力的攻擊，把章士釗罵了一通以后，周作人說，現在段祺瑞政府垮臺了，樹倒猢猻散，這個出氣的機會也沒了，何況哪里去找這幫散了的。況且在平地上追趕猢猻，也有點無聊、悲切，雖然我不是紳士，卻有我的體統與身份，所以他說他和章士釗的賬一筆勾銷了。

林語堂為周作人吶喊諸位，也寫文章，并說：“對失敗者不應再施攻擊，因為我們所攻擊的在于思想而非在人，以今日之段祺瑞、章士釗為例，我們便不應該再攻擊其人。”

魯迅是個嫉惡如仇的人，怎會罷手？何況隊友如此做派，難道是要倒戈相向？

于是，魯迅又挺身而寫《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表明對于壞人，要追究到底，對于落水的壞狗，更要痛打。

因為狗無論怎樣狂暤，其實并不能什么是“道義”，所以不能把他們視為等量的對手，況且狗是能浮水的，一定仍要爬到岸上，倘不注意，它先就聳身一搖，將水點灑得人們一身一臉，于是夾著尾巴逃走了。但后來性情還是如此，老實人將它的落水認作受洗，以為必以懺悔，不再出來咬人，實在是大錯而特錯的事。是否該打落水狗，要看他爬上岸的態度，然而狗性是不會改變的。

總之，魯迅認為打這種“落水狗”不能停，因為他只是躲在租界里裝死，遲早還會出來咬人。不能被他蒙蔽。

這下隊友們不干了，覺得魯迅太過于刻薄。

林語堂首先從隊友變為對手，畫圖諷刺魯迅。其他人也都噤聲。

但是魯迅不倒，繼續戰斗，一個人與陳源、徐志摩等斗法。

從最終的結果看，魯迅是對的，因為不到三個月，3.18慘案就在段祺瑞政府的主導下發生了。落水狗果然返身來咬人。

此段時間，魯迅深憫眾生，心懷悲痛，寫了很多含著血的文章，如《死地》《記念劉和珍君》等。

但魯迅自己，也遭追捕，只能到處避難。而后去了廈門大學。那是1926年8月。

魯迅在廈門大學

廈門，是魯迅駐足的第二站。但沒幾個月，魯迅辭職了。奔赴廣州，進了中山大學。

魯迅在中山大學任教務主任兼中文系主任。一切還算過得去。并且，他在此地見到了中共兩廣區委書記陳延年。

而后，還去了黃埔軍校發表演講《革命時代的文學》。

但讓他待不住的人來了。

中山大學聘請了一名“海龜”，即后來大名鼎鼎的傅斯年。此人時年31歲，斗志昂揚，自負才氣，箕踞放淡，不可一世，目空天下士。

傅斯年是去做領導的，要建一個文學院，誓要壓倒清華國學研究院，而且，他很順利地將清華國學研究院的兩個大師——陳寅恪、趙元任——和一個講師（李濟）都挖了過去。

這本來也沒什么，但傅斯年是個新式人物，而且是不同于魯迅的新式人物，他在歐洲游學七載，因此也更喜歡與同有國外教育經歷的人打交道。所以，他聘請的人，也大部分都是與他相同的新式人物。至于陳寅恪、趙元任，則另當別論，因為那是繞不開的人，即便是“老式人物”，也得請。

傅斯年又請又挖而到的人中，有一位叫顧頡剛。此人在建國后名聲更盛，因為他負責校點《資治通鑒》和二十四史，做出了重要貢獻。而那時候的事跡，也許并非人人皆知。

殊不知，魯迅最討厭此人。

前面提過，魯迅去廈門大學不到三個月，就辭職了。原因與顧頡剛有關。

1926年8月2日，魯迅最后一次前往女師大領取薪水，之后滿腔激情沉默，血淚已成過往，悄然隱退。

雖然他寫人斗過林語堂，但那只是魯迅的提醒和警告，并非敵人。魯迅與林語堂的關系依舊很好。所以，林語堂邀請魯迅去廈門大學，許廣平也隨行，不過，許廣平去了廣州省立女子師范學校。

魯迅前腳剛到，林語堂又邀請了顧頡剛到廈門大學國學研究院做教授和名譽講師。

魯迅一見顧頡剛，兩眼如欲噴火。

因為此前二人便有筆戰，雖然他們還是同事，魯迅日記里也有“下午顧頡剛、常維鈞來”（1924年10月12日）的記載。

但恰因為“女師大風潮”，魯迅和顧頡剛反目成仇。1926年1月30日，陳源在《晨報副刊》發表致徐志摩的長信，攻擊魯迅的《中國小說史略》抄襲日本學者鹽谷溫的《支那文學概論講話》里面的’小說’一部分。

魯迅第二天就以《不是信》一通反駁，直到很多年后魯迅還在他的很多文章中批這件事。

而陳源的根據，竟然是顧頡剛告訴他的，說魯迅抄襲了。而顧頡剛認為，如魯迅一類人，實在不可靠，屬于“噴子”，“只要逢到看不過的事情加以痛罵就可”，既無技術，也沒風格，比胡適都差遠了。

總之，這些前輩們彼此看不上。

魯迅是誰？你看不上我，我就能看上你？

魯迅不在乎。

魯迅這種性格，挑他刺的人太多。而魯迅性格中，確實有多疑與敏感之處。

于是，公開的事情，加上生活里的各種小事，攪在一起，顧頡剛又被魯迅貼上了“胡適門徒、陳源之友”的標簽。

魯迅認為此人“十分陰險”。

二人終成水火。

魯迅很討厭研究系的人拉幫結派不敢正視，說“研究系比狐貍還壞”，跟許廣平寫信，說“現在我最恨什么’學者只講學問，不問派別”此類話，而顧頡剛時時聲稱，“我們的機關是只認得學問，不認得政見與道德主張的”。

顧頡剛又四處反對魯迅派系的人來廈門大學，各種阻隔。

這些事具體如何，很難分辨，我們只是根據魯迅的說法，認為顧頡剛確實不對，因為魯迅說“……從昨天起，顧頡剛已在大施宣傳手段，說伏園假期已滿（實則未滿）而不來，乃是在那邊已經就職，不來的了。今天又另派探子，到我這里來探聽伏園消息……你看研究系下的小卒就這么陰險，無孔不入，真是可怕可恨。”

最終的事實似乎也確實如此。

魯迅不愿在這群人里，最終離開了廈門大學，去了中山大學。

話說白一點，魯迅到廈門大學，是為了生計。但廈門大學，只有無聊的斗爭，文理科互相傾軋，“正與北大一樣”，爭房屋爭經費，理科“妒別科之出風頭，中傷挑眼，無所不至，妾婦之道”。文科眾人，又大部分由顧頡剛汲引，“研究系勢力膨脹”，“要做事是難的，攻擊排擠，不下于北京”，除此之外，還有地域之爭，“閩南與閩北人之感情如水火”。

魯迅覺得那地方已經臟了。北平雖大，那時已臟，廈門雖小，那時也不干凈。并且，魯迅認為那時的廈大的“大學生都很沉靜”，“周圍像死海一樣，實在住不下去”。

于是，魯迅走了。

萬萬想不到的是，顧頡剛也到了中山大學。

魯迅絕不容忍。

魯迅一向對于如胡適等留學歐美的所謂“洋紳士”很反感，與陳源、徐志摩的大戰，魯迅就認為他們的后臺是胡適等人。

顧頡剛又是這批人的追隨者，他是魯迅眼里的“陰謀家”，而且廈門大學的前車殷鑒尚在，豈能重蹈覆轍？

于是，魯迅一個人又和顧頡剛、傅斯年進行了斗爭。

但魯迅其實也有容讓的時候，那時候，他并非想離開中山大學。

令人感慨的是，傅斯年首先對于魯迅惡感陡增。顧頡剛之所以去中山大學，便是傅斯年的一個謀劃。

因為傅斯年認為魯迅是個“絆腳石”。傅斯年要辦的是“中國東方語言歷史研究所”，而他認為“魯迅在彼為文科進行之障礙”。

魯迅眼里容不得沙子和惡，不痛快就要斗，就要批。

這誰都害怕！

但如果找一個對頭過來，魯迅即可被架空，障礙掃除。

魯迅恨陰謀，而陰謀沖著自己來，火冒三丈，疾言厲色地對傅斯年說：“他來，我就走！”

傅斯年很尷尬，也很不高興。

顧頡剛終于還是來了。

魯迅眼見自己成為了一個“大傀儡”。斗還是要繼續斗的，但不想陷在漩渦中心。

于是，魯迅到了上海。這是魯迅那兩三年中的第四站。

那里，還有很多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