俗話說：“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

　　這話反映在城市化過程中，就是盡管國家多年來一直提倡大中小城市均衡發展，在土地、資金等方面一度向中小城市多有傾斜，甚至還發明了一個頗具中國特色的“城市化”替代詞匯：城鎮化。但無奈老百姓用腳投票，最終還是一個勁地往大城市擠。

　　以90后年輕人為例，根據《2020中國人口普查分縣資料》，他們普遍傾向于奔赴城區人口300萬以上的大城市尋求發展。尤其是城區人口1000萬以上的超大城市，2010-2020年期間，90后占比增長超過60%。而城區人口300萬以下城市的年輕人比例，則出現明顯下降。

　　那么，到底怎樣的城市算大城市，為啥總人口902.6萬的周口不算大城市，江蘇昆山、浙江義烏、慈溪以及福建晉江這四個縣級市反倒算？常住人口1046萬的東莞和1274萬的蘇州，又究竟哪個更大？

　　01

　　在回答這些問題之前，我們首先有必要搞清楚幾個概念：城市人口、市區人口和城區人口。

　　所謂 城市人口 ，指的是城市行政區劃范圍內的所有人口，包括了所轄區和代管縣的城鎮及農村人口。

　　至于 市區人口 ，則是指城市直接轄區（又稱市本級）內的人口，它剔除了代管縣的部分。

　　以上兩類人口的統計范圍，都和城市的某一行政邊界吻合。而城區人口就有所不同。根據《國務院關于調整城市規模劃分標準的通知》的定義，所謂“城區”，是指市轄區和不設區的市，區、市政府駐地的實際建設連接到的居民委員會所轄區域和其他區域，是實際已開發建設、市政公用設施和公共服務設施基本具備的建成區域范圍。

　　顧名思義， 城區人口 就是生活在這部分已建成區域內的人口。

　　為了方便理解，我們以上面提到的河南周口市為例。第七次人口普查時，當地常住人口總計突破了900萬大關，但市區人口才區區172萬，城區人口更是還不到50萬，因而無緣最近剛公布的全國大城市名單。

　　之所以會出現這種情況，跟我國獨特的“市”制有關。

　　經常出國旅游的朋友可能會留意到，在國外，市在縣下。日本就不說了，它們的縣相當于我們的省。即便是美國，州下面是縣（county，又可譯為郡），縣下面才是市（city）和鎮（town），后兩者只有規模大小的差別，并無行政級別上的高低。而不像中國，市下面是縣，縣下面才是鎮，市比鎮高了整整兩級。

　　其實，我國歷史上也曾存在過西方式的“市”。民國初年，政府改革地方建制，一方面廢府存縣，由省直管；另一方面又引入西方，主要是日本的城市管理體制，將一些大城市的城區切割出來，成立獨立的市政管理機構。

　　1921年，中國第一個行政區劃意義上的“建制市”在陳炯明主政下的廣州成立，孫中山之子孫科出任第一任廣州市長。 根據《廣州市暫行條例》，廣州市范圍包括廣州城墻內和城外西關約24平方公里，遠小于如今的7434平方公里。市區單獨由市政廳治理，不再分屬番禺和南海兩縣，從而結束了上千年的兩縣分治廣州的局面。

　　1922年出版的《一歲之廣州市》

　　北伐勝利后，南京國民政府將廣州設市的成功經驗向全國推廣，相繼設立了上海、天津、青島、漢口等8個特別市（后改稱院轄市），以及為數眾多的省轄市。但這些“市”的面積普遍都較小。比如當時“遠東第一大城市”上海，1927年設立之時，全市面積只有494.69平方公里（不含租界），到建國初，也才拓展至約620平方公里。

　　1958年，隨著計劃經濟體制的確立，為了解決上海農副產品供應緊張的問題，才將寶山、嘉定、青浦、南匯、松江、奉賢等原屬江蘇的十個縣劃歸上海市管轄。全市面積一舉擴大了10倍，至6300多平方公里，甚至比明清時代的整個松江府范圍還要大。

　　可以說， 雖然都叫做市（city），但在國外是建成區的意思，而在中國則是一個地理單元的概念，它包括了城區、郊區，以及廣大的鄉村地帶，本質上更接近于古代的府。 所以單純比較上海市和紐約市哪個人口多，意義不大。這也是為什么國家在制定城市大小標準時，主要看的是城區人口，而不是全市人口？

　　02

　　不同于直轄市、副省級市、地級市、縣級市這樣根據行政級別進行的傳統城市劃分，2014年國務院印發的《關于調整城市規模劃分標準的通知》，則按照城區人口數量，將全國685座城市重新分為六類：

　　城區常住人口1000萬以上城市為超大城市，500-1000萬的為特大城市，300-500萬為I型大城市，100-300萬的為II型大城市，50-100萬的為中等城市，50萬以下的為小城市。

　　其中，城區人口100萬以上的被統稱為“大城市”。而根據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領導小組辦公室編制的《2020中國人口普查分縣資料》， 目前全國共有106座大城市，包括7個超大城市、14個特大城市、14個Ⅰ型大城市以及71個Ⅱ型大城市。

　　注：此前網上曾流傳一份105個大城市的名單，許多自媒體不加核實便拿來使用。經仔細核對《2020中國人口普查分縣資料》原書，該名單有兩處錯誤：一、濰坊（55）寫成了廊坊，二、遺漏了一個錦州（103）。修訂后的全國大城市數量應為106座，特此澄清。

　　仔細看這份大城市名單，我們會發現，很多總量龐大的“人口大市”，城市級別卻并不高。比如GDP常年位居全國第六的“地級市一哥”蘇州，盡管常住人口排名長三角第二，僅次于上海，但由于下轄縣級市數量較多，雖然整體實力強，但本質上并非一座城市，而是一個由多座中等規模城市組成的地區。

　　剔除昆山、常熟、太倉、張家港這些代管的城市，狹義的蘇州市只能排到第三檔：I型大城市。其城市區人口（399.12萬）甚至還不及廈門（436.38萬）、太原（404.97萬），盡管后者的總人口分別僅有516.4萬和530.41萬，還不到蘇州的一半。

　　至于像河南人口第三大市周口，以及湖北人口第二大市黃岡（全市常住人口588.3萬），更是連榜單都沒上。

　　又比如，昆山、慈溪、義烏、晉江這四座縣級市，成功躋身大城市之列，而它們中有些所在的地級市，要么和它們平級，比如晉江所在的泉州，也只是Ⅱ型大城市；要么甚至還不如它們，比如義烏所在的金華，就沒有上榜。妥妥的下克上。

　　再比如，同為國家中心城市的武漢、鄭州，常住人口差不多，鄭州甚至還略微領先武漢一籌。但由于城市化率差距較大，城區人口方面，武漢竟是鄭州的接近兩倍，穩坐“中部第一城”。

　　這里插一句嘴。雖然根據《中國人口普查分縣資料》，中國只有7座超大城市，但那是2020年的數據。考慮到當時武漢城區人口便已達到995.3萬，而2021年武漢常住人口又增長了120萬，城區人口必然已經突破一千萬。 所以準確地說，目前中國應該有8座超大城市。

　　盡管存在這種種“特殊情況”，不過總得來說，權力主導型的體制決定了中國城市的規模大小，往往和其行政級別成正比。比如8座超大城市中，北上廣深是公認的一線城市，重慶、天津則是行政等級最高的直轄市，剩下的成都、武漢也是省會、副省級城市。

　　當然，考慮到中國幅員遼闊，地區之間差異較大，所以存在一些反例也在所難免。比如榜單上就沒有 拉薩，它也成為全國唯一不是“大城市”的省會 。另外，蘭州、呼和浩特、海口、西寧、銀川等5座邊陲省份的省會，僅為Ⅱ型大城市。而地處珠三角的東莞、佛山這兩個普通地級市，卻躋身特大城市之列。從中也可一窺中國的區域經濟格局。

　　03

　　說了這么多，根本的問題其實還是：人為什么一定要去大城市？

　　對此，我經常舉的一個例子是，同樣一起火災，發生在嘉興，就是個只有周遭四鄰關注的本地新聞；發生在杭州，省里的媒體一報道，就成為全省新聞；如果發生在北京，無數的央媒一圍觀，那就可能演變為全國乃至世界性的重大新聞。

　　當然，這么說或許有點虛，可以量化的是，據說每一千萬人才能養活一支交響樂隊。另外，地鐵、高樓等的建造，也都是有人口門檻的。

　　根據國務院辦公廳2018年印發的《關于進一步加強城市軌道交通規劃建設管理的意見》，一個城市只有同時滿足GDP3000億元以上、市區人口300萬以上、地方一般預算收入300億以上這三個條件，才有資格申報修建地鐵。

　　而住建部前一陣出臺的新規，在“嚴格管控新建超高層建筑”部分也提到：城區常住人口300萬人口以下城市嚴格限制新建150米以上超高層建筑，不得新建250米以上超高層建筑。

　　這么看來，100萬人口的城市和1000萬人口的城市，彼此在城市能級、基礎配套上，其實不是乘數級的10倍關系，更可能是指數級的百倍關系。在一些領域，甚至是0和1的有無關系。

　　而經過之前多年大中小城市均衡發展帶來的大城市人地緊張、房價高企，小城鎮鬼城遍地、資源浪費的試錯后，國家層面也開始意識到人地錯配的問題，并逐漸調整方針。

　　2020年印發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新時代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意見》中有這么一句話： 推進公共資源由按照城市行政等級配置向按照實際服務管理人口規模配置轉變。

　　前段時間，中央兩辦印發的《關于推進以縣城為重要載體的城鎮化建設的意見》也提到：公共資源配置與常住人口規模基本匹配。

　　可以預見，未來，城市行政等級對于公共資源配置的影響將有所弱化，而此番公布的按照城區人口進行的城市規模劃分，對于普通人選擇求學、工作、定居目的地，將更有借鑒意義。

　　當然，已經公布的名單代表的是城市過去的成就。有些城市雖然人口規模龐大，卻未必有未來，應該慎入。比如 哈爾濱 ，曾經被稱為“東方莫斯科”，但 過去十年，當地常住人口減少了62.61萬，成為全國唯一人口負增長的省會。

　　又比如天津，其常住人口在2016年達到1443萬的峰值后便一路下滑，光去年就凈流出了13.6萬，目前僅剩1373萬，其中城區人口1093萬。按照這個速度， 可能沒幾年天津就將跌出超大城市的行列 。

　　同時，除了看人口的總量、增減情況，也得留意城市的產業方向。畢竟，產業是一個城市發展壯大的根本原因，也是吸引人口集聚的重要因素。如果你是搞互聯網，那么歡迎來杭州；如果你是從事制造業的，那么建議去寧波；如果你是做小商品貿易的，那就應該選擇義烏。

　　事實上，昆山、慈溪、義烏、晉江這四座縣級市之所以能夠躋身Ⅱ型大城市，都是因為有產業傍身。義烏是全球小商品之都；昆山是著名的臺商集聚地；晉江的運動服裝和運動鞋品牌，曾常年霸屏CCTV5；而最近令很多歐洲國家瘋狂搶購的取暖器，慈溪則是我國最大的生產基地之一。

　　都說“人生發財靠康波”，相比需要專業經濟知識才能把握住的金融周期，城市周期才是大多數普通人能夠倚靠的“康波”。

　　只有認清上述這些關于大城市的真相，然后結合自身實際，綜合考慮，才不至于在城市選擇這一人生最重要的選擇——個人認為比大學、專業、工作、投資選擇更重要——中，犯下無法挽回的錯誤，從而錯失中國城市化的最后一輪康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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