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慣以歷史上的經驗教訓，特別介紹給各君主、各政治家、各民族國家。但經驗和歷史所昭示我們的，卻是人民和政府沒有從歷史方面學到什么，也沒有依據歷史上演繹出的法則行事。

——《歷史哲學·緒論》

（德）弗里德里希·黑格爾

撰稿｜張 帥

編輯｜鮮 于

校對｜許 靜

出品｜Figure紀錄片

「當鎮子上的佛朗哥支持者們帶走我母親的時候，我6歲。第二天，她的尸體在路邊被發現——他們扔掉了她的衣服，讓她光著身子。她不能被帶到墓地埋葬，鎮上的人不允許。生活是多么的不公，不是生活，是我們人類。」

西班牙紀錄片《沉默正義（The Silence of Others）》開始得非常平靜：在她急促又有些膽怯的畫外音中，年邁的瑪利亞梳洗完畢，顫巍巍地走過村莊，在某條車來車往的公路旁獻上了一束花。

肉眼其實辨識不出這里的特別，觀眾要靠瑪利亞的旁白才能得知：路面之下是異議者的「萬人坑」之一——瑪利亞遍尋不著的母親遺體，或許就埋葬在這里。這一生，永遠失去母親的小女孩都在等政府的一個交代：「我不是要復仇，我要把她的遺體和她丈夫葬在一起的權利。」

用六年時間，導演羅伯特·巴哈爾和阿爾穆德娜·卡拉塞羅夫婦耐心地收集材料，講述的是佛朗哥獨裁政權受害者的故事，那些在西班牙40多年「轉型正義」過程中不愿意放下過去的人。

他們想要外界知道：他們不能輕易寬恕那些造成自己或家人苦難的兇手——哪怕是政府立法要求的也不行。

卡洛斯?斯萊波伊（1949-2017）

「當有人被謀殺時，很明顯：法院必須起訴罪犯。但是，當我們談論種族屠殺或反人類罪時，人們反而開始爭論：忘掉吧，我們必須翻篇向前看了……」《沉默正義》中，人權專家卡洛斯?斯萊波伊（已故）一番話點出核心：「寬恕是個人的事，一個國家不能寬恕罪行，遺忘不會帶來寬恕。更何況，從來沒有人請求過我們的寬恕。」

靠權力強制扭曲或抹去的歷史，真的就能完全「遺忘」？河底的石子，某一天也會造成河面上的漩渦。

你必須遺忘

哪怕在世界歷史長河中，西班牙右翼強人弗朗西斯科·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也算一個無法忽視的重要角色。1936年，時為將軍的他發動軍事叛亂，引發了3年的西班牙內戰，期間造成約50萬人喪生——曾親身參戰的歐內斯特·海明威，以此戰為背景，寫出了反法西斯主義長篇小說《喪鐘為誰而鳴》。

作為內戰的勝利者，佛朗哥自1937年起在西班牙成立獨裁政權。二戰時，他曾與希特勒暗通款曲，眼見納粹大勢已去，就又倒向同盟國；在冷戰期間，更是因為美國人「敵人的敵人就是我的朋友」，成了抵御共產主義「侵略」的功臣。

「在我看來，對佛朗哥最重要的記憶，是他從未犯過錯。」佛朗哥基金會發言人兼二把手海梅·阿隆索說道，「佛朗哥從共產主義暴政中，拯救了西方基督教文明。在去世之前，他得到了大多數西班牙民眾的支持。」

海梅·阿隆索對將佛朗哥統治稱作獨裁的說法嗤之以鼻

就這樣，殘暴程度在20世紀獨裁者榜上名列前茅的佛朗哥——《TIME》報道稱，佛朗哥政權猛烈鎮壓異議分子，在內戰及之后的統治期間，至少造成14萬人失蹤——安穩維持著統治權近40年，直到1975年去世。

佛朗哥死后，西班牙開始轉型為民主化國家。曾遭殘酷打壓的左派得到了大赦，他們以為自己勝利了。然而，1977年西班牙議會所頒布的新法律，同時也赦免了之前獨裁政權的所有罪行——對佛朗哥政權的暴行，不進行任何歷史調查或司法追訴，史稱「遺忘協定」。

「就是很簡單的遺忘，對所有人都大赦。這是唯一的辦法，（讓）我們可以毫無怨恨地握手。」

西班牙《大赦法》在議會拿到了296票贊成，兩票反對，順利通過

是啊，把痛苦就這么忘了，不好嗎？

受難者們說：不好，這意味著他們通往正義的大門被關上了。

《沉默正義》的受訪者，有太多需要清算補償的傷害：

我父親葬在巴扎，所有人都是在那里被處決的，九百人左右；

當時我年僅25歲的哥哥薩爾瓦多被絞死；

我親戚在監獄里待了將近20年；

我祖父，因為不肯說出他兒子在哪里，被活活打死；

我父親失蹤了，他們把他扔進了井里；

我家的房子被沒收了；

對我的判決從未撤銷，我還是罪犯

「對我這一代人來說，獨裁意味著剝奪我們的自由，權利和一切。」查托·加蘭特（José María Galante）年輕時是左派大學生組織民主學生聯盟的一位成員，見證了獨裁政府警察的暴虐，「恩里克·魯阿諾，我的朋友，被警察謀殺了——他們用兩顆子彈射穿他的頭顱，將他扔出窗外，并稱之為自殺。」

查托·加蘭特回到當年曾關押他的監獄

查托自己也被抓到了酷刑室。「他們抓著我的頭發，把我的頭往桌邊撞，擊打赤身裸體的我的腳底、臀部和生殖器」。幾十年后，查托回憶說，當時覺得「自己不是人，甚至不是動物，只是一樣物品。在那時，就連我的政治信念都沒有了，只剩憤怒」。

時至今日，這些罪行仍被掩蓋著。那些放不下的人應該怎么辦？西班牙政府的回答是，如果去追究真相，你才是違法的那個。

遺忘協定及《大赦法》限制了對內戰與獨裁時期真相的調查，更將這段獨裁歷史剪切封存。

在佛朗哥時期之后成長起來的一代人，完全不知道當初發生了什么，「學校從來沒有教過我們，我們的父母沒有告訴我們。」《沉默正義》畫外音緩緩響起，「我們甚至無法告訴自己的孩子，因為我們自己也不知道。」

于是，在佛朗哥墓地前，每年有越來越多的人舉著納粹禮前來悼念，《沉默正義》還拍到了扛著佛朗哥政權旗幟上街游行的人群，他們手中牌子寫著「讓西班牙再次偉大（Make Spain Great Again）」——即便到了21世紀，暴君仍然擁有眾多支持者；

為數不多的佛朗哥政權受害者紀念雕像，在落成揭幕幾個小時后，遭到了槍擊——雕塑家保留下了那些子彈孔，因為「這覺得讓他的作品更加完整」；

更甚者，如查托所發現，當年凌虐他的人，那個以喜歡制造恐怖、折磨左派年輕人而臭名昭著，綽號「虐童者」比利的安東尼奧·岡薩雷斯·帕切科，就住在離自己家只隔著一個街區的寬敞公寓里。多年來，查托不得不眼睜睜看著他逍遙法外，自由行走在馬德里的街道中。

以「遺忘」的名義，舊時代的亡魂從未遠去，后佛朗哥時代的西班牙，沉默并不是金。

「我同意（與過去）和解，但你不能（替我）翻頁。」查托說，「你必須先閱讀那一頁，然后再翻它。」

又是40年過去，佛朗哥支持者的數量看上去并無多少不同

越洋訴訟

「讓我特別生氣是一件事，是人們說，不，你只是出于報復心理。如果你認為尋求正義就是報復，那你就當做我在復仇好了。」

遺忘不該等同于原諒，《沉默正義》鏡頭記錄了獨裁政權受害者們如何一點點聚集到一起，試圖推翻《大赦法》并將佛朗哥幸存的追隨者繩之以法的過程。這個過程緩慢、艱苦，甚至是見不到希望的。

母親的照片一直保存在瑪利亞胸前的項鏈中

獨裁者不是一個人，是一個系統。當一個系統運行了40年，它不可能在一夜之間就能停止或轉型。

「對某些人來說，一切并沒有因為民主而改變，因為還是同一個機構，同一群人，同一個市長……」一位受害者家屬在《沉默正義》中說道。

佛朗哥死后，許多警察、法官和政客繼續著職業生涯。「我認為遺忘是發生在政客們自己內部的，所有這些政客過去都是佛朗哥政權的捍衛者。所以他們對遺忘更加感興趣，因為談論佛朗哥意味著談論他們的過去。」

2008年，西班牙刑事法院法官巴爾塔薩·加爾松（Baltasar Garzón）宣布開啟對佛朗哥時代反人類罪的調查， 隨即遭到了右翼團體的反擊。以佛朗哥基金會為代表提起了訴訟，指控加爾松越權。最終，以發現加爾松在另一起案件中錯誤使用非法竊聽為由，西班牙最高法院將他停職。

幾年后，加爾松成了「維基解密」事件當事人朱利安·阿桑奇的首席辯護律師。

宣布重啟對佛朗哥時代反人類罪的調查之后，加爾松最終被停職

在西班牙國內受挫的受害者代表們，做了一個需要對相關歷史和國際法有所涉獵才能理解的動作：他們在搜集到的148位施虐者中，挑選了七個后來擔任過其他國家重要職務的人作為被告，遠渡重洋，向阿根廷聯邦法院對這些人提起訴訟，希望能借此調查西班牙內戰期間與佛朗哥獨裁政權期間發生的謀殺、失蹤與種族滅絕罪行。

「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任何法院，都可以隨時起訴種族滅絕、反人類罪，對這些罪行的追討沒有時效性，也沒有國別限制。」卡洛斯?斯萊波伊在片中簡單解釋道，「這就是（國際法中）普遍管轄權的概念。」

當年槍殺異議者的彈孔，還留在墓園墻上

世界上沒有哪個國家對普遍管轄權原則的運用比西班牙更執著：1985年，西班牙立法機構曾把這條原則納入了國內法。

這一原則在現實中應用的最知名案例，正是巴爾塔薩·加爾松法官在1998年所為：當年，他對正在倫敦訪問的智利強人、前獨裁者皮諾切特發出了逮捕令。

英國當局逮捕了皮諾切特，后來卻拒絕把他引渡到西班牙，最后還批準他返回智利。不過，回到智利之后，皮諾切特最終還是在離世之前受到了刑事指控或者說清算。

曾經，拉丁美洲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的獨裁政權倒臺潮中，許多國家以前宗主國西班牙的「遺忘條約」為榜樣，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國家一個接一個地推翻了自己的《大赦法》，努力揭示過去的真相，對前統治者進行了清算。

秘魯，為獨裁時代受害者舉行的悼念活動

現在，借普遍管轄權原則，阿根廷法庭接收了佛朗哥政權受害者的起訴，選擇立案調查。「這是第一次在法庭上聽到受害者的聲音，在離我們國家一萬公里之外的地方。」《沉默正義》中，受害者們顯得頗有些激動。

「我會原諒你，那個做了可怕事情的人，你只是聽命于一個折磨我的政權。但我要求的是正義，因為我遭到非法判刑，而你卻逍遙法外。」卡洛斯?斯萊波伊說道，「我們和成千上萬的受害者，被剝奪了獲得正義的權利。」

但案件審理進展艱難。2013年，阿根廷主審法官曾下令阿根廷駐馬德里大使館提供現場視頻會議，進行跨洋證人問詢。但會議召開前，阿根廷駐西班牙大使給法官打了電話，「如果進行視頻會議，那將意味著與西班牙斷交。」于是，這次會議被取消了。

最終沒有排上用場的視頻會議設備

「那些不想進行審判的人，都在指望時間把受害者們帶走。」這策略是成功的，僅在《沉默正義》鏡頭記錄下的少數幾位受害者、遺屬中，就有兩位敗給了時間。一位是卡洛斯?斯萊波伊，另一位是瑪利亞，她最終還是沒能找回自己的母親……

正義這次遲到的，有點久。

親友們送瑪利亞最后一程

人們不會那么容易忘記的

用六年時間，導演羅伯特·巴哈爾和阿爾穆德娜·卡拉塞羅夫婦耐心地收集了大量材料，但《沉默正義》所呈現出的整體質感，不同與其他社會運動紀錄片：沒有阿里·福爾曼的《和巴什爾跳華爾茲（Waltz With Bashir）》般風格獨特，也并沒有如約書亞·奧本海默的《殺戮演繹（The Act of Killing）》，從施害者一方入手，直面歷史的不公正。受訪者在《沉默正義》所講述的，大多是十分悲傷的往事，但并沒以太過煽情的形式呈現，片子整體偏暖的色調，有種冬日午后的一絲暖意。

畢加索畫作《格爾尼卡》的仿制壁畫

《沉默正義》是由個人故事編織而成，局限于記錄這批受害者、遺屬漫長的訴訟之路，但民眾從不了解到支持這些人訴求，其背后民眾意識和政治體制的變遷，并沒得到太多著墨。

或許就如片中一位受害者遺屬所說，「不管好歷史、壞歷史，都是歷史。一個國家的文化和歷史是建立在好事和壞事基礎上的。我們也要記住壞的事，對吧？但不是為了紀念它。」《沉默正義》只是通過記錄，同時保存下那些「好事」和「壞事」，為了那些被忘卻的紀念。

每一座墓碑下，都是一處亂葬坑

全片最震撼的時刻，來自某位受害者遺骨被挖掘的一幕。一位老婦人得到判決許可，終于可以挖出曾被封鎖的墓園中父親的遺體。單座墓碑下，卻是一具疊一具的骸骨，許多甚至已經支離破碎。挖掘團隊工作多日，清理出22具遺體，最終經過DNA鑒定，編號第19號的是老婦人的父親——泣不成聲的老婦人，早已活過父親死去的年紀，兩人才最終以這種形式相見。

「人們不會那么容易忘記的，即使他們愿意，也不容易。」

2020年3月29日，因感染新冠，查托·加蘭特在馬德里一家醫院去世，享年71歲。38天后，5月7日，73歲的「虐童者」比利，同樣因感染新冠死于馬德里——最終，他沒有因反人類罪受到審判，在獨裁時代因「模范行為」而被授予的五枚警察功勛獎章也沒有被收回。

「虐童者」比利（右）舊照

不過，總有些是能鼓舞人心的。在《沉默正義》結尾時，廣場上的佛朗哥銅像被紛紛拆除，留有極權時代歷史痕跡的街道全面更名，并且「盡管遭到抵制，一些地區政府還是通過了承認受害者，追查獨裁政府人權犯罪的地方性法律」。

也許，是西班牙人開始準備好去記住了。

資料來源：

《Muere el torturador del franquismo Billy el Ni?o por coronavirus》

《‘The Silence of Others’ Review: Franco’s Victims Speak Out》

《Facing His Torturer as Spain Confronts Its Past》

《父親被挖出來的那天，我已經比當時的他老：<沉默正義>，西班牙被失憶的暴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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