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本土文化中，地名文化無時無刻不與人們打交道，與人同行。地名之概念，包括城市、鄉村、道路、河流等名稱。一個地名，或取之地形、地物，或緣于歷史、傳說、風情、意念等，要經歷一個約定俗成的過程。一個地名形成之后，不能隨便更改，因為它與歷史學、地理學、語言學、文字學以及人們的使用習慣、經濟范疇等密切相關。但是，隨著社會發展，一些地名也會發生變化。本文以深圳為例淺談如下。

演變

所謂“演變”，是指歷時較久的發展變化，它與當時人們因特殊需要而改變及約定俗成緊密相聯。

“深圳”一名原是寶安縣城的名稱，始見于明代永樂年間 ① ，經歷了墟(圩)、鎮的演變，現為市名。此乃地名概念的大演變。

①編者按：現尚未發現權威史料記載永樂年間便已出現“深圳”地名，目前所發現的最早記載“深圳”地名的文獻，為康熙《新安縣志》。

康熙《新安縣志》記載的深圳墟

追尋深圳的歷史，人們所熟知的寶安和新安。寶安于1600多年前立縣，因其境內有座山（在今東莞市樟木頭一帶）有銀礦，當時沒有銀的概念，只知是寶，故稱“寶山”，所謂“山輝澤美，珍寶氣聚”，得寶而安，故得“寶安”縣名，是為取之地物、意念。

唐至德二年（757年）寶安改名為“東莞”，縣城遷至到涌（在今東莞市莞城）后，疏于防守，屢遭外患。明萬歷元年（1573年）析東莞置新縣，取“革故鼎新，去危為安”之意念，命名“新安”。民國三年（1914年），全國行政區域進行整編，因廣東的“新安”與河南的“新安”縣名重，廣東的“新安”復稱“寶安”。1979年3月寶安縣改設深圳市。現“寶安”是深圳市下轄的行政區名，“新安”是寶安區下轄的街道（辦事處）名，這兩個地名的歷次戲劇性更迭都有其特殊的歷史背景，這也是典型的地名概念的演變。

1941年寶安縣圖

南頭是原寶安（新安）縣的縣城，初名叫“城子岡”，明代初改稱“南頭”。“南”是方位詞，即山岡之南面；“頭”亦是方位詞，山的上部，與“腳、下”相對，現仍可見到南頭古城九街局部遺址的方位。古城其勢扼珠江口要沖，“城子岡” 改名“南頭”，亦與舊志所載“縣治”自秦起隸屬南海郡，有“南頭海”（河）不無關系。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重建的“南頭古城”（局部）、“南頭古城博物館”作為特殊的地名地物而設，“南頭”作為古縣城遺址而存在。從“城子岡”到“南頭”，有著厚重的歷史積淀。曾有文化人建議把“南頭”名改掉，理由是容易誤讀成“攔頭”、“難頭”，兆頭不祥，這是對地名文化的淺視。

康熙《新安縣志》：邑城在城子岡

松崗，原名“黃松岡”。據載，宋咸淳六年（1270年），一黃姓人氏在一山岡之麓建村，山上有松林，故取名“黃松岡”，繼而建墟。據1985年松岡區府辦提供的資料，1950年改名為“松岡”。因為此時此地已非単姓黃特指一村一墟了。而“黃松岡”之名歷時已有600多年了！

布吉，舊志記載“莆隔村”。因“莆”與“布”音近，后來當地人叫“布隔”；又“莆”字生僻，書面語言也漸漸隨之演變。1911年廣深鐵路建成通車，在“莆隔”（布隔）附近設站，白話客家話“隔”與“吉”音近，又取其“吉祥”之意，定名“布吉”站。墟、村亦隨之演變成為“布吉”，沿用至今也有100多年歷史了。

民國地圖上，“莆隔”已成“布吉”

羊臺山，舊志記載為“陽臺山”：“山巔之南稍平，形若幾案。”由“陽臺山”而“羊臺山”，有兩種說法。一、出自與牧羊有關的愛情傳奇故事， 也有叫“羊笛山” ② 、“羊蹄山”的。二、據說在建國初期掃除文盲運動中，掃盲隊把農民難認、難寫的繁體字“陽臺山”，改寫成“羊臺山”，為更多人所接受。久而久之而為“羊臺山”了，也為官方接受使用。這是群眾對地名文化的認同。現“羊臺疊翠”仍是1980年代評定的深圳八景之一。近年有專家學者提出恢復此山名史籍記載以及原東江抗日游擊隊指揮部曾設址于此慣用之名，經多數人認同，遂于2021年公之報端復名“陽臺山”。

②編者按：羊笛山之說，應為新世紀之后所編造的故事。據廖虹雷老師及相關陽臺山原居民所述，“笛”與“臺”并不諧音，他們也未聽過陽臺山曾叫羊笛山。

天順《東莞舊志》系目前發現最早記載“陽臺山”的文獻

公明的玉律村，據沙井新橋曾氏族譜推算及今玉律村耆老稱，玉律村一世祖在500多年前，從新橋村分出到此開基立村時，起村名叫“玉勒” ③ 。而明代天順八年（1464年）編修的《東莞縣志》記載：“湯泉在黃金洞之北，藥勒村前。”可能出于當地話“藥”與“玉”音同或音近，或因湯泉有能治皮膚病之藥用。清初屈大均的《廣東新語》：“新安有湯井，在玉勒村。”明代曾作為“新安八景”之一亦有《玉勒湯泉》詩傳世 ④ 。后來“玉勒”變為“玉律”始于何時，尚不得而知，而“律”與“勒”當地話音近是肯定的，“勒”是生僻字。據村人說是取自“金科玉律”的典故。另有取自“玉學麒麟，律法至上”的說法。今石巖湖溫泉度假村之溫泉來自玉律溫泉。

③編者按：根據玉律村曾氏族人講述，曾氏到達玉律村系嘉靖年間，晚于天順年。玉律建村時間目前較為廣泛的說法是于北宋末年，由莫氏開村。

④編者按：“新安八景”應為清初復界之后，由知縣李可成走遍新安而選出。

《新安縣志·玉勒湯湖》

清嘉慶《新安縣志》所載大鵬的“黃旗塘村”， 與南宋王朝末代皇帝南逃時曾在大鵬半島上樹旗小住有關。宋王的旗號為龍旗，此后這個地方叫“龍旗”。再后來人們因忌諱“王”“皇”而改用地方同音字“黃”，“旗”改成“岐”，即成今之“黃岐塘”。龍岐村、龍岐灣、岐沙村亦與“龍旗”有因緣關系。這都經歷了漫長的歷史演變。

龍崗大道，原是深惠公路深圳市龍崗段（布吉關至坪地與惠陽交界處），隨著深圳特區一體化的推進，這“龍崗段”已經是龍崗區的城市道路而不是專業意義上的公路了。經改造擴建后于2012年4月正式更名為“龍崗大道”。此前龍崗規劃國土局工作人員前來采訪過筆者，說這是效仿寶安大道的經驗，亦有科學依據。這是較大規模的道路名稱的演變，舉行了新聞通氣會。

以上這些是屬于地名的演變，是符合社會歷史發展的。

訛變

有一種地名變化是訛變。“訛變”二字在文字學中有其特定的解釋，是指在漢字發展過程中，由于字體的變遷、傳抄的錯誤等原因產生的錯別字，后人繼續襲用這些錯別字，以訛傳訛、習非成是，由此錯別字就逐漸取代了原來的字體的一種現象。語詞特別是地名的訛變，不能由字義來推知詞義的由來。訛變的原因有多方面，如傳抄錯誤，語言復雜，可用字有限，誤用同音近音字，主觀隨意性，人為的硬傷，等等。

深圳地名的訛變主要有以下幾種情況：

一、古籍誤筆。舊方志誤筆屢見不鮮。

譬如深圳村名帶方位詞“背”字的不少。普通話、粵語“背”與“貝”音同，普通話讀bei4去聲，粵語讀bui3上聲；深圳客家話聲母相同，韻母相差較遠，“背”音boi4，“貝”音bui4，均讀去聲。

查清康熙《新安縣志》地理卷·都里（村落）中，“背”“貝”混用而“貝”居多，書“背”的為客家村。到了嘉慶志全是“貝” ，如：“水貝”、“田貝”、“湖貝”、“塘貝”、“黃貝嶺”、“嶺貝”、 “逕貝”、“坳貝”等，這些村名均以水、田、湖、塘、嶺、徑、坳（凹）等地形名詞作定語，與方位詞“背”（ 背面、后面）自然構成了“×背”，體現了地名文化的地形地物性。

康熙《新安縣志》“背”“貝”混用

“貝”的本義是有介殼軟體動物的總稱，引申寶貝。所有的這些村莊怎么可能都有貝呢?“貝”者顯然是書寫者之主觀人為，取其好兆頭吧。經初步檢索，現在原寶安縣客家地區多用“背”，原特區內襲用“貝”。“背”是正本清源，“貝”難以推知，如“坳貝”，山坳有珠貝嗎？

又如“壢”與“瀝”。“壢”的釋義是：“洼下去的地方”。“瀝”的釋義是：“液體的點滴” 、“瀝青”。普通話“壢”和“瀝”音同，均讀lì（去聲）。“壢”字深圳客家話東部地區讀上聲lak3，西部地區讀入聲lak5。客家地區稱小河汊為“壢”：河壢、圳壢，坑壢。一些村莊又以其得名，如，“黃果壢”，“沙背壢”，“金狗壢”……可是在舊志中偏偏書“瀝”，與“洼下去的地方”大相徑庭，顯然是誤筆。

《廣東圖說》記載的“西瀝”

1985年出版的《深圳市地名志》及稍后完成的涉及很多“水”的《寶安縣水利志》鉛印稿均使用了“瀝”，主要原因前者是早期電腦沒有“壢”字，可以造字而不會造字，后者是鉛印沒有“壢”的字粒，或自以為三點水偏旁理所當然是正字，有水即為河流也。1997年版《寶安縣志》進行了正本。可惜現在的印刷物累見“壢”“瀝”混用，“瀝”者乃以訛傳訛。

1980年代初在西壢地方建成人工湖度假村，請人題名題字，寫成“西麗湖度假村”，這是普通話“壢” 和“麗”同音的另一誤筆。后人將錯就錯，因為“麗”者“美”也，所以“另起爐灶”。今“西麗村”、“西麗路”也就此形成了。時間久了，也就“習非成是”了。從地名學來說就是訛傳。由“西壢村”誤為“西瀝村”變成“西麗村”，改變了原來圍村名的本義。“西瀝水庫” ⑤ 雖然還保留著“瀝”之訛，好在沒有進一步訛成“麗”，然而也造成了同一個地方“壢”“瀝”“麗”混用。而熟知當地地情的客家老人仍習慣口稱“西壢”（lak4）。

⑤編者按：現“西瀝水庫”亦已寫成“西麗水庫”

二、今人誤讀。古籍所書是對的，而當今一些人出于主觀隨意性，圖方便，濫用同音近音字、狹義多義詞。多見于村名、公交站名。如：“涌”誤為“沖”。“涌”讀chōng，釋義河汊。在深圳有很多涌，以涌而得村名者眾多，有近20個帶“涌”字的村名。

康熙《新安縣志》上的幾個“涌”

“沖”的釋義很廣，僅有一方言解釋為：山區的平地，如“韶山沖”。在深圳，“沖”沒有一個釋義可與“涌”兼容。1980年代初期地名改革卻出現了“大沖”、“沙魚沖”、“溪沖”、“東沖”“西沖”等村（地）名，有的同一地“涌”“沖”混用。查今大都復原“涌”了，唯獨“大沖”依舊。大涌村古籍記載為大沙河流經之地，“大沖”純屬無解。

又如觀瀾的“鰲湖”訛傳為“牛湖”，沙井的“衙邊”誤傳為“牙邊”等，均為粵方言同音訛傳。

公交站、地鐵站均以固有地名地物定名，而這兩者都出現與之偏差。如：深圳地鐵5號環中線在西麗塘朗與深圳北站之間設有一個“長嶺陂”站。在“長嶺陂”站附近有一個有數百年歷史的“長嶺皮村”（舊志有記載），在長嶺皮村附近有一座建于1981年的水庫，堤壩上“長嶺皮水庫”幾個標識大字赫然在目。

長嶺陂水庫

圖源自《深圳村落概覽》

“陂”字在深圳客家地區叫“陂（bi陰平）頭”（舊時專門用以灌溉的小型水利設施）。“陂”顯然是“皮”之誤。無獨有偶。在龍崗中心城附近有一條“下陂頭”村，現在村旁設了個公交站，站名叫“下坡頭”， 錄音報站如是稱“pō”，這里從來沒有坡。這種錯誤顯然是地鐵、公交部門人員沒有深入調查研究自以為是所致。

三、歷史錯位。古籍記述是對的，誤以為錯，人為硬傷。

例一：由“岡”到“崗”。深圳地貌多為丘陵，丘陵地帶多山岡。在明、清時期，從《新安縣志》中可以見到帶“岡”字的山名、圩村名多至五六十個以上。而現在所有書面文字“岡”被“崗”取代。例如人們最熟悉的有：龍崗、橫崗、松崗、鐵崗、筍崗、泥崗、皇崗……

新安多“岡”

康熙《新安縣志》書影

“岡”與“崗”是兩個各自獨立的字詞，在簡化漢字里已法定了。“岡”是陰平聲，“崗”是上聲。“岡”是單義詞：山岡（不高的山）。而“崗”是多義詞：崗位、崗亭、崗哨、站崗、門崗，另有一釋義是“崗子”（不高的山或高起的土岡），根據《現代漢語詞典》，“山崗”和“山岡”應統一作“山岡”。

究竟從什么時候起“岡”蛻變成“崗”呢？筆者查閱了1960年8月油印集子《寶安縣志》（初稿），出現幾個“崗”的地名，沒有“岡”。1985年出版的《深圳市地名志》有很多“崗”，唯獨沒有“岡”。這是深圳建市初期第一本最具權威性的地名志書，“崗”已被“規范化”了。究其原因，不明就里。1997年出版的《寶安縣志》今地名都用了“崗”，是因為所有資料來源均書“崗”，只好姑息遷就，地方志畢竟是官方的書，為當代服務，然后惠及后人。好在“行政區劃”章節中，輯錄明、清時期村落按“岡”（岡）不動，以供后人查對。

1946年《寶安民報》

“岡”已成“崗”

2006年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出版的康熙、嘉慶《新安縣志校注》（《寶安文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更是把舊志中所有的“岡”全改成“崗”，“岡”被徹底消滅了。夫“ 校”者，校勘訂正也。非紕繆，何以訂正之哉？山岡和山崗同義或可相通，但是具有悠久歷史的專有地名不宜隨意更改。現在許多帶“岡”字的古地名仍在沿用，如佛岡縣，黃岡縣，武岡縣，井岡山，景陽岡……把“岡”寫成“崗”不予認可。

平岡中學老照片

@平岡中學

深圳的平岡中學，是上世紀初華僑和鄉人捐建的學校，1960年代更名為“龍崗中學”，1980年50周年校慶時在眾議之下復名“平岡中學”，是深圳市迄今唯一還原“岡”字的地物名，是范例。

例二：由“下”到“廈”。深圳地名帶方位詞特別是帶“下”字的村名很多。其中有一些“下”被改成“廈”，如“岡下”改成“崗廈”，“白石下” 改成“白石廈”，“灣下” 改成“灣廈”等。“廈”有兩種讀音：讀xià，組成“廈門”專有名詞；讀shà，指高樓大廈，公交站、地鐵站“崗廈”的標識和報站偏又是GANGXIA ,不倫不類。

崗廈地鐵站

圖源百度百科

縱上所述的“崗”與“廈”，從史志學講，是歷史的錯位；從地名學講，把“岡”改成“崗”，由實體變成抽象，把“下”改成“廈”，由方位變成實體，是人為的硬傷；從文字學講，由簡明的“岡下” 蛻變成繁瑣的“崗廈”，讀音變了，詞義變了，書寫與漢字簡化不符，是語言文字的倒退。這是典型的訛變。

準確界定深圳河與深港界河

深圳市沒有大河，但是河涌交織，溪流眾多。歷史上較大的河流有茅洲河、深圳河、龍崗河、觀瀾河、坪山河。改革開放以后隨著深圳地位的提升，有人稱深圳河為深圳的母親河。也許沒有人注意到，深圳河也有訛傳。深圳大學一學者在《深圳客家研究》（2002年南方出版社）一書中有這樣的記述：“‘深圳’一名，最早出現的典籍記錄是清康熙二十七年纂修的《新安縣志》。……‘梁’的‘惠民橋’條目下注：在‘深圳河’。”

《新安縣志》“惠民橋”條目原文沒有標點，《研究》著者斷句錯了，解讀成“惠民橋在深圳河”。因為當時沒有“深圳河”的河名，這個解讀就誤導了讀者。原文加上標點斷句應當是：“惠民橋，在深圳，河溝深浚，凡遇雨潦、潮漲，往來維艱；更有不知深淺，動遭淹溺。”志書在“惠民橋”條目前有“天渡橋在月岡屯蔡屋圍前”條文的記述。據此，“惠民橋”位置準確的表述應該是：“惠民橋 在深圳墟西”（深圳墟名在明代已形成，即今東門老街一帶，長期以來深圳、寶安人稱深圳墟為深圳，不帶“墟”字）。月岡屯當時亦設墟，故“天渡橋”位置準確的表述應該是：“天渡橋 在月岡屯墟蔡屋圍前”。（惠民橋）“河溝深浚”，意思是，像河一樣的水溝，挖得很深。“水潦”，大雨水淹。其余不贅，讀者自明。1970年代末，筆者身居深圳墟鎮，就親聞過該河橋下發生淹死人的悲劇。

康熙《新安縣志》“惠民橋”

無獨有偶，2013年9月，筆者收到一份發自廣州的《中國地名故事·廣東卷·深圳》電子郵件解說稿，關于深圳河的表述與《深圳客家研究》如出一轍：“康熙二十八年在深圳河上，建造了一座‘惠民橋’，此橋以石頭建造，就是今‘人民橋’的前身。”筆者敢不諱言，康熙、嘉慶二志所載惠民橋為康熙二十八年所建，康熙志或因編輯、傳抄有誤，因為康熙志修于康熙二十七年，不可能把二十八年修建的橋寫在二十七年纂修的志書里。這個“地名故事”后來做成了“紀錄片”，在深圳電視都市頻道播放，其誤傳就更深遠了。

康熙、嘉慶二志均沒有“流河”的條目，分別是“海”和“水”，例如把現今東莞虎門至寶安沙井珠江口水域稱“合瀾海”。嘉慶志載：“滘水，在城（即今“南頭古城”——筆者注，下同）東四十里（即今深圳河羅湖河段），發源于梧桐（山），右( 西）莆隔（今布吉），左（東）龍躍、雙魚諸山…… ”（古人習慣以東為左，以西為右 )。又據嘉慶《新安縣志》記載：“軍陂，在深圳（墟）右側（西側），發源于梧桐、莆隔、筍岡等處，堰以灌田。”

康熙《新安縣志》“滘水”

由此上溯，莆隔河的源頭有牛尾嶺、梧桐山、莆隔徑等處，向南流至鹿丹村東側。惠民橋（建國后重建，命名“人民橋”）下的那條河就是原先的莆隔河的下游，后演變稱“布吉河”。“龍躍、雙魚”（二者既是山名又是水名）二水向西流經香港新界上水，折向北與流經蓮塘、羅芳、文錦渡、羅湖橋下河段交匯，再西北流向與布吉河匯合，然后注入今之深圳灣。

有資料顯示，“深圳河”的命名是自1898年《展拓香港界址專條》時起，是英國強租香港新界99年期限的界河的一部分。深圳河主要支流有布吉河、沙灣河、蓮塘河以及新界境內的石湖（香港上水老街名）河。布吉河長15.5公里，上游石多，中游沙多，下游淤積水深。上世紀80年代在下游河段修建了人民公園和洪湖公園。沙灣河發源于牛尾嶺，長20.9公里。另有蓮塘河發源于梧桐山，長12公里。1959年冬修建了深圳水庫（初名沙灣水庫），沙灣河經深圳水庫排洪道下游與蓮塘河匯合處稱為“三叉河”（在深圳深水水務咨詢公司西南側），通常所指的深圳河是三叉河以下河段，主流長37公里，這就給“深圳河”作了明確的界定。此謂正名也。

沙灣河經深圳水庫排洪道下游與蓮塘河交匯構成“三叉河”與深圳河銜接（作者供圖）

深圳和香港一河之隔，有一條明確的界河。這條界河見證了中華民族百年恥辱。1898年英國政府強迫清政府簽訂《展拓香港界址專條》。1899年3月，中英雙方互派官員，東自大鵬灣，西至深圳河口進行勘界。 （見《深港關系史話》一書） 河界于河底之中線為界線，分段立樁。北側歸中方，南側歸港英方。

這條界河東起沙頭角河口，西至深圳河入海口。沙頭角河亦發源于梧桐山，與蓮塘河相接，長約四五公里，向東經中英街流入鹽田港灣（沙頭角海）。現在深圳市地圖上可以看到明顯的標志，深圳河只是深港界河的西段，布吉河、沙灣河、皇崗河等是深圳河的支流，不能稱作“界河”；大沙河發源于羊臺山等處，向南注入后海（今深圳灣），不是深圳河的支流，更不是“界河”。

深圳河、布吉河示意圖

作者供圖

21世紀之初，又掀起一股地名改革風，作為新興城市深圳尤烈，很有“矯枉過正”之勢，幸好不久就穩住了，雖然遲了一歩。2005年，京津穗深等8城市的地名規劃專家齊集深圳，研討地名規劃管理問題。深圳市規劃局一負責人在發言時強調：地名規劃需要公眾參與。他指出：“特別是對于已被習慣使用的地名，如要調整，需在廣泛社會參與的基礎上進行。”江蘇省民政廳關于地名規范的問題明確表示：“舊地名不能隨便改。” （2005.3.28《揚子晚報》）

至于地名規范化該以什么為標準？筆者認為應該尊重歷史，認知其社會性、時代性、地域性，不贊成訛變，特別是硬傷。當然，隨著時間的推移，訛變會成為既成事實，“演變”，但畢竟是“習非成是”了。

（本文2018年載《廣東史志》，2021年11月修訂，載《深圳史志》2022年第2期）

作者簡介

曾觀來，坪山大萬村人。1962年畢業于廣東師范學院中文系。先后從事中學語文教學和1997年版《寶安縣志》執行主編工作。退休后繼續堅持深圳地方文史和古詩詞研究與寫作。擔任《中國共產黨深圳市寶安區（縣）組織史資料》（1996—2000）主筆，參與《深圳市志》中的建置區劃志、僑務志的編修，寶安區志的審核，擔任《沙井鎮志》《寶安衛生志》顧問。主編出版《大萬曾氏重修族譜》。出版個人詩文集有《崖邊草詩文選》《三弦集》《桑榆韻致》《為深圳歷史正名》《大萬世居：圍屋里的鄉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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