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年，珍珠港事件已過去三年。這三年里，日本帝國在宛如碎玉的太平洋島嶼上一路玉碎。經歷了中途島、瓜島、馬里亞納群島等一系列慘敗。

到1944這一年，已然是日薄西山，危在旦夕。

可正如紅眼的賭徒不肯收手，狂熱的國家也不愿承認失敗。就在馬里亞納失守之后，日海軍就把戰略重點轉為“特攻作戰”。盼望能創造奇跡，出奇制勝。

10月17日，航空艦隊司令大西瀧治郎臨危受命。在菲律賓校點了第五基地的殘兵敗將后，弄清了自己光桿司令的真實處境。此時的大西，望著滔滔海水，悲壯感油然而發，竟萌生了組織“飛機撞艦船”的邪惡戰法。

10月30日，大西向上級提交了一份組建神風特攻隊的報告，并圍繞櫻花命名了9個特攻隊，分別是“山櫻隊”“初櫻隊”“若櫻隊”“葉櫻隊”“櫻隊”“左近隊”（意為皇宮左側的櫻樹）“吉野隊”“第二櫻隊”“櫻井隊”。

不久，日軍正式組建了第一批“神風特攻隊”，后又衍生出了“櫻花特攻隊”。這些自殺的“落櫻”，非但沒有創造奇跡，反而葬送了幾千條年輕的生命，更把櫻花變成了自殺、狂熱和軍國主義的的象征。

回首日本史。櫻花，在這個國家的文化中，本不是“自殺之花”，而是象征春天、美麗和積極的希望之花。

在日本古語中，春天被稱之為“桜時”，經歷了寒冬后，櫻花的開放代表了春天的到來；在日本神話中，正是稻米之神“瓊瓊杵尊”和“櫻花之神”木花開耶姬的結合繁衍了皇室。

在日本文學中，《源氏物語》開創了“物哀”的美學精神，但櫻花卻沒有成為“哀”的表現，而是作為陽光、青春、愛和求愛的代名詞而出現。除此之外，Sakura（櫻花）中的sa詞根，也與Sakaeru（繁榮）Sakan（興旺）Sachi（好運）Sake（清酒）是同一詞根，都表示一種積極的力量。

櫻花雖然美麗，但花期也短，自然也就隱含了短暫、死亡的消極意義。櫻花花期來時，緋紅如云，淹沒整個山脈、廟宇、神社和河畔。兩周過后，又在一陣狂風急雨中飄零殆盡。這種戲劇性的花開花落，難免會使觀花者產生一種人生苦短的悲涼感情。也使櫻花的美學意義產生了復雜性和二元性。

總之，在漫長時空的人花互動中。櫻花成為“短暫美麗”的符號，融入了古日本人的精神世界。

櫻花意義的改變起源于明治維新。在革新的時代中，櫻樹被打上了“華而不實”“經濟效益低”的標簽。保守派和西化派圍繞是否要焚砍櫻樹，發生過很大爭執。政治家大久保利通、牧野伸顯都曾支持獎種櫻樹，保住日本的特色。這種“有選擇西化”的立場，間接地聯系了傳統的櫻花與新生的民族主義。為日后櫻花軍國主義化奠定了基礎。

19世紀70年代靖國神社的建立，大大加速了這一“流變”的過程。靖國神社建立的初衷，是為了安撫“維新”中死去的武士之魂。但在日本走上對外擴張之路后，卻變成了維護軍國主義的工具。

由于日本人有神社旁種植櫻樹的傳統，又使得“櫻花-神社-軍國主義”產生了直接的聯系。1933年-1935年，日本出版的《靖國神社忠魂史》，在每一卷的封面上都畫有粉紅色的落櫻，表明用“櫻花”美化軍國主義的工作已經成熟。

70年代以后，櫻花很快淪為了軍國主義的美學主題。在1870年日本海軍草案中，海軍徽章由櫻花與船錨組合。1875年，將軍的軍刀上開始裝飾櫻花枝，陸軍憲兵衣領上開始裝飾櫻花的枝條。1943年以后，櫻花成了陸軍徽章的主體圖案。

在軍歌中，櫻花也成為主要題材。日俄戰爭的軍歌《旅順大海戰》，就有歌詞“為國爭光就是為己爭光/日本男兒在飄落中發現意義/芳香是為了死后重生/靖國神社開滿了芳香的櫻花”。

1911年，陸軍軍官學校創作的歌曲，開頭就是：“枝條上的櫻花是衣領的顏色嗎？當風吹過，掀起了落櫻風暴/如果你是個日本男兒，就在散兵線上如花散落吧”。1942年在海軍中廣為傳唱的《同期之櫻》，歌詞是：“你我是同期之櫻，綻放在沙包之影下/因我們是花，飄零是注定。為了國家，從容飄落吧”。

一種把“軍人之死”比喻為“落櫻”的軍國主義美學，已系統性地建立起來。

軍國主義的美學還滲透進教育領域。1877年的幼兒園歌曲《數數歌》中，加入了“山櫻，山櫻，甚至飄落時也是為了天皇”的歌詞。1881年小學音樂課本中，西班牙民歌《蝴蝶》的一句被改為“櫻花開放在天皇的光榮時代”。

京都三高1906年的校歌《山花爛漫》，更直接地把盛開的櫻花與年輕人結合起來，“青年是富士山旁的山櫻，位于具有兩千年歷史的國家”。

很明顯，學校已為培養意識形態主力軍作了充分準備。

軍國主義的教育是有“回報”的。太平洋戰爭后期，日本的精銳士兵已損耗殆盡。東條內閣為了作最后一搏，于1943年10月取消了所有高中、大學的教學（僅保留科學和教育兩科），強征學生入伍。

學生踏入海軍基地，就相當于進了“活地獄”。據歷史學家色川大吉回憶：

“我進了土浦海軍基地后，每天都在訓練。我被狠狠地抽耳光，經常被打得人都不認識我了。1945年1月2日，金子少尉抽我20個耳光，我嘴巴里面多處撕裂。我盼望能吃到雜糕，但只能吞咽嘴里的血...”

學生兵經常是職業士兵霸凌的對象，他們認為學生兵家庭背景好，能上得起大學，而他們是窮人的孩子，所以用拳頭宣泄不公。在這種生不如死的環境中，加入特攻隊是唯一的解脫。

特攻隊名義上是“自愿”，但實際上是“強迫”。在基地訓練一段時間后，所有學生兵都被召集聆聽向天皇效忠的演講，并決定是否要“自愿”加入神風特攻隊。不用多說，所有人都會被鼓動著向前一步。一方面是因為教育的洗腦，另一方面是害怕職業軍人的報復。

當然，在“自愿”加入特攻隊的背后，還隱藏著許多復雜的理由。

海軍少尉梅澤一亖（作為特攻隊員1945年4月28日戰死，時年18歲）。他加入特攻隊的理由，是為了“盡孝”。由于政府通過高薪吸引新兵，并大幅提高遺屬的“恩給”。梅澤為了報答寡母的養育之恩，選擇成為飛行員。據梅澤的弟弟回憶，他哥哥臨飛行前幾天，還咒罵海軍視年輕人的生命如草芥。

中央大學學生穴澤利夫（作為特攻隊員1945年4月12日戰死，時年23歲）。他加入特攻隊的理由，是為了向戀人展現自己的男子氣概。穴澤與女友的戀愛遭遇其哥哥的反對，穴澤悲懣異常。在給女友的信中，多次使用“男子”一詞彰顯志氣。1945年4月2日，他在信中寫道：“多么高興，我的愿望就要成真——與落櫻共享命運”。

九州大學學生町田道教（作為特攻隊員死于1945年，時年25歲）的思想中幾乎沒有體現出“忠”，而更多是“孝”和“悲痛”。在給母親的信中，他反復提到“心痛”和“飄落”：“離開母親我感到心痛，她含辛茹苦撫養我們。像花瓣一樣飄落，我感到內疚，在母親年邁時沒有讓她過上好日子，沒有回報她為我們所付出的艱辛，我飄落后，請弟弟照顧您吧。”

東京農業大學學生森丘哲四朗（作為特攻隊員死于1945年4月29日，時年23歲）在日記里寫道：“海軍是最美的。什么都漂亮，海軍軍裝不像陸軍軍裝那么難看”“（海軍）手戴雪白的外套，腳穿新鞋，嶄新的領徽，帽徽熠熠生輝。”另一處寫道：“我希望為天皇而死，就像飄落的花瓣。”森丘的精神世界里，已經把身為海軍而死，變成一種美麗的榮耀和詩意的幻象。

東京大學學生佐佐木八郎（作為特攻隊員死于22歲）和京都帝國大學學生林尹夫（作為偵察機飛行員死于24歲）家境良好，入伍前都是日本的名牌大學生。他們熟讀古希臘哲學，西方人文理論，還接觸了馬克思主義。在日本一步步走上狂熱之路時，佐佐木八郎甚至在日記中批判道：“軍部是個大混蛋！"。林尹夫在被基地禁止讀書后寫道:“他們發布這個愚蠢的命令想干什么，這僅僅暴露了他們的愚蠢而已”“軍隊扼殺了passion（激情），并把人改造成了機器上的gear（齒輪）”。

可個人的清醒是無用的。歷史大潮中的佐佐木和林伊夫唯能通過死亡“加速”舊日本的滅亡，使得新日本早日到來，好讓后代能“生于和平，長于希望”。

佐佐木在日記中解釋：“如果舊的資本主義力量不那么容易擺脫，是不是能通過戰敗來將之打碎？我們正在將災難變成一種幸運的事件，我們正在尋找如同浴火重生的鳳凰一樣的東西。”這篇獨白不僅說明了他的死亡動機，也從某種角度預言了日本戰后的歷史。同樣的，林尹夫也盼望日本的戰敗，在他的詩《日本帝國的末日》中赫然寫著：“破壞和搖搖欲墜/衰落/什么都沒留下/一切都結束了”。

1945年8月15日正午，日本如愿戰敗。第二天，締造神風特攻隊的大西瀧治郎自殺，賦詩道：“今日櫻花，飄落，生命如同嬌嫩之花/誰能預料芳香能持續多久。”

戰后，櫻花恢復了它本來的樣貌。世界各國的游客云集櫻花樹下，合影留念，享受愜意。而幸存的特攻隊員也成為了呼吁和平的主要政治力量。

以前中學讀歷史的時候，總感覺清朝人都很傻。后來讀了茅海建的《天朝的崩潰》，才明白清朝人都不傻。只是環境限制了他們的思維和決策。同樣的，原來覺得二戰的日本人都是瘋子，看了大貫美惠子的《櫻花》，才發覺他們不全是瘋子，他們也有喜怒哀樂，愛恨情愁，也有戀人、父母、朋友。只是一部分瘋子，把其他所有人都變成了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