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次分配中被改變的5億中國人

作者｜藍字

原創首發｜藍字計劃

中國當代公益活動大致開始于上世紀80年代初。1981年，中國兒童少年基金會成立，這是首個現代意義的公益慈善團體。隨后幾年，宋慶齡基金會、中國殘疾人福利基金會等陸續成立。1989年，中國青少年發展基金會成立，并于同年發起“希望工程”。

作為世界上人口規模最龐大的國家，從一窮二白發展起來的中國，對公益的需求是長期存在且迫切的。但由于種種原因，還有很多角落沒有被傳統公益形式覆蓋到。

2004年7月15日，廣東開平市網民張妙娥實名在天涯論壇上發了一篇名為《全天下的朋友懇請進來》的帖子，向論壇網友求助，幫她籌款做心臟手術。帖子在版主的標紅下，引來了眾多關注，有人實地考察，有人聯系了媒體，更多的網友伸出了援助之手。通過互聯網的力量，張妙娥最后成功獲得了救助。

|張妙娥

這是一次極其普通的來自個人的求助，但展現出互聯網助人的力量。無數像張妙娥這樣的人一直存在，他們努力求生、等待被看見。正是互聯網讓他們的境遇得以被傳遞開，讓更多人加入幫助的行列。動員起更廣泛的力量，改善更多受助人的境遇，成為公益行業數十年來一直在探索的問題、行動的方向。

互聯網公益時代的到來，讓這個進程開始加速。原本不被看見的議題開始被看見，原本難以觸達的群體開始被救助，公益從未如此接近最需要它的人們。

依托經濟的騰飛、技術的變革，從捐贈人，到公益機構，再到互聯網公益平臺，各方力量實現了前所未有的緊密連結，最終匯聚到了受助人身上。

互聯網公益也成為了第三次分配的新動力。更多捐贈人、企業與公益機構的聯動，讓5億多農村人口受益。這個過程中，中國社會也被喚醒了我們傳統之中對善的追求，社會的價值觀正在悄無聲息地被重塑。

打開“老兵回家”的官網，可以看到一份2022年9月的捐贈明細：

“2022年9月，在社會愛心人士的關注與支持下，我們共籌得善款 ￥8,412,996.57 元，其中：騰訊公益到賬 ￥1,694,245.32元；支付寶E公益到賬 ￥265,564.58元；阿里巴巴公益寶貝到賬 ￥19.42元;公益網店（天貓+淘寶+微店）到賬 ￥194,510.00元；新浪微公益到賬 ￥56,267.10元；抖音公益到賬 ￥5,521,694.03元……”

超過90%的捐贈來自互聯網。自孫春龍發起“老兵回家”項目，互聯網公益始終扮演支柱的角色。2005年，孫春龍當時還是《瞭望東方周刊》的記者，在一次金三角的采訪中，他意外得知了滇緬中國遠征軍老兵群體的存在。他為自己的無知感到慚愧，也意識到，“老兵不死，只是慢慢凋零”，他必須去做點什么。

三年后，他第一次幫助滯留緬甸密支那的89歲老兵李錫全找到了位于湖南桃源縣的家，并想方設法籌來了路費，送他回鄉探親。然后是第二個，第三個……

|李錫全與戰友在騰沖國殤墓園

到了2011年，他通過互聯網將2千多名來自各行各業的志愿者連結在一起，幫忙辦理老兵回鄉的相關手續、聯系機場的貴賓通道乃至免費的食宿。30多位流落在緬甸和云南等地的中國遠征軍老兵得以回到家鄉。

資金總是問題，孫春龍嘗試過找企業募捐，只是一聽到遠征軍是國民黨老兵，收到的往往是拒絕。相反，互聯網沒有辜負孫春龍。

這年9月，他在微博上發了為90歲的遠征軍老兵楊劍達募捐歸途費用的帖子，不到一個小時，老人的機票、食宿，甚至辦理證件的費用全部被網友認領。中秋節前夕，他又在微博發起“3000朵菊花綻放國殤墓園”的活動募捐，當晚就有195人認領，款項遠超預期，他提前終止了募捐。

也是這一年，孫春龍辭去了記者的工作，正式注冊了深圳市龍越慈善基金會，成為全職公益人，“老兵回家”作為一個正式的公益項目，上線各大互聯網公益平臺。11年過去，1000萬人次的捐贈，超3億的善款，改變了11980名抗戰老兵原本寂靜的晚年。

大多數老兵，原本在村子里孤獨終老，但臨近人生終點，他們還有愿望。住在破房子里的百歲老兵孫永清，圓了重返戰場、看看戰友的夢，不再為生活操勞；聽見了七七事變第一聲槍響的王炳秋，終于說出了塵封已久的往事……

相當長時間里，中國普通人對中國遠征軍出國作戰歷史知之甚少，對滯留在緬甸、泰國等地大量遠征軍老兵的遭遇更是一片空白。老兵們常說，他們不怕戰死，怕的是被遺忘。互聯網公益時代，他們終于被看見。

過去多年里，這樣的公益故事已經在不斷重復書寫。鄉村的空巢老人、塵肺病家庭、長江的江豚、城市的流動兒童、罕見病患者、孤獨癥兒童、遷徙路上的候鳥……互聯網公益讓那些曾經一度被忽視的群體、被忽略的需求，被看見了。

對于這些曾經“小眾”議題的關注，是全民公益時代，公眾嘗試重塑公益行業邏輯的過程，也正是互聯網公益中國樣本的核心目標之一。

美國同樣經歷過這個過程。上個世紀初，富人一度主導著公益行業的方向，彼時的美國公益，也把大部分力量放在教育、公共設施、醫學研究等較為“大眾”的領域之中。但近百年的發展，美國公益行業早在互聯網時代來臨之前，就實現了全民的公益參與——160萬的非營利組織，7成的個人捐贈，足以讓公益覆蓋到社會的方方面面。

|小洛克菲勒在協和醫院落成典禮上

在中國，實現“由大及小”轉變的則是互聯網公益。在2021年的中國社會捐贈總量中，來自互聯網的100億元捐贈雖然只占到8.4%，但這8.4%之中，卻是超過十萬個或大或小的公益項目，小到幾百，大到幾億，都在切實地改變著中國的受助人。

時代的一粒沙，落在人身上，就是一座山。反過來，互聯網上每一個不起眼的受助項目，都在回應一個群體的需求，改變一個群體的處境。

八年過去，互聯網捐贈的占比從2013年的0.4%，提高到2021年的8.4%，不難想象，這個比例還會持續地上升。或許在不久的將來，中國捐贈人會充滿自信地說一句：互聯網公益，將改變每一個需要幫助的人。

改變是如何發生的？不妨從一個項目的誕生開始講起。

騰訊公益上有個“創造殘障青年新生活”的項目——許多殘障人士無法獨立出行，只能長期困在一個小圈子之中，項目計劃為殘障青年提供線上及線下的身心成長、社會認知以及能力提升方面的培訓。

項目由廣州市合木殘障公益創新中心發起，今年9月-10月，它開展了一個殘障自媒體視頻博主課程，有40位殘障學員參與了學習，最終有19名學員開始做起了短視頻、直播。

項目的立項時間2020年2月1日，截至今年12月19日，項目已收到17867份公眾捐款，共19萬4千多元的捐贈，且 “本項目的捐款記錄已被區塊鏈永久保護”。

|殘障青年正在上分享課

一個頁面背后，是捐贈人、公益項目與公益平臺之間的聯動，讓累計400名殘障青年獲得了一次深度成長與學習的機會。如果有25萬個項目得以立項，將為中國大約1億的殘障群體賦能。

改變就是在這種看似簡單的聯動之中完成，但現實的變革要來得更復雜一些。

2016年，《慈善法》出臺，作為中國慈善事業的首部法律，它改變了公益行業 “摸著石頭過河”的局面。對中國互聯網公益意義重大的一點，是公募權的“放開”。

在《慈善法》出臺之前，中國將社會組織劃分為三個類型：社會團體、基金會和民辦非企業單位。其中，基金會又分為公募基金會和非公募基金會，只有公募基金會才能面對社會公眾籌款。除此之外，其他類型的社會組織只能被動接受捐贈，不能直接“公募”。要想“公募”，必須找到公募基金會合作。

問題是，公募基金會偏偏又并不愿意與公益機構合作。原因很簡單，中國慈善排行榜辦公室的一項調查發現，幾乎所有公募基金會至少70%的善款都來自于企業或企業家的捐贈，僅有少數幾家在公眾籌款有不俗成績。

希望工程創始人、南都公益基金會理事長徐永光一針見血，“多數公募基金會則與政府業務部門是利益共同體。公募基金會資金的使用主要都是通過政府系統，為政府拾遺補闕。與國外慈善捐贈主要來自個人不同，目前中國的慈善捐贈主要來自企業，企業一般喜歡給有政府背景的慈善機構捐款，而不是選擇草根組織。這就形成了政府、官辦慈善和企業捐贈人的利益‘鐵三角’。”

如今，這個“鐵三角”已經被逐漸打破。互聯網公益時代，受助群體終于越過信息壁壘來到公眾面前，捐贈人通過微信支付、支付寶等網絡支付工具實現便捷捐贈，沒有公募資質的公益機構得以與公募基金達成合作實現公募權的共享，互聯網公益平臺則成為連結的中心。

到《慈善法》出臺，明確個人或組織可通過與具公募資格的機構合作籌款，又在之后陸續指定了30家慈善組織互聯網募捐信息平臺。互聯網公益再無后顧之憂。

至此，互聯網公益的全民動員終于完成。一個求助的人，可以通過公益平臺連接到可以幫助到自己的公益機構；一個生病的父親，可以通過一個朋友圈的鏈接，跨過地理位置的限制進行求助；一個受助群體可以通過一條短視頻，撬動數億人的參與。

|抖音公益上的短視頻

這又是一個由我們自己講述的中國故事。

在印度、東南亞等區域，由于互聯網覆蓋有限，缺乏足夠的技術條件來實現公益全民動員；在英美等國，又早在互聯網普及以前，就已經在社區公益實踐中完成了全民動員。

唯獨在中國，互聯網與公益的結合，打造出了全民動員的中國樣本。追尋源頭，中國互聯網公益史上的每一個節點，都在為今天的改變創造基礎。

1995年，北大學生貝志誠等人，為鉈中毒的同學朱令，通過電子郵件向國際醫學論壇求助。類似的網絡求助，在以后成為常態，更誕生出了輕松籌、水滴籌之類的大病救助平臺。

2007年，中國第一家由互聯網企業發起的公益基金——騰訊公益慈善基金會創立。互聯網公司參與公益，在之后成為一種共識，也是一種責任。

2016年，中國第一部關于慈善的法律《慈善法》的出臺，在此前后，99公益日、95公益周、人人公益節分別設立，30家互聯網募捐信息平臺陸續公布。公益悄無聲息地成為了我們互聯網生活的一部分。

全民動員之下，公益實現了多元化。捐贈人、公益機構都有了更多的選擇權——公益機構可以跳出“公募權”的限制，關注到更多不同議題的受助群體；捐贈人也可以突破捐贈金額、時間和空間上的限制，實現人人、時時、處處的公益。這種借由互聯網實現平臺實現的精準救助，減少了以往的救助供需信息不對稱，也讓公益變得更多元。

公益行業也在其中實現了自我完善，公益產生的社會價值也在不斷提升。誰愿意捐、捐給誰、誰需要救助、怎么救助、送達渠道怎么樣、效果如何.....互聯網整合信息的效率讓公益成為一件有的放矢的事。從受助人，到普通的網民，到公益機構，到互聯網公司，到互聯網公益平臺，到政府部門，也在整合之中實現了更緊密的聯動。

公益，也因此得以改變更多受助群體的命運。

1985年，鄧小平在會見美國時代公司組織的美國高級企業家代表團時，說出了那句著名的話：一部分地區、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來，帶動和幫助其他地區、其他的人，逐步達到共同富裕。

“先富起來”，這是過去多年，中國正在發生的事情。

1985年，中國的居民儲蓄存款余額為1623.4億元，城鎮居民平均每人可用于生活費的收入為690元；到2021年末，中國的住戶存款余額已達103萬億元，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35128元。

在這37年里，中國的GDP排名從世界第九，上升到了世界第二；最新的“財富五百強”里，中國有145家公司上榜，大公司數量連續第四年位居各國之首。

經濟高速發展的同時，先富如何帶動后富，也成為了當代中國必須面對的問題。第三次分配，則成為其中一條重要路徑。

第三次分配是個本土概念，20世紀90年代由著名經濟學家厲以寧提出，指的是人們完全出于自愿的、相互之間的捐贈和轉移收入，這既不屬于市場的分配，也不屬于政府的分配，而是出于道德力量的分配。

中國人觀念中，三次分配概念出現得很晚。中國長期生產力落后，導致大多數人只能“獨善其身”，難以“兼濟天下”。

在互聯網公益出現以前，主要起到第三次分配作用的，是企業——在捐贈總量上體現得最明顯。除了汶川大地震后的全民捐贈潮，企業捐贈的比例一直保持在60-70%左右。以2019年為例，根據中國慈善聯合會《2019年度中國慈善捐助報告》，2019年中國內地接收款物捐贈共計1509.44億元，占GDP的0.15%。最大的捐贈來源為企業，占比為61.71%。來自個人的比例僅為26.40%。

相較之下，中國的GDP是美國的70%多，但2021年中國慈善捐款總量僅為美國的4.7%，約等同于美國20世紀70年代末的整體水平，人均慈善捐贈額更是只有美國的1%左右。總體而言，中國的第三次分配水平相對較低。

在過去多年的時間里，中國也一直在汲取國際經驗，更多集中在傳統公益慈善領域。英國有成熟的慈善法律體系，中國也在2016年出臺了《慈善法》，目前修改《慈善法》的工作也在推進當中。美國的慈善捐贈稅前扣除及遺產稅政策成為公益慈善事業的關鍵推動力，2019年的“99號公告”，也進一步明確了個人捐贈的相關個稅政策，鼓勵納稅人參與公益捐贈行為，遺產稅的討論也此起彼伏。

如今不一樣的是，中國互聯網公益正在成為第三次分配的新動力，在更廣闊的土地上，更多人得以分享改革與發展的紅利。

去年9月，阿里巴巴宣布成立助力共同富裕工作小組，將在2025年前累計投入1000億元。而在此前，騰訊也已累計投入1000億元啟動“可持續社會價值創新”戰略與“共同富裕專項計劃”；拼多多則設立“百億農研專項”，面向農業及鄉村的重大需求，不以商業價值和盈利為目的，致力于推動農業科技進步，科技普惠。美團、字節跳動等互聯網公司，也都已經陸續推出類似的計劃。

|參與公益助農直播的縣長

互聯網公益成為這些計劃的重要載體。今年的99公益日特別設立的“共同富裕專場”中，騰訊公益方面就投入了50億的資金，也同時帶動了更多公益機構的參與。以人均GDP排名后15位的省份為例，參與公益項目多達2651個，捐款超過1800萬人次，公眾捐款9億元。

今年的雙十一期間，淘寶直播頭部主播李佳琦的其中一場公益助農專場中，來自廣西、貴州等地的滿庭月絲苗米、金順昌桂花蜜等農產品，實現了總銷量近13萬件。自2020那年以來，僅李佳琦直播間，就已經售出近千萬件農產品，公益助農銷售額超過3億元，覆蓋了新疆、貴州、云南等20個省份。

各方合力之下，改變因此來得迅猛而自然。四川德陽市金輪鎮興隆社區的900多位村民，擁有了一套健身器材；河南省鶴壁市浚縣袁莊村，在去年的洪水里有1695人受災、2770畝土地被淹，如今他們飲上了干凈水，還擁有了街心公園；貴州銅仁市印江縣，151名事實無人撫養的孩子，1000名因殘疾、災害等原因無法安心上學的困境未成年人，開始有了健康成長的希望。

|正在參與活動的銅仁困境兒童

從9899萬農村貧困人口全部實現脫貧，到如今的鄉村振興公益項目惠及5億多農村人口，互聯網公益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的探索越發深入。

這其中，是因為一批捐贈人已經形成了自己的公益習慣，公益概念普及之后帶來的更多參與，以及數百億的捐贈，也讓互聯網捐贈的占比從2013年的0.4%，提高到2021年的8.4%。

是因為超過1.5萬家的公益機構，用十幾萬個公益項目，覆蓋到了這片土地上盡可能多的受助群體。

也是因為30家互聯網公益平臺，不僅投入數千億的資金和大量人力，還全方位地調動起了社會資源，為共同富裕貢獻互聯網公益方案。

或許正如中國的一句老話，“善有善報”。互聯網公益帶來的改變，與時代的變化密不可分。社會經濟的發展推動著公益的進步，互聯網的技術革新推動著公益的進步，公眾思潮的變化推動著公益的進步，受助群體的發聲也在推動著公益的進步。

與此同時，公益的改變也在反哺這個時代。公益的概念在這個時代的普及，讓中國傳統之中對“善”的追求被互聯網公益激發，并非出于宗教信仰，也非出現實考量，我們形成了中國特色的公益文化。

在可見的未來，互聯網公益必然會撬動起更多的社會力量，更深入地連接到中國社會更多的受助群體，共同書寫這一份互聯網公益的中國樣本。

藍字計劃將連續推出關于互聯網“中國樣本”的系列專題觀察，敬請關注。也歡迎專業人士、廣大讀者給予我們批評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