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1月1日，我國著名翻譯家張玲先生在北京去世，享年86歲。張玲先生一生從事外國文學研究和翻譯，對哈代、狄更斯、艾米莉·勃朗特等在中國的譯介與研究作出重大貢獻。

說到張玲先生，難免要提到“一門三譯家”的佳話。張玲先生的父親是著名翻譯家張谷若先生，他譯的《德伯家的苔絲》《還鄉(xiāng)》至今仍受到讀者喜愛。而張玲先生與丈夫張揚先生這對伉儷攜手翻譯的《呼嘯山莊》《傲慢與偏見》《雙城記》等作品也成為一代代讀者難以磨滅的文學記憶。

人民文學出版社與張玲先生素來情誼深厚，她是我們的良師益友，值得我們永遠銘記。下面這篇文章是二十二年前張玲先生為人文社建社五十周年所作，回憶了張玲先生一家與人文社交往的點點滴滴。謹以此文紀念張玲先生。

張玲先生

傳承的情誼

張玲

二○○○年盛夏，我和張揚再次去國訪英，參加國際哈代學術年會期間，重訪會議所在地、哈代故鄉(xiāng)多切斯特市圖書館，一為查找館藏哈代新資料，二為送上幾本哈代作品中譯，其中三種，《德伯家的苔絲》《還鄉(xiāng)》《無名的裘德》是先父張谷若(又名張恩裕)的舊譯新版。該館收藏部主管接過這些裝幀漂亮的書冊，反復摩挲中間，我指著封皮和版權頁上人民文學出版社的字樣，向他們介紹了這個出版社的性質和歷史。現(xiàn)在這幾本書連同我和張揚合譯的兩種哈代短篇選集已經陳列于多切斯特圖書館的一個專柜，成為國際哈代學會收藏品的一部分。會后，我們繼續(xù)在英國和歐陸游學，十月中從愛丁堡回到渥茲渥斯故鄉(xiāng)湖區(qū)，收到人文社紀念五十周年專集約稿信。此信先寄至倫敦，隨后一路追蹤轉寄，才得啟讀。真的，我匆匆讀過全信，心中立刻躍出一幅清晰的構想。只是由于隨后又輾轉游歷了一些城鄉(xiāng)，才在蘭開郡東部小鎮(zhèn)邊的農舍安頓下來，也終于拿起筆來。這是限題作文；又不是限題作文。因為筆下出現(xiàn)的字句，都是在輕回首中油然而生。

翻譯家張玲、張揚伉儷在哈代塑像前

從五十年代初開始，先父一直在北京大學英語專業(yè)任教，并與人文社建立了密切的聯(lián)系，因為該社重新出版了他翻譯的哈代的《德伯家的苔絲》和《還鄉(xiāng)》。這兩部書，三十年代中期由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由于譯文力求忠信于原文，同時又發(fā)揮了中文豐富的表現(xiàn)力，出版伊始即頗有反響；但一二年后即由于日本侵略的干擾破壞而絕版。五十年代中期，人文社負責外國文學出版的領導人和編輯，慧眼相中這兩種舊譯，將其提上出版日程。這些領導和編輯，如孫繩武、蔣路，都是學養(yǎng)深厚、經驗豐富的專家和出版人，本身也是譯家，新中國成立后，他們在大力介紹蘇俄東歐文學同時，也不忽略西歐、美國等國優(yōu)秀的文學遺產，因為他們自己早年也受納過這些作品的滋養(yǎng)。

當時我已入西郊北大住讀，周末回家常聽先母提起他們駕臨組稿情況。這雖是再版書，他們卻像對待新稿一樣認真精細。對先父這樣的“長者”，他們態(tài)度之謙和恭謹，猶如曾受教于先父的許多“小友”。但是對于譯文的一些意見，則不吝坦率直陳。諸如一些用語應如何修改潤飾，以適應新時代風尚等等。這兩部譯作，原有大量注釋，都是譯者經年研究積累，即使一些專有名詞，也都經過多方查對斟酌和再創(chuàng)造，并非簡單的“字典搬家”，事實證明，它們對英語教學和研究，都大有參考價值。人文社諸君自身學養(yǎng)深厚，理解譯者編寫這些注釋的良苦用心，因此不憚編排操作的麻煩，總能盡力保留。這兩種小說的原文，又包含了大量哈代故鄉(xiāng)多塞特郡方言，這正是哈代“地方色彩”的重要一環(huán)。先父處理這些語言之先，比較過多塞特郡與英國首都倫敦地理位置的關系以及多塞特方言與標準英語發(fā)音的異同，發(fā)現(xiàn)其中和中國膠東(先父故鄉(xiāng))與中國首都北京地理位置的關系以及膠東方言與標準中國普通話發(fā)音的異同，大有相應的規(guī)律，因此翻譯多塞特方言時，采用了大量膠東方言。先父向人文社領導、編輯解釋這一翻譯方法和意圖，也得到深切理解與受納；只是經他們建議，取消了一些過于“地道”或生僻的膠東方言，代之以常用北方方言。由此，注釋和運用方言，成了先父這兩種譯著中雖有爭議，卻至今葆有特色中的兩種；其實這也是人文社編輯指導思想中“兼容并包”的體現(xiàn)。

張谷若夫婦與女兒張玲

先父與人文社合作第一階段繼續(xù)到六十年代初。此期間，該社邀集各語種優(yōu)秀外國文學工作者翻譯合作，出版了大量世界名著，先父也應約翻譯了《無名的裘德》(哈代著)、《傷心之家》(肖伯納著)和《維納斯與阿都尼》(莎士比亞著)，在合作中，與責編王仲英、施咸榮成為朋友。先父的終生好友、譯品少而精的老翻譯家葉維之(又名葉維)經先父介紹，與施咸榮合作，二人也成為忘年交。

“文革”后期，先父與施咸榮大約都是出于文化人的積習難改，各自在利用閑暇悄然讀書研究。當時先父住家距西什庫北京圖書館極近，施咸榮每逢去借還圖書，常繞道前來小坐，切磋譯事，自行車后架上，總是堆滿書冊，其中又常有先父托他代借的。此期間，先父陸續(xù)悉心校訂了《苔絲》《還鄉(xiāng)》《裘德》等舊稿，不過是“只顧耕耘，不問收獲”；施咸榮看過，立即以資深出版人的眼光對先父表示說：“請好好保存這套改稿，將來會有用處。”在當時正常文化事業(yè)萬馬齊喑之中，我們并未將此言當真。沒想到，不太久的將來形勢巨變，孫繩武、蔣路諸君復職，率領編輯施咸榮、徐日珪、任吉生等捷足登門，這三部譯作才有幸快速以新貌再版。

人文社2018年版哈代文集

這三部小說連同上海譯文社版《大衛(wèi)·考坡菲》等出版至今，海內外頗有佳許。一些大學將其選作翻譯教材，并將先父的翻譯技藝作為專題組織學術討論或作研究生研習課題；香港翻譯學會因先父在翻譯這些作品中的成績，授與他榮譽會士銜；英美舉辦的哈代、狄更斯學術會及相關期刊上，也對他的譯作多有贊譽。先父逝后，英國的哈代學刊特發(fā)消息，稱他是“真正文化交流的使者”。

先父逝后數(shù)年，他另一部新譯作《棄兒湯姆·瓊斯史》榮獲了國家外國文學圖書獎。這部英國十八世紀的小說，洋洋近百萬言，原文多拉丁、希臘、法文，引文、用典豐富，雖是上海譯文社出版，其翻譯出版緣起，卻在人文社。

那還是六十年代前期，人文社將亨利·菲爾丁的這部代表性巨著列入了出版計劃，并向先父組稿。先父由于正忙于教學，未得承擔。后人文社組稿中遇到問題，遂再邀先父參加部分難度大的篇章翻譯，任務遵囑完成后，即逢“文革”。浩劫之后，人文社再向先父組稿，希望他承擔全書翻譯，作為該社與其它單位合作出版“外國文學名著叢書”之一。先父從命后，從八十年代末開始，以其八十至八十五歲的五年時光完成。后根據(jù)幾家合作單位統(tǒng)一計劃，此譯稿轉由上海譯文社出書，但其前期選題、組稿等長期操作，卻浸潤著人文社諸君的心血。

在七十年代末以來先父與人文社再次合作的第二階段，我親見人文社領導及責編孫繩武、蔣路、秦順新、施咸榮、徐日珪、石永禮、任吉生、吳繼珍等光臨訪談、組稿，直到九十年代初先父纏綿病榻，還前來殷勤慰問。先父與人文社交往先后四十年，建立的并非僅僅業(yè)務關系。這是以相互深切理解、尊重、支持和信賴構成的一種非同尋常的友情。在這四十年中，我(后又有張揚)，始以幫先父待客，繼以成為人文社后生著譯者，幸運地分享了這份情誼。人文社諸君始終一貫代代傳承的工作態(tài)度和方法，也成為我做編輯工作的鮮活教材。

八十年代以后，我開始為先父幾部譯稿撰寫譯本序言，人文社長者編輯處理拙稿之精當切要，更令我由衷敬佩。九十年代以來，任吉生、吳繼珍讀過我和張揚先在其它出版社出版的幾種譯文，開始向我們組稿。大約是同性別使然，我與她們建立了更親切的友情。我和張揚合譯、在人文社出版的第一部小說，是《傲慢與偏見》， 那整個譯、編、排、校、印過程，真像簡·奧斯丁的行文一樣自然、流暢。責編任吉生以其英語專業(yè)高手的精細、嚴格，在校訂譯文時顯現(xiàn)了深厚功力。此書出版后，我們收到內地及港臺來信，在承受贊許時，我們從未忽略其中字里行間洇浸的出版社編排校印發(fā)各環(huán)節(jié)工作同道的筆墨手澤。

張玲先生對《卡斯特橋市長》一書所作修訂

繼《傲慢與偏見》，我們又承擔了《呼嘯山莊》的翻譯。這部譯稿是九十年代初我們往返于先父病榻前艱難完成的，由于出版形勢有變，出版運作不及《傲慢與偏見》快捷；但是任吉生在肩負出版社重任同時，又在侍奉病父、病夫及不幸喪父、喪偶的困境中堅持執(zhí)行責編，終于盡其所能地促使此書早日問世。

“一門三譯家”，張谷若先生與張玲、張揚

我還先后為人文社撰寫了一些序言和其它讀物，每次與各相關責編合作，即使非同語種編輯，也總有親切輕松之感。每次走進他們那幾間簡樸的辦公室，猶如走進自家書房，這恰正由于編輯部葆有一脈相承的傳統(tǒng)作風和氣氛，也正是這種作風，造就了我們家族從先父開始，傳承至我及張揚與這個出版社的情誼。

我在命筆寫此拙文之前兩周，剛和張揚去約克郡哈沃斯勃朗特牧師公館博物館拜訪。在年輕的女館長和同樣年輕的女導游熱情慷慨的接待中，我們又將拙譯《呼嘯山莊》送上。館長懷特女士手捧同樣裝幀漂亮的這部出版物反復摩挲時，我又像在多切斯特時一樣，指點著書的封皮和版權頁上的字樣，向她介紹了人民文學出版社。我們所做甚微，但我們盡己所能；而且是懷著像哈代，像簡·奧斯丁，像愛米麗·勃朗特一樣的真誠。

2000年11月15日定稿于

英格蘭蘭開郡阿克靈頓鎮(zhèn)亥瑞雷農舍

歡迎轉發(fā)分享，轉載請注明出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