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地處江漢平原東部、長江中游，是我國中部核心城市，素有“九省通衢”之稱，長江與其最大支流漢江在此交匯，將武漢一分為三，形成武昌、漢口、漢陽三鎮(zhèn)隔江鼎立的格局。

武漢三鎮(zhèn)

位于長江南岸的武昌，是“武漢三鎮(zhèn)”中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自東晉末年將江夏郡郡治遷置于此后，一直是州郡治所、荊楚雄城。南宋詩人陸游以“市邑雄富，列肆繁錯，城外南市亦數里，雖錢塘、建康不能過，隱然一大都會也”來描寫武昌的繁華。元代設十三行省，其中湖廣行省以武昌為治所。此后數百年間，一直為湖廣、湖北治所。

明初，隨著明太祖之子楚王朱楨的到來，更是給武昌帶來了新的一輪機遇，使其一躍成為南方最大的城市之一。

楚王之封

朱楨，生于蒙元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三月初三，為明太祖朱元璋的庶六子，生母胡充妃。與其他兄弟不同，朱楨的楚王封號見證了一個政權的崛起，一段浪漫的愛情故事。

當年三月初一，親征武昌的朱元璋得勝回朝。此次征戰(zhàn)迫使陳漢政權的皇帝陳理出降，成功占領重鎮(zhèn)武昌，將最大的敵手陳友諒之殘部一掃而空，長江中游地區(qū)盡歸朱元璋所有。

兩日后，尚未洗凈征塵的朱元璋得知，自己又多了一個大胖小子，對他而言可謂是雙喜臨門。心情大好之下，老朱立馬宣布待此子長大，就封他為楚王。

“楚昭王楨，太祖第六子。始生時，平武昌報適至，太祖喜曰：“子長，以楚封之。”（《明史·諸王列傳》）

洪武三年（1370年）四月初七，明太祖對諸子進行第一次大分封，老朱兌現了六年前的承諾，封7歲的朱楨為楚王，藩地湖廣武昌。

黃鶴樓

明太祖號稱開局一個碗，堪稱是中國歷史上起步最難的開國君主。自幼歷經世間人情冷暖的他，對于兒孫的培養(yǎng)那是相當的重視，文的也抓，武的也抓，兩手一樣硬。

洪武元年（1368年），大明才剛開國，統(tǒng)一大業(yè)尚在進行時，明太祖便下旨敕建皇家藏書處——大本堂，目的是要聚藏古今圖書，延請名儒教授年幼的太子與皇子。

明代親王作為藩王，自有一套相對獨立的王國政治機構，王國之中最重要的，同時肩負親王教導工作的機構為：王府長史司。因此大封諸子后，老朱給幾大王府挑選的長史（長史司主官）皆非泛泛之輩，其中楚府長史為朱廉。

朱廉，浙江義烏人，元末明初大儒，曾任浙江嚴州府釣臺書院山長，入明后征辟為翰林院編修，擔任《元史》和《大明日歷》的編修官，“居官恭謹自持”，故被任命為楚府長史。洪武八年（1375年）十月，明太祖命太子、秦王、晉王、楚王、靖江王五人“出游中都，以講武事”，擔任楚府長史朱廉等奉召隨行，可見老朱對子嗣教育的重視。

有這么一位博學大儒在旁引導，楚王朱楨在學問上深受影響，且必然受益匪淺。從其將《御注洪范》和《大寶箴》這兩篇勸誡君主如何治國理政的文章刻于“座右”，充作座右銘，就可見一斑。

作為馬上天子，明太祖深知文武并舉的重要性。為實施“親王戍邊”政策，洪武九年（1376年）十月，他命秦王朱樉（音shang）、晉王朱棡（音gang）、燕王朱棣、吳王朱橚（音su，十一年改封周王）、楚王朱楨、齊王朱榑（音fu）六王赴老家鳳陽練兵。

“丙子，詔秦王樉、晉王 、今上、吳王橚、楚王楨、齊王榑往練兵鳳陽，仍命以大牢祭旗纛廟。”（《明太祖實錄》）

明中都遺址

這一去就是數年，練兵至少持續(xù)到了洪武十二年（1379年）正月。期間除洪武十年九月六王一同回京師，享受了半年休整之外，一直在鳳陽接受嚴格的軍事訓練。這種經歷，讓楚王朱楨等太祖系親王，與后世被當豬養(yǎng)親王有著天壤之別，也為執(zhí)行明太祖的“親王戍邊”政策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洪武朝：金戈鐵馬

洪武十二年（1379年）二月，朱楨迎娶大都督府都督僉事王弼之女王氏為妃。當年十一月，老岳父王弼以征西功被封為定遠侯，算是為他在軍方找了一個結實的靠山。

正所謂成家立業(yè)，成婚意味著他離就藩不遠了。洪武十四年（1381年）二月，18歲的楚王朱楨攜楚王妃王氏之國武昌，充當藩王的生涯正式開啟。

“丙寅……詔楚王楨之國，賜銀二萬兩、黃金一千六百兩、鈔二十萬錠，其護衛(wèi)官軍賜鈔二千二百錠。”（《明太祖實錄》）

明初，湖廣行省西部一線就是苗疆，生活于此的苗民等叛降不定。武昌雖然地處大明王朝的腹地，可按照明太祖的“親王戍邊”政策，坐鎮(zhèn)于此的楚王朱楨，即是負責應對苗疆狀況的親王。

洪武十八年（1385年），湖廣境內的思州爆發(fā)洞蠻之亂。思州的全稱為思州宣慰司，位于貴州東部，自隋朝起由田氏土司統(tǒng)治。元末明初因內部紛爭，分裂為思南、思州兩部，思州在南，大致管轄今黔東南州施秉、臺江、榕江一線以東地區(qū)。當地土人被稱為洞蠻。

這次叛亂不是由思州土司發(fā)起，而是由下面的洞蠻渠魁發(fā)動，規(guī)模不大，叛軍戰(zhàn)斗力也不強。于是乎在當年四月，明太祖欽定由楚王朱楨掛帥征討，算是一次軍事實踐。為防萬一，命信國公湯和掛征虜將軍印，會同江夏侯周德興前往輔佐。兩位開國元勛為楚王打下手，如此陣容可見老朱對朱楨初戰(zhàn)的重視程度。

信國公湯和劇照

以洪武時期明軍的戰(zhàn)斗力，區(qū)區(qū)思州洞蠻自然不敢正面撩虎須，遂“出沒不常，聞王師至輒竄匿山谷，退則復出剽掠。”也即揚長避短，利用熟悉地形的優(yōu)勢與明軍打游擊戰(zhàn)。

對此明軍也改變作戰(zhàn)方案，進抵諸洞后分屯立柵，與本地蠻民一同耕種。畢竟在衛(wèi)所制下，明軍本就集耕戰(zhàn)一身，對種地并不陌生。一番接觸下來，蠻民終于適應了明軍的存在，不再一見到明軍就畏之如虎。眼見時機成熟，突然用計抓捕其“渠魁”，也就是叛軍首領，畢一戰(zhàn)于一功。

湯和在戰(zhàn)報中盛贊楚王朱楨的功績，令老朱心情大暢，特地給朱楨去信稱贊道：“湯和言爾有謀略，真吾子也”。

平定洞蠻之亂后，明軍主力撤回駐地，只在當地留下部分鎮(zhèn)守兵力。誰知思州之地風波再起。當年九月，洞蠻首領吳面兒等興兵攻打古州（今貴州榕江縣），楚王朱楨再次受命與湯和一同率軍前往剿捕。

十月，明軍通過分兵圍剿，以計誘擒吳面兒，將其押往京師以正刑典，諸洞悉平，此戰(zhàn)從九溪等處俘虜四萬余人。旌旗招展之中，楚王朱楨德勝回歸武昌，信國公湯和繼續(xù)率軍留鎮(zhèn)當地，安撫民心。

此后數年間，道州、全州、桂陽，以及盧溪、黔陽等地發(fā)生叛亂，楚王朱楨均奉命將其平定。洪武二十七年（1394年）五月，楚王朱楨的三護衛(wèi)——武昌三護衛(wèi)因此受到來自朝廷的獎賞。

“癸酉……給武昌三護衛(wèi)及長沙、衡州、寶慶、茶陵、永州五衛(wèi)軍士鈔四萬三千八百余錠。初，全州灌陽等縣猺蠻作亂，各衛(wèi)軍士嘗從征討，至是各賜鈔錠有差。”（《明太祖實錄》）

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正月，明太祖改負責宗室事務的大宗正院為宗人府，楚王朱楨出任右宗人。這一職位雖然因他在兄弟中的排行而被授予，卻也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他的地位。

洪武末年：別樣心思

洪武二十五年（1392年）四月二十五日，深受老爹器重，被著力培養(yǎng)的帝國繼承人，已經協(xié)助明太祖處理朝廷政務長達十多年的皇太子朱標，因病薨逝。朱標的去世對明帝國來說，無異于是一場大地震。它不僅標志著大明帝國失去了一位優(yōu)秀的繼承人，還讓洪武末年的政治生態(tài)陷入動蕩之中。

明太祖朱元璋數字還原照

出于平衡考量，明太祖最終選定懿文太子朱標的次子朱允炆為繼承人，立其為皇太孫。皇帝年老，皇太孫又年幼，故而在失去了朱標這個絕對權威后，領兵在外的親王們不禁生出了別樣心思。不僅是嫡出的晉王朱棡、燕王朱棣和周王朱橚三人，連庶出的老六楚王朱楨也有了不同想法。

“辛酉，召楚王楨、湘王柏至京師。”（《明太祖實錄》）

實錄錄入洪武二十九年（1396年）三月下的這條記載，無疑就反映出了這一情況。

是，《皇明祖訓》的確規(guī)定了親王有朝覲皇帝義務，《明實錄》中也記載了為數眾多的宗室朝覲內容，可但凡正常朝覲，實錄都會用“來朝”一詞。比如《明太祖實錄》洪武二十五年正月“壬寅”下有：“晉王棡、今上、楚王楨、湘王栢來朝。”

而這條記錄用的是“召”，與“來朝”相比，一個是被動，一個是主動，在這上面《明實錄》用詞還是分得很清楚的。且正常朝覲，歸國時皇帝會給予他本人及隨從人員賞賜，實錄上也會有相應記錄，此次楚王朱楨及湘王朱柏歸國，卻沒有相關記載。綜上所述，表明這并不是一次正常的朝覲，而是二人犯了錯，被老爹提溜回來挨批的。

次年春，驚現“熒惑入太微”的異象，在“天人感應”理論下，必然是人間出了問題，恰巧朱楨的庶長子巴陵王朱孟熜在此期間薨逝，于是乎楚王殿下又被明太祖借著天象，降敕警告了一番。

而在征戰(zhàn)古州洞蠻一事中，朱楨的別樣心思更是表露無遺。

洪武三十年（1397年）三月，古州上婆洞蠻林寬自號“小師”，聚眾作亂，攻克龍里守御千戶所，守將千戶吳得等戰(zhàn)死。

當年五月，明太祖再次命楚王朱楨掛帥出征，并派老十二就藩荊州的湘王朱柏出任副手，讓兩人于七月共同率軍出征。不成想朱楨一改往日的態(tài)度，找各種理由拖延出戰(zhàn)時間，意圖保存實力。

黔東南西江千戶苗寨

先是湖廣都司兵力不足為由，請調各地屯田軍，卻絕口不提征調武昌三護衛(wèi)出征。如此作為如何逃得過老朱的火眼金睛，遂在敕書中發(fā)出“所為如是，何耶”的嚴厲質問。要求他立刻從護衛(wèi)之中挑選精銳，限期于七月二十日進兵。

一計不成，再施一計。眼看著出兵日期近在眼前，朱楨又以糧草不足為由，要求朝廷調撥三十萬石軍糧，以供大軍使用。這一拖就是八月，由于進剿不力，蠻民相約為亂，地方變得越發(fā)糜爛。這下惹得老朱勃然大怒，將降敕將他罵的狗血淋頭，并決定另派總兵官率軍征討。

“丙戌，楚王楨遣千戶周遜請軍餉。上敕報之曰：往者諸將東征西討，朝廷何嘗運糧隨軍？今爾率兵止在一隅，欲請糧三十萬石，豈不可愧？爾兄弟計所統(tǒng)軍已不下十萬，尚未能剿除蠻寇，九月間當別遣總兵官發(fā)京師大軍進討。”（《明太祖實錄》）

九月，新任總兵官楊文到任后，明太祖命楚王朱楨卸任，打發(fā)他去負責修筑位于黔東南的軍事重鎮(zhèn)銅鼓衛(wèi)衛(wèi)城（今貴州錦屏縣銅鼓鎮(zhèn)），完事之后打道回府。

“癸亥，城銅鼓。敕楚王楨、湘王柏曰：‘前命爾兄弟帥師征蠻，既不親臨戰(zhàn)陣，建立功勛，宜各以護衛(wèi)軍一萬、銅鼓衛(wèi)新軍一萬、靖州民夫三萬余筑銅鼓城，……期十一月訖……爾兄弟可率筑城護衛(wèi)軍士還國，繪圖來奏。’”（《明太祖實錄》）

可見朱楨的悖逆之舉令明太祖?zhèn)噶诵模瑩Q了他人估計早就人頭落地了。怎奈這是自己的親兒子，已然深中“愛子狂魔”之毒的老父親又能如何處置。

雖然在老父親那里留下了非常不好的印象，可一番操作下了總算是保住了武昌三護衛(wèi)這份家底，對朱楨來說也就夠了。

永樂朝：謹小慎微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閏五月，明太祖朱元璋駕崩，隨即皇太孫朱允炆即位。出于對手握重權的皇叔們的懼意，建文帝一上臺就例行削藩，逼死湘王朱柏，囚禁周王朱橚、齊王朱榑、代王朱桂、岷王朱楩，變相軟禁遼王朱植，最終逼反燕王朱棣，引發(fā)靖難戰(zhàn)爭。但武昌地當京師上游，占據地利，以及楚藩雄厚的實力，故始終沒有去招惹楚王朱楨。

建文帝劇照

靖難事起，朱楨選擇按兵不動兩不相幫，可基于朝廷強而靖難軍弱的現實考量，口惠而實不至的在口頭上對燕軍進行了譴責。

不成想戰(zhàn)爭的結局卻是靖難軍以弱勝強，燕王朱棣造反成功，踏著大內的余燼在奉天殿登基稱帝。這下朱楨在戰(zhàn)爭期間發(fā)出的譴責之言算，是小小的得罪了四哥朱棣這位新皇帝。

楚王朱楨也是個能屈能伸之輩，洪武三十五年（1402年，也即建文四年）七月初八，距六月十三日靖難軍攻克南京僅僅過去25天，朱棣稱帝的六月十七日更是只相差了21天，可就在當日，朱楨已自武昌趕到南京朝賀新君，是在藩諸王中第一個前來朝覲的。以古代的信息傳遞速度，及出行方式，這個反應不可謂不快。

因著建文削藩的原因，鼎革之時在藩太祖系親王，還剩秦、晉、楚、蜀、慶、肅六王，楚藩的實力僅次于秦、晉兩藩，又是明太祖在藩諸子中最年長者。朱楨的這一表態(tài)，對朱棣這位新皇而言是莫大的支持。

而楚世子朱孟烷在朱楨的授意下，于洪武三十五年十月、永樂元年四月和十二月，三次赴京朝覲，這種支持力度，對朱棣這位新皇而言是甚慰朕心。

明成祖雖然打著“恢復祖制”的旗號發(fā)起靖難，可登基之后卻也干起了削藩的勾當，只不過手段相比侄子要溫柔的多，只收兵權不收命，算是給藩王們留了一條享受宗室特權的富貴閑人之路。即位不久，就將寧王朱權、遼王朱植、谷王朱橞三人提溜出來，充作儆猴的雞。面對大勢，自知無力抵抗的楚王朱楨，表現的相當恭順，以期用“忠誠”來拖延皇帝對楚藩動手的時間。

永樂三年、八年、十四年和十九年，楚王朱楨四次赴京朝覲。與此同時，作為繼承人的楚世子朱孟烷，也分別與永樂二年、三年、六年、十年和十五年，五次赴京朝覲。縱觀永樂朝，楚王父子倆赴京朝覲的頻率非常之高。

明成祖劇照

在削藩大勢之下，朱楨相當識趣。永樂元年十二月，楚世子朱孟烷向明成祖轉達，自己父王想讓武昌左護衛(wèi)全軍屯種。明成祖對他這種自行削弱護衛(wèi)戰(zhàn)力的做法自然求之不得，遂于次年正月，去信進行表彰，并表示“見慮遠之意，宜早圖之”。

朱楨的領兵征戰(zhàn)權雖然被取消，可永樂年間所屬的武昌三護衛(wèi)卻多次奉旨出征。比如永樂七年（1409年）正月，調楚府護衛(wèi)力量到英國公張輔聽令，隨其出征交阯，平定叛亂；九月，又調楚府護衛(wèi)赴北京集結，以備來年二月隨皇帝北征大漠；永樂十一年（1413年）八月，征調楚府護衛(wèi)，隨鎮(zhèn)遠侯顧成剿捕臺羅等寨反叛苗寇。

受洪武三十年（1397年）明太祖通過《三北山河形勝圖本》，親自劃定的諸藩牧地政策影響，楚藩在陜西北境有大片牧場，戰(zhàn)馬資源比較富裕。永樂十五年（417年）十二月，楚王一次性向朝廷進貢戰(zhàn)馬兩千匹，此舉深得明成祖贊賞。

“甲午，楚王楨進馬二千匹。上喜受百匹，賜書報曰：‘領賢弟厚意矣。夫畜馬甚勞，百匹之外余悉遣還，可分遺諸侄也。’”（《明太宗實錄》）

朱楨的這一系列做法，意在表達自己對于皇帝的忠誠，從結果來看收到了不錯的效果。永樂八年（1410年）十二月，朱楨入朝，明成祖給禮部的旨意中盛贊其賢德。

“戊戌，上諭禮部臣曰：‘楚國無事，上下相安，固王之賢，亦其官屬能盡輔導之職……’召隨從楚王文武官屬諭之曰：‘朕即位以來，楚王未嘗有越禮踰分之事能。府中間有一二小人作過，悉是其下所為，王無預焉。王素性樂善，秉德奉法，可為賢王。’”（《明太宗實錄》）

為投桃報李，明成祖更是于永樂十年（1412年）二月，給楚王朱楨的生母充妃胡氏追贈謚號，賜謚曰“昭敬”，明太祖諸妃中有謚號的極少，此舉不可謂不是一大殊榮。

武漢東湖風光

建文時期，士人包彝古與楚王朱楨交好，雙方往來的書信中，存在干犯今上之語。這些內容在永樂九年被黃巖縣民捅了出來。結果被明成祖一句，即位之初已命毀棄建文時干犯語言，“有告者勿行”，輕輕揭過。免除了朱楨一場飛來的“大不敬”之禍。

阿越說

永樂二十二年（1424年）二月二十二，楚王朱楨薨逝，在位54年，享年61歲。明成祖為其輟視朝七日，并賜謚曰昭。謚法“容儀恭美曰昭”、“昭德有勞曰昭”、“圣聞周達曰昭”、“德禮不愆曰昭”。朱楨文武雙全，為人卻相對謙恭守法，善變通，不似其他兄弟一般持才傲物，乃至仗著特權在藩國興風作浪，惹得天怒人怨。《明太宗實錄》也評價他“恭慎畏事，執(zhí)守禮法，始終一心，在國四十余年，不非理取于民”。以“昭”為謚，可謂是名實相符。

從洪武朝的叱咤疆場，到永樂朝的謹小慎微，期間的轉變說穿了就是為保住楚國的基業(yè)，即便臨終之時，依然不敢或忘。朱楨膝下共有十子，除長子巴陵王朱孟熜早逝外，薨逝時其余九子皆在。回光返照之時，先告誡世子朱孟烷對朝廷始終要保持“忠孝”，以保住來之不易的基業(yè)。隨即又告誡諸子，必須與世子同心同德，如此才能永保富貴。

“疾革既絕，久復蘇。顧世子孟烷曰：‘太祖皇帝得天下至難，吾保有楚國至今日亦不易。汝勉圖忠孝，以無忝祖父。’又顧其眾子曰：‘家有宗，國有統(tǒng)。世子，爾曹之宗統(tǒng)也，必與之同心，毋為異同，庶幾永保之道。’言訖而薨。”（《明太宗實錄》）

也正是楚昭王朱楨有如此清醒的認識，楚藩在明成祖祖孫三代厲行削藩過程中，受到的沖擊相對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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