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人生長河的岸邊，過往歲月一如滔滔江水，向前滾滾奔流，無情沖刷著它途經的每一個靈魂。歷經八十余載時光洗禮，王作富教授就像江水兩岸高聳入云的巍峨青山，無論風吹雨打，無論世界變幻，依舊微笑矗立，依舊望向遠方。

——題記

青山依舊

王作富教授自述

但未麗整理

我的一生中沒什么大的起伏，也沒經歷過什么挫折，一直都是順利的，平穩的。現在來看，我這輩子沒做過什么大事，也沒犯過什么大錯，群眾關系可以，工作上有些成績，但也說不上有多突出。我信奉“老老實實做人，踏踏實實做事”，說老實話，做老實事。我看人也是多看別人優點，工作中也好，為人處世也好，不愛挑三揀四，也不喜歡突出自己，所以跟同事也好，學生也好，處得算是不錯。

小鎮“四大家族”之 一

我先說說我的家庭。我家可以說是個封建大家庭，1948年土改時，我家被劃成地主。我家有一百多畝地，并不多，但那時村里人都比較窮，我家雇了幾個長工，養了幾匹騾馬，所以相比起來就算富人了。我們小鎮當時有“四大家族”，都有土地，都雇長工，也做買賣，我家算是其中一家。我家還開過酒廠，但后來倒閉了;也蓋過一百多間民房出租，收入在當時還是可觀的。

我爺爺去世早，關于他，我沒有任何記憶。奶奶大約在我七歲時走的，我還記得一點兒給她穿孝衣、發喪的事。我父親那輩兒有弟兄三個，我父親是老大，叫王東，活到八十多歲。我二叔叫王海，三叔叫王仲。父親和二叔都是文盲，只有三叔有點文化。

我家祖孫三代同堂，是一個“封建”的但也非常和睦的大家庭，家風非常好，父親和他的兩個兄弟，一直在一起生活，大概1956年才分家。從我記事起，從未見過老一輩人吵架鬧矛盾，不僅父親和兄弟之間不鬧，妯娌之間、長輩與晚輩之間也不鬧，就是我們兄弟姐妹之間，以及與其他的表兄姐妹之間，也沒發生過任何不愉快的事。

我們全家三十幾口人住在一起，這種情況持續到土地改革以后好幾年。土改后，土地便都分光了，我家的產業就剩一個“義和局”，經過社會主義改造后，被定性為“民族工商業”，與改造前一樣，經營些日用百貨、布匹、綢緞、油糧、食品、糕點、五金雜品等。三叔有點文化，所以“義和局”還由三叔經營，但管理權和利潤都歸國家所有，三叔的身份是“民族工商業者”，領取工資。

記憶中，父親雖在他們那輩兒排行老大，對家里的事業好像什么也不管。他每天一吃完早飯，就到商店里坐著，不做什么事，也不過問什么事。這里說的“商店”，就是前面說的“義和局”。“義和局”是一個招牌，但店鋪有三個，有一個兩層小樓。樓是當地最好的樓之一，商店的人氣和經營的物品一樣，在當地也是數一數二的。

我們那里是鎮與村連著的，我家是住在離鎮不遠的村里。鎮上除了有幾家地主大點兒的企業，其他都是小商店。鎮的發展主要是靠開灤煤礦，我們家的商店就正對著開灤煤礦的大門。我家是從我父親那一輩才由窮變富的。父親年輕時還挑擔走村串戶做小販，賣些芹菜啥的，逐漸賺了些錢，越賺越多，慢慢積攢，攢到一定的數目，開始買土地，后來開了酒廠，再后來開了商店。后來酒廠經營不善，關了，商店一直還不錯。

我家共有四男二女，我有個大姐，是我父親的第一個妻子生的。我母親是我父親的第二個妻子，我母親共生了我大哥、二哥、我和一個弟弟、一個妹妹。我父母都是文盲，我父親的第一個妻子也不識字。我三叔可能念過兩年私塾，我二嬸和三嬸也都不識一字。我大哥念過一點私塾，算是有點文化，后來一直在煤礦工作。我二哥是朝陽大學畢業，學經濟，1976年唐山地震中與二嫂一起被砸死了，他們的兩個女兒和一個兒子僥幸活了下來。

我們幾兄妹

我們家除開大姐，五兄妹我排行第三。

我大哥雖然出生在一個還算殷實的家庭，但一點沒有富家子弟的習氣。他長大結婚后，我父親就叫他下煤礦當工人。那時他很年輕，二十多歲的年紀，家里開著買賣，有長工，也有土地，按說應是富家闊少爺，但他吃苦耐勞，不講享受，不講排場，自己也趕馬車，不抽煙，不喝酒，不賭錢，家長讓干什么就干什么。后來我父親讓他到開灤煤礦當工人，他也從沒抱怨過半句。他干的活不算累，好像是井下倉庫的管理員，也就是看管挖煤工具等。這個工作他一直干到新中國成立后。

我二哥跟我一樣上了大學，當了老師，沒怎么吃過苦。

我四弟高中畢業后考上內蒙古醫學院。大學畢業后，到唐山工人醫院當了醫生，后來從那里退休，現在到無錫養老去了。

我家老五是個妹妹，當年也是在北京哪個學校念的專科，后來在唐山鋼鐵廠當技術員。妹夫也跟妹妹一樣，北京一專科學校畢業。倆人在同一工廠工作，都沒改過行，一直干到退休。

我們兄弟姊妹之間關系很好。我工作后，四弟還在讀書，因為那時家里已無別的任何收入，大哥當工人工資很低，所以四弟的學費和生活費基本都是我出。我大哥去年整九十，九十大壽我都沒打個電話，寫個信。我現在記性也不好，誰的年齡、生日都記不住。

父親不許我們抽煙喝酒

我父親雖是文盲，但非常注意對子女的教育。他平常早出晚歸，白天基本都在商店里坐著。晚飯后，通常把兒子兒媳叫到跟前，我們幾兄弟坐在炕上，兒媳進門后就站在門邊，聽他訓話。這樣的訓話，一個月有好多次。不知為什么，父親好像總有話說，文盲的他，似乎很擅長坐而論道。

父親的訓話內容，大多是關于怎么做人。現在印象最深刻的，是父親要我們不許抽煙，“我只要看見你摸煙卷，就要揍你”。這個教育對我們還是很有效的，我大哥是一輩子都不抽煙，我四弟長大后抽過一段，后來也戒了，我二叔的兒子也不抽煙。父親還不許我們賭博，不僅自己不能賭，就是去看別人賭也不行。記得有一年春節期間，長工在玩兒推牌九，我大哥在長工屋里站旁邊兒看，被我父親看見后，便追著打我哥，那時我哥好像都已結婚了。

受母親影響樂善好施

我的一生很平淡，沒有經歷過急風暴雨和重大挫折，沒經歷過特別苦難的生活。我的為人與我的家庭和父母有很大關系，特別是對社會上弱勢群體的同情，更是深受母親言傳身教的影響。

記得早年，我家因為人多，每天要煮幾十口人的飯，通常也剩很多。那時門口常有乞丐路過，哀求給點吃的。母親每次只要一聽到，馬上會拿個大碗盛滿滿一碗飯，再切一塊咸菜，送到大門口給他們。對比較窮的鄰居，母親也是經常接濟，送糧食或者送衣服。

母親樂善好施，我受母親的影響，每遇到身處困境的人，也總是能幫一點兒就幫一點兒，只有這樣，心里才好受一些。

上小學時，家里每天給我兩個銅板吃飯和零用，而我只要見著乞丐，就給人家了。現在也是，見到乞丐，不論是男女老幼，我總要給點兒。

前幾天在人大(中國人民大學簡稱，下同)東門過街天橋，一挺瘦的老太太拿著個小盆兒在乞討，我上去給了她二十元錢。(筆者問:“現在很多乞討者是好吃懶做騙人的，您不擔心受騙?”老師說:“我看她不像騙子，都瘦成那個樣子了。”)一般只要報紙上登出消息說哪兒有個孩子困難，需要幫助，我就千方百計地給寄點兒錢，但有的報紙也不寫個聯系電話，所以想寄錢還不容易。

前些日子，我看到有條新聞，說內蒙古一個四歲的小孩子得了很嚴重的病，到北京來治。我就拿了三千元錢，去了報上提到的空軍總醫院，找了半天，醫院卻說沒有這個小孩兒。有人告訴我有個慈善組織的辦公室，就設在空軍總醫院，我便找到這個辦公室。一位挺和氣的女士接待了我，說她們醫院沒來過這樣一個孩子，后來又上網幫我查，說是在東城區的什么胡同。這太難找了 ，這錢就沒有送出去，這兩天又有別的事，一忙就忘了。

對那些特別困難的，希望報紙在報道時一定要留下具體地址。但有困難的人太多了，都幫也不可能。我也不會上網，有時候想幫，也不知道找誰。有時也可能是我記性不好，記錯了。比如說上面那個從內蒙古來北京治病的孩子，我可能就把醫院記錯了。

在私塾跟老先生背書

我父親那輩兒是窮人，很窮，念不起書，那時農村也不注重讀書。所以我父親自己不學習，沒文化，也不重視子女的文化學習。那時有洋學堂，但他不了解洋學堂，更不認為洋學堂有什么好。所以，我從六歲開始上的是私塾，跟的是一個老先生，老秀才，就住在我家隔壁。

記得老先生留著小胡子，年紀起碼是六十以上了。私塾大概有十來個孩子，每天念些《百家姓》的“趙錢孫李、周武鄭王”，還有《三字經》的“人之初，性本善”之類，以及《千字文》。這些書都是押韻的，讀起來朗朗上口，是私塾常用的啟蒙教育讀物，主要是為了識字。

后來我又轉到另一個村的私塾，從六歲到九歲，我共換了三個地方上私塾，都是老先生教。至于為什么換了好幾個私塾，不是我自己要求的，我父親也從不管我的學習，可能是我三叔介紹的。我三叔自己沒有兒子，當時有點想過繼我，所以他很關心我的學習，對我也很好。

在私塾讀完《百家姓》《三字經》和《千字文》后，大概八九歲時，開始讀孔孟的書。第一本便是《論語》，后來是《大學》《中庸》《孟子》。這些書也屬啟蒙讀物。

那時的老先生可不像現在的老師，有講解、輔導什么的。上課很簡單，就是他念什么，你跟著念，死記硬背就行了。每天早晨第一課就是背書，站在老師面前，挨個兒背。怎么背?腳不動，身子和腦袋有節奏地左右搖晃著，面帶微笑，嘴里跟唱歌一般。“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如果今天背了五頁書，明天就接著背。

除了背書，從第二個學期起，我就開始學寫毛筆字。那時有一種叫“紅摹”的紙，上面是紅色的字，我們就在上面描，把它描黑。這是初學，以后慢慢就不用再摹帖，而是在一種元書紙上自己寫。元書紙是一種手工造的紙，這種紙不貴，適合小孩子練毛筆字。

自從學習寫字后，我們的學習任務除了在老師面前背書，就是寫毛筆字。不像現在的孩子，在學校除了學習，還有文娛活動和思想品德教育活動，我們那時除了背書寫字，很少有其他活動。

不過也有例外。記得有個老先生就給我們講過作詩。七八歲的孩子，誰懂得什么是詩啊。先生有次給我們念完“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后，說“你們也得學作詩”，然后就給我們講對仗，上句下句怎么對。講完后叫我們模仿，并給我們出了個上句叫“一碟豆”，讓我們對下句。我記得我對的是“兩根蔥”，“一”對“二”，“豆”對“蔥”，現在想來真的很好笑。作詩的事，先生想到哪兒講到哪兒，講講就完了，也沒有教材。類似這種背書寫字之外的活動，很少很少。

后來我們開始讀《詩經》，“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之類。《詩經》里三百多首詩是否全部讀完不記得了，但應該大部分是背過的。我們讀《詩經》，先生也從不講，只是一律從頭往后背。就這樣，我一直念到九歲。

大概三年時間，除了讀“四書”和《詩經》，還讀了許多唐詩，再就是讀了《古文觀止》。唐宋幾大家的文章，如《吊古戰場文》《蘭亭集序》等我都記得，后來我學習作文時還模仿過《蘭亭集序》里的句式。翻來覆去就這幾本書，除了這些，三年中沒學別的，數理化都沒學過。

我三叔有點文化，當年他跟我們一樣，也背過很多書。因為我家開著買賣，我三叔就整天在商店坐著。我讀書時每天中午都上商店去吃午飯(前面說過，我家住農村)，這期間他經常考我，當著好多人的面讓我背書。于是我就當著商店店員的面，哇啦哇啦背起來。我覺得三叔一方面是想看看我的學習效果，另一方面也是想借此在大家面前顯擺一下兒。

上了好玩兒的西式學堂

讀的書也有幾本了，基礎文化這一關就算過了。三年后，三叔覺得這樣只讀私塾不行，還得上西式學堂，所以他提出把我送到開灤小學讀書。當時我都九歲了，要不是我三叔，可能我還在讀私塾，后來的人生就很難說了。

因為我有文化底子了，不用識字了，我三叔又跟校長熟，所以我得以插到二年級。但就算這樣，跟其他同學比我上學也晚了，都九歲了。插班后我在文化課方面，可能比其他同學古文功底好，但數學等我沒學過。

剛到開灤小學時我特興奮，學校比我們的私塾人多，有很多本村或者附近的小朋友，大家可以一起玩兒。特別是有個姓張的同學，我們很要好。那時上課前還有自習，自習時老師不在，我就和那個姓張的伙伴打打鬧鬧，嘰嘰喳喳。

有一次剛上課，我們的班主任老師一邊看著張紙條，一邊叫我的名字，并命我“過來”，我于是走過去。又叫我“伸手”，我于是伸手。待我手一伸出，他二話不說，拿起戒尺便打我手心板，一共打了三下兒。

怎么回事?為什么打我呀?我不明就里。后來有同學告訴我，原來是我自習的時候跟人打鬧，被班長悄悄寫條兒告訴老師了。沒想到剛來地皮還沒踩熟，就先挨了三板子。當然從那以后，我再也沒挨過老師的打。

插班后我學習很順利，因為有幾年私塾的底子，學習不算太好也不算太壞，老師沒批評過我也沒表揚過我，就這樣稀里糊涂到了高小畢業。

小學畢業后考入初中，因為我之前讀的開灤煤礦辦的子弟小學，后來就到離家三十多里地的開灤中學上學。開灤中學有男校，也有女校，中間只隔一條磚路。我在那兒念了六年，初中三年，高中三年。

一只手表的失而復得

中學時有件事，我現在還記得。大概初中二年級，我十五歲，一個禮拜天，早晨起來，發現手表不見了。那時表還很珍貴，我一個中學生當然買不起，是三叔送的。每天晚上睡覺時，我會把手表擱在枕頭底下，早晨起來再戴上。那天起床時，表沒了。這一宿我哪兒也沒去過，所以不可能掉外面，床上床下翻天覆地地找，都沒有。

我很快就想到一個人，覺得可能是他。至于他叫什么，現在我名字都忘了。這個人呢，我知道他有偷盜的習慣。其他人我沒懷疑，我就懷疑他。

那時我們住的大集體宿舍，十幾個人住一間大房子。一進門，靠右手側就是我的床。要是出門時，手從我那兒一抽，偷東西很方便的。拿上表后，門一帶，人就出去了。我猜手表失竊，大概就因為我這床的位置太順手了。想到這兒，我趕快起床，然后一溜煙兒跑出學校大門。往左一拐，大概也就是幾百米遠，很近，就看到一截鐵路和一個規模很小的火車站。這兒有個當時已廢棄的煤礦，過去的煤礦工人上下班，都到這個小火車站坐火車。后來煤礦停了，但這條鐵路的小火車還繼續開，老百姓都可以到那兒去坐車。

我想到很可能是這個同學拿了，于是趕緊追。追至那個小站，他正好在那兒等車，車還沒到。我必須想辦法把他叫回學校，于是沖他喊:“別走了，老師叫你有事兒。”我那是編了個借口。看我一路找來，他大概能猜到為什么事兒，心里有鬼，當時他那面部表情特別尷尬。因說是老師叫他，所以他不敢說不回。我又催了一句:“老師叫你呢，你趕快回去。”

回到學校后，我就沒讓他走，把他叫到傳達室。然后我直接跟他攤牌了，問他拿我表沒有。他不承認，我說:“你沒拿?那你把衣服給我看看。”他便把自己的外套脫下來，但并不給我，只是用手攥住衣服底下一個角，在那兒使勁抖。我想那里不是有個口袋嗎，你攥住那個角，當然看不出來了。我說:“你把衣服給我。”他沒辦法，只好把衣服遞給我。我伸手一掏，我的表真在他口袋里。他剛才緊緊攥著的，就是我的表。于是，我就說了他幾句，類似“你怎么能干這個事”之類。但我沒想跟學校報告，心想拿回來就算了，都是同班同學，而且他家住得離我家也就十來里地，也不遠，大家都挺熟悉的。

沒想到，沒過多少天，學校貼大布告出來，宣布他被開除，因為盜竊。哎呀，我心里有點不忍了。但是學校布告都貼出來了，也改不了啊。再說我也沒辦法給他改，他確實盜竊了。可這事兒，不是我報告的。所以我過了好多天還反復想:這學校是怎么知道的啊?后來我終于想到，可能是傳達室那個工人，一個老頭，肯定是他報告的。因為我上傳達室翻他衣服的時候，那人就在旁邊坐著呢。

與工程師夢失之交臂

高中我們是分兩個班，一個是高商班，一個是普通班。我選了高商班，因為我家開著買賣，所以打算學點商業知識，沒準兒將來能幫幫家里。記得先后學了會計原理、統計原理等課程。其他的物理、化學等普通高中要學的課程，高商班也一樣要學。

但是念了三年高商班，我并沒有回家做買賣，還是考大學了。

這時我最想學工。為什么想學工?因為那時我的理想是到開灤煤礦當個工程師，類似開灤煤礦的“員司”之類。“員司”是開灤煤礦的高級職員，我有個姓徐的同學，他爸就是“員司”，我經常上他家玩兒。他家住得很好，獨門獨院，有自家游泳池，我特別羨慕。夢想以后也能當一名“員司”，住上這樣的好房子。其實那樣的房子，現在看來可能很一般，但在當時真是很好的了。這些房子后來都在地震中毀掉了。

所以，我很想考北大工學院，但數學考砸了，幾道題只有一道答得還可以，有的根本都沒做。工學院數學要求肯定高，像我這樣都拿不到及格分，所以考完數學后，其他的科目我都沒有考就回家了。

懵懂中走上學習法律的路

我那時住在北京的叔叔家。一天，我與一起赴京趕考的同學去逛街。兩人在櫥窗里的報紙上看到一則啟事，是位于老朝陽大學校址、新中國剛剛成立的中國政法大學在招生，報名手續很簡單。于是，我和同學立即相約參考，考試內容也不算太難。

我那時雖已高中畢業，但還不了解什么是法律，也從未想過學習法律。我就那么隨便一考，考完就回到唐山的家里，既不了解怎么發榜，也沒關注哪天發榜，一心還夢想著明年再考北大。倒是我三叔，有一天從報上看到政法大學的發榜名單中有我的名字，并且發現報到時間還有幾天就截止了。我家住農村，三叔平時待在鎮上商店。那時農村也沒有報紙，我三叔便拿著報紙跑到我家來找我。“你被朝陽大學錄取了，你去不去?要去就趕快去。”

這時離公布的報到時限只有兩三天，我立即買了火車票，收拾行李，第二天就起程到了北京海運倉(原朝陽大學舊址)。

中國政法大學第一任校長是謝覺哉，學員分為三部:一部主要是來自解放區的革命干部，二部主要是比較知名的社會人士、大學教授等，三部主要是青年學生。我是三部的本科生，本科讀四年。開學典禮十分隆重，劉少奇、朱德等中央領導人都出席了典禮，劉少奇還在大會上作了講話，我們都很受感動。

學校剛剛創辦，除了接收朝陽大學的校址、圖書館、教學設備外，一切教學計劃、方案等都不可能短時間內制定出來。沒有教材，沒有書，入學后，我們也不知道四年中要學習什么課程。剛開始，并不學習法律，主要是進行思想改造，學習社會發展史，聽一些報告，進行小組討論。因此，學習相當輕松，生活也比較愉快。

1949年10月入學，上了不到半年時間，1950年2月，中國政法大學就宣布撤銷，與華北大學合并而成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原三部的學生全部來到人大，一部、二部的學員也進行了分配，中國政法大學也就不存在了。

1950年3月，我和我的同學們來到人大，地址就是現在的張自忠路，當時叫鐵獅子胡同1號。開學后，我成為人大法律系第一屆學生。但這時也沒開正式的法律專業課程，主要是學習蘇聯共產黨史、新民主主義革命史等。

如果不是與同學相約上街，如果上街時未注意到那則招生啟事，如果不是三叔碰巧看到報紙上的名字—任何一個如果，都有可能讓我錯過法律這條路。

從學生、教員到副教授

王作富，攝于1952年在中國人民大學

法律系任教期間

上人大沒過多久，1950年9月，我就被抽編到研究生班刑法組參加學習了。同班的是一些革命干部，以及來自老朝陽大學及其他大學的學生，其中就包括馬克昌教授。但當時我們沒有拿本科畢業證書，后來有人去要，也給了。我就沒有去要，我想我都當老師了，要那個還有什么用呢?

在研究生班學到1952年的2月，寒假開學后，我就到刑法教研室當教員了。從人事處給我發的工作證看，我的工作時間是從1950年9月上研究生班算起的。1956年，我當了講師，我現在也還記得當講師以后補發工資的事。原來我的月工資三十多元，當講師后給我補發了一百多元錢，這在當時是很大的數目。

工資調整大概是從1955年開始的。1952年起，是按小米計算工資的，評上講師后就不按小米計算了，而是把按小米計算的薪資折合成人民幣。怎么算的不知道，反正給了我一大筆錢。系里有位姓劉的老師還曾對我說:“這次工資改革，你的工資調整幅度最大。”

1980年，我被評上了副教授。這之前盡搞運動了，也沒好好學習。1955年搞“肅反”，1958年“大躍進”，上山下鄉，我到昌平下鄉，住農民家里，吃農家飯，與農民一起勞動。1959年“反右傾”，1960年去干校，1963年到農村搞“四清”，1964年回京。1965年又搞“四清”，一去又一年，1966年就搞“文化大革命”。1970年又去干校，直到1972年年底回京。

一生平淡如水

我這個人寫不了回憶錄。有的人一生顛沛流離，曲曲折折，起起落落，有很多生動驚險的故事，回憶錄讀來饒有興趣。我這一生平平淡淡，沒吃過什么苦頭，沒有大起大落，沒什么可寫的。我沒犯過什么錯誤，也沒什么特殊突出的表現。跟大家普遍關系不錯，朋友也有一些，但都是一般性的交往，沒有特別親密的，尤其是親密得不得了的，沒有。但我也沒得罪過什么人，從我有記憶的六七歲到現在，從沒跟人吵過架。說起來也很可笑，我平生唯一一次吵架的經歷，竟然發生在前兩年我做的一個夢里。我夢見自己跟人大吵，具體事由忘了，好像是看見有人被欺負，我上前打抱不平。對我來說，日常生活、工作中的事情，沒什么讓我感到特別興奮，也沒覺得什么是特別有趣的。

我這種性格，可能與我的家庭環境，以及家里父母與子女的關系有關。我的父母都是文盲，我從小沒享受過像現在的孩子跟父母之間的那種親情。我們家父母和子女之間，幾乎沒有任何親密的舉動，交流也很少。母親跟我說得最多的就是“吃飯了”。她整天大門不出，二門不邁，從不到鎮上去，就在家待著。父親成天待在商店里，見不到人，晚上回來吃飯，也是他一個人吃，不跟我們一起。我父母從沒給我買過什么玩具，閑了逗逗親親什么的，我小時候都沒感受過。父母也沒帶我去什么地方玩兒過。那時農村也沒什么玩兒的，也沒有街道，無處可去，無處可玩兒。所以，我從不記得母親帶我去逛過街，或者到哪兒走一走，更別說父親了。

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刑法教研室歡送外來學習人員畢業 合影，第三排左起第一為王作富，時年24歲

小學時，我就跟村里的孩子玩兒。上中學時，學校離家幾十里地，每個月我坐火車回一次家，每次回家待一晚上就走。父親也不問我學習啊生活啊什么的，吃飯就吃飯，衣服該做就做一身兒。晚上回家，我一般是吃完飯就睡覺。沒有跟父母的聊天，也很少跟兄弟交流。這些對我的影響，可能就形成了我沉默寡言的性格，不擅交際，不知怎么聊天兒。比如每次到教研室去，謝望原啊韓玉勝啊馮軍啊，他們幾個都是說說笑笑，很熱鬧，我就插不上嘴，不知道說什么。

即使經歷了“文革”，我的人生與別人相比，還是平淡的。我沒受到什么沖擊，也沒什么特別的表現。那時人大分為兩派，一派是“新人大”，另一派是“人大三紅”。我是隨大流，加入“人大三紅”，因為法律系老師大部分都在這一派，只有物證教研室的周徽博等極個別人是“新人大”的。也有人不參加任何派別，就比較孤立。我為什么要參加一派呢，因為如果不參加的話，就沒有保障。參加一派的話，遇到什么事兒，比如受到另一派的批評攻擊等，就有人幫助想辦法，有人關心。當時“人大三紅”是人大主導性勢力，在學校影響比較大。“新人大”和“人大三紅”之不同，主要在于“人大三紅”是支持黨委書記崔耀先的，“新人大”是反對崔耀先的。

“文革”中與老伴農田“幽會”

要說我曾經受到過一點傷害，大概就是有一天，“人大三紅”正在平房開會，我坐在門邊，突然闖進幾個學生，有個學生舉著一個方凳就砸我頭上了，砸了就跑。后果就是在我頭上砸了個包，好在沒大礙。此外，“文革”中我也沒挨過批，也沒上過大字報。這可能因為我歷史簡單清白，也沒有任何行政職務，連個班主任都不是。

那時學校層面，是斗黨委書記，學生就斗自己的班主任。“文革”一開始，先挨批斗的都是班主任。因為班主任與學生打交道多，學生鬧起來，就把班主任揪出來。我們教研室一位叫陰家寶的同事，也是人大畢業留校的，人很好，就因為當班主任，被斗得很慘。我們教研室主任魯風老師，工作態度很好，很認真負責，但因是教研室主任，也被批斗過幾次。教研室只斗過她一次，每個人都必須發言，有學生在場監督。學生到底批斗過她幾次，我就不知道了，聽說學生還打過她。那時好像只要是領導，就要拉出來斗一下兒。

從1966年5月開始，學校的正常教育秩序就被打亂了，很鬧過一陣。學生之間搞武斗，還死過人。一個班的同學武斗前關系很好，一分成兩派，就變成仇人了。記得游泳池邊的鐵欄桿，因為頭兒上是尖的，竟然被人拆下來當長矛，作為武器用。有個女學生，撅著屁股在游泳池邊，可能是在玩兒水還是什么，有人一長矛就扎她屁股上了。有個男生，因為武斗中顱腦損傷，死了。還有人用汽車的內胎做了威力很大的彈弓，用磚頭作彈子，打對面教學樓另一陣營的人—當時人大的兩派分別占據了一棟教學樓作為戰斗據點。

文革期間王作富一家合影，胸前均佩有毛主席像章

當時人大的黨委書記崔耀先和哲學家蕭前都曾被批斗過。黨委書記崔耀先因為是校領導而受到攻擊。蕭前則被莫名其妙地說成“挑動群眾斗群眾”的“黑手”，大夏天被脫光上衣，雙手被抹上墨汁，在太陽下光著膀子被斗來斗去。

我在形式上也屬一派，但我不是積極分子。雖然不是積極分子，開會也得去。當時我老伴在學校報刊推廣站工作，她的工作是先把訂閱的報紙分好，然后騎著自行車，給各家各戶，還有學生宿舍送去。我老伴加入的“新人大”一派，因為她們報刊推廣站大部分人都是這一派。那時我們家住的靜園8號樓，不久就被“新人大”占領了。那時真是瘋狂，我們那棟樓不是有幾個單元門嗎，每個單元之間，本是各自獨立，并不互通的。后來，瘋狂的學生竟將那些門都打通了，從各戶把墻壁鑿開，使得同一層樓的各家連起來。打通之后，從每層樓的最東邊，能直接跑到最西邊去。那時不管你人在不在家，學生拿著工具就來鑿你的房子。跟別人家打通后，自己家就跟別人家連起來了，這種情況下，財產丟失是難免的。

當時我因為是“人大三紅”的，而我家所住樓房被“新人大”占領，每天都有“新人大”的人警衛和巡查，為了避免被找茬，我就躲出去住學生宿舍了。我老伴是“新人大”的，她可以隨便出入靜園8號樓，所以她沒走，還住在家里，也照看著家里的東西。由于不住在一起，我們倆長時間不能見面，怎么辦呢?我們的辦法是先打電話約一下，然后各自出來到人大東門外的農田去短暫幽會一下。說是幽會，也不過就是見見面，說說話。

幽會一次后，覺得在學校待著也沒什么意思，我便帶著兒子到鞍山我妹妹家，準備住一陣子。但很快發現那里也住不下去，因為那里也分為兩派，幾乎每天都有戴著紅袖章的老頭兒老太太上門，挨家挨戶調查有無陌生人。我一去就有人來調查，我妹妹趕忙向對方說:“這是我哥，那是我侄子。”那時也沒正規的證件，我就如實說:“我是人大老師，學校搞武斗出來住一陣。”但三天兩頭的，都有人來查。還每天都要被叫去念語錄、跳忠字舞，妹妹也是按規定叫我去，我不能不去;不去，怕給妹妹惹麻煩。我不會跳舞，去了也不敢不跳。所謂跳，也就是手腳比劃比劃。我妹妹家房子也小，我和兒子睡在一張單人床上，很擠，我時常擔心兒子睡覺時會摔下床來。住了沒幾天，我們就回農村老家了。

回老家后住了一段時間，平安無事。但也不能住得太久，怕學校有事，我就急忙趕回來了。

大概鬧了兩個多月，到1966年7月的樣子，工宣隊就進校了，讓我們坐下來學習文件，要求“人大三紅”和“新人大”兩派停止武斗，聯合起來把學校搞好。上面同時還派了解放軍來，把我們集中起來搞軍訓，以消除兩派間的隔閡。于是我們每天都按時到操場上立正、稍息、整隊、走步。軍訓具體搞了多少天忘記了，大概是個把月時間。

后來，工宣隊從學校撤了，但軍宣隊還留在學校。再后來，人大在江西余江縣某公社(名字忘了)建了干校，也是部隊的人帶我們去的。干校領導就是人大的軍宣隊長。

在干校“身兼數職”

現在說說干校的事。當時，余江縣政府劃了一塊地給我們人大建干校，這干校后來建得還真是有點規模。第一批去的同事很辛苦，因為開始什么也沒有，就是一塊地。宿舍、食堂什么的，都是他們一手一腳、一磚一瓦慢慢建起來的。

余江屬于丘陵，紅土地下的石頭也是紅的。先去的老師們白手起家，拿著鐵鍬、鎬、錘子、鏟子，把上面的一層土扒開，將石頭開出。但這些石頭是各種形狀的，不能直接用來建房。于是，由當地的老師傅指導，大家用工具將石頭鑿成大概三十多公分長、二十多公分厚的方方正正的磚，然后用這些石頭蓋房。

人大先來的第一批同事，一部分蓋房，另一部分種地、養豬、養牛。我是后來去的，1970年吧，去時好幾排房子都蓋好了，有大食堂，還有游泳池，由蓋房子鑿石頭而成的一個方方正正的大坑，灌上了水，我們就在里面游泳。

從1970年到1972年冬我在干校，記得我是穿著棉衣去的。那時軍宣隊為了讓我們經受鍛煉，火車到鷹潭后，讓汽車把我們的行李拉走，然后人從鷹潭火車站步行到余江縣。記得走了大概二三十里地，穿著棉衣走，走得又累又熱。

到了干校，我分在大田班，我們那個班有十幾個人，有中文系、檔案系、歷史系、法律系和校部機關的。我好像還是個副班長，還是叫副組長，我都忘了。大家在一起，兩年間同吃同住，倒是交到了不少朋友。除了大田班，我們那時還有養豬班、養牛班、司機班、炊事班。司機班每隔幾天就要到幾十里外的鷹潭采購米、面、油、菜等。老師們什么都會干，菜炒得很好吃，饅頭也蒸得很好。

我們大田班要種水稻。我過去沒插過秧，沒基礎。種旱田是把肥料直接撒在地里，種水田就不知道怎么施肥了。其他人也跟我一樣，沒有這方面的經驗。我們把大便小便從男女廁所掏出來，直接撒在水田里，然后赤著腳下田去插秧。

旱田我們也不會種，也沒有人來指導我們。比如給玉米苗施肥，用的是大塊的干牛糞，應該先弄碎，然后再放在苗的根邊。但我們不會，就那么直接把牛糞直接扔在地里。事后一想，這樣玉米苗怎么能吸收呢。然后我按自己的理解，一個人來到地里，用手一塊一塊地掰牛糞，掰碎后一株一株地放在苗的根部。

那時我們雖然身體上辛苦點，但伙食倒是很不錯。我們自己養豬，養肥就殺了改善生活。

我在干校除了參加農業勞動外，還干過事務長、會計、出納等。1972年后期，干校的老師好多人都想辦法回北京，比如說家里有病人，或者其他什么事情等，寫個報告就走了，于是干校的人就越來越少。他們走的時候，紛紛來找我，把他們的工作交給我，我是來者不拒。

有個姓張的會計就叫我幫她管賬，我幫她管了。后來有個出納也要回京，也來找我接手她的工作，我說這不合適，因為管賬和管錢按財務制度應該分開。她說:“什么合適不合適的，你就管吧。”以后，管伙食的事務長也要走，也來找我商量，我說“你走吧”，所以我又當了事務長。再后來，采購員也要走，也叫我管，于是我每隔幾天都要上鷹潭去采購米面蔬菜，回來還要考慮每天每頓吃什么。關于每頓吃什么，其實也簡單，都是問問大家，看看大家想吃什么，就做什么吃。原本這些工作我都沒干過，也不太會干，卻又當會計又當出納，還當事務長和采購員。

1972年2月，“身兼數職”的我和黨委書記一趟車，最后一批回到北京。這段生活對我也是有益的鍛煉。

1972—1978在北大

回到北京后，學習了兩個月，主要學習時事、文件，然后，大概1972年3月，就到北大法律系工作了。人大法律系教師整體去的，只有極少數老師到別的學校了，高銘暄老師就被分到北醫的醫學史教研室了。

王作富瞻仰毛主席革命紀念館

——清水塘留念（1971年）

到北大也是在刑法教研室。第一課是給我們安排的講座，讓我講犯罪構成。犯罪構成是刑法學的基本理論，1959年被當做修正主義予以批判，現在該怎么看，大家都比較關心這個問題，所以去了不久，我就被要求作這樣一次講座，到場的是全系老師和學生。在講座中，我坦率地談了自己的看法，即犯罪構成理論是刑法學非常基礎的理論，不能推翻。第二年，我又被安排給沒有多少法學基礎的工農兵短訓班作講座，內容是根據毛澤東的《怎么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問題》，講在司法工作中如何分清哪些是敵我矛盾，哪些是人民內部矛盾。記得還有一次，也是給工農兵學員講，講的是刑事訴訟程序問題。其實我在學校從未講過刑訴，當時也就是給大家介紹司法實踐中怎么立案、起訴、開庭，主要講些現有的做法。

除了這幾次講座，在北大的頭一年時間里，主要是在北大刑法教研室主任楊春洗老師的帶領下，與其他幾位同事合作編寫講義《對敵斗爭的路線和政策(內部印刷)》。該書主要內容是關于刑法總則的若干問題，講懲辦與寬大相結合，還有正確處理兩類矛盾、量刑的基本原則等，都是些專題，并不系統。分則有沒有講，不記得了。此書是在極“左”路線指導下搞的，所以主要突出對敵斗爭，突出刀把子性質。因為領導說書要出版必須緊跟當時形勢，也就是要貫徹批鄧思想，不批，可能就印刷不了，非要點名批評鄧小平，所以開篇就是批鄧的，反正把內容千方百計往鄧小平身上拉。記得是楊春洗、楊敦先、王國樞和我等人一起寫的，大概有十幾、二十萬字的樣子吧，這書現在也找不到了。

與其他人比，我還算不錯的，在北大這幾年中基本沒脫離我的專業。當時還搞批林批孔，搞《論語》注釋，我都沒參加。這些工作是那時的中心任務，主要是發動學生干。比如將學生組織起來，對孔子的《論語》逐字逐句地批。也有老師參加的，但我沒參加，所以我比較輕松，既無課堂教學，講座也只講過兩次。當時北大還沒有本科生，學生主要是些工農兵短訓學員，對象是沒學過法律而在司法機關工作的一些人。那時候，沒有像樣的學習，也沒有像樣的教材。人大法律系刑法教研室在北大工作的同事，如果我沒記錯的話，有魯風、陳啟武、陳一云、張鳳桐、陳士正、孔慶云、朱景哲、吳磊等人。

人民大學1972年沒招生，1973年則正式停辦。我一直在北大待到1978年人大復校。人大復校后，我們都回到了人大。

動亂的年代5節儉的生活

我總的來說是幸運的，“文革”動亂時沒挨過整，沒歷史問題，思想作風、生活作風都沒問題。從1949年考到中國政法大學，到現在六十多年了，我的歷史是一帆風順。“極左”路線時，很多人受到沖擊，我都平安無事。政治運動那么多次，都沒我的事兒，我一次也沒沾過邊兒，沒有大起大落。

從畢業留校的1952年到1963年，我搞了有八九年的刑法教學工作。中間，我們還搞了本《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總則講義》，是高銘暄老師和我們幾個合寫的，有十來萬字。1956年的時候，最高人民法院發現這本講義不錯，便拿去作為內部材料印刷，全國法官人手一冊。那時沒有教材，這本講義便算是比較系統的總則講義。后來，1958年，中央政法干校，也就是現在的中國人民公安大學，正式出版了一本《刑法總則講義》，所以從寫作時間上來說，我們那本講義很可能是第一本，只是當時沒正式出版。

這樣的教學研究時光，只持續了不到十年便中止了。從1963年我被派到房山農村搞“四清D至1973年年底，大概有十年時間，我完全離開講臺，參加政治運動。這十年，基本上都是在農村轉，所以沒有像樣的學習和研究，什么收獲都沒有。唉，說起來真是可惜，那正是我的青壯年時光。

那時候是很悲觀的，看不到前途，不知道將來會走到哪一步，結局如何，只是讓干什么就干什么，沒什么打算，沒什么遠大理想抱負。因為命運不掌握在自己手里，就不去想將來怎么樣，想也沒有用，只能過一天算一天。好在工資并不少拿，生活沒有受到影響。

不過那時我們的生活也十分簡樸，好多年也不會買件新衣服，舊衣服翻來覆去地穿。1956年我評了講師后，調整了工資，給我連升了三級，原來每月只有三十多元，突然漲到六十多元，而且補發了一百多元。拿到這筆錢，我就去買布做了套毛嗶嘰的中山裝，那是我有生以來第一次穿毛料。這套衣服穿了好幾十年，直到前幾年，居委會號召給農村捐獻衣服，我才把它捐出去。

由于老伴很會過日子，我們在經濟上從沒遇到過困難。掙錢不多的時候，生活就艱苦一點。記得我們有段時間，中午只買一毛錢的肉，大概就一兩左右吧，舍不得多買，在賣肉的那里切一小片拿回來，就算是有肉了。那時我們還有三個孩子要拉扯，不管掙錢多少，由于長期省吃儉用，都沒有餓過肚子。即便是我每月只掙幾十元錢時，也能保證每月存兩元錢。

說起那時的苦日子啊，尤其是我剛剛參加工作時，有點不堪回首。當時我們三口人，沒地方住。我畢業留校的時候，去問房管處有房子沒有，對方答說“沒有D，并且說“還有比你困難的呢D，我也不會哀求，就回去自己想辦法了。

后來我們以很便宜的租金，租住在西直門一個小四合院兒的墻角，大概有十幾平方米吧，都不是正式住人的房子。屋里放了一張大床后，就沒多少空間了。做飯的煤球爐只能放在門外。沒下雨的時候，就在門外做飯，一下雨就搬進屋。那個四合院兒的廁所，就正對著我家門口，只隔了三四米吧。有人上廁所小便，我們在家都聽得清清楚楚。這樣的房子差是差了點，但房租便宜，一個月只有幾元錢。這間房子我們住了好幾年，后來才搬到學校。學校也只是一間平房，也只有十幾平方米。

往后，我老伴在出版社幫忙賣書，當會計，才有點穩定收入。再后來，她又送報紙，以后又加入家屬工廠，當工人。雖然收入低，但我們的生活還是有保障的，吃得飽，穿得暖。

“文革D后進入80年代，我的發展可以說進入一個新的階段。而1980年以前，我雖沒經受過大的起落和挫折，學術上也沒什么成就。

教材編寫與巡回講課

1978年人民大學復校，1979年國家公布刑法典，所以我真正搞刑法研究是從1979年開始的。以前，說是搞刑法研究，其實是為政治服務，搞運動。

回顧我的學術歷程，1956年與高銘暄老師我們幾個合寫的那本《中國刑法總則講義》，那算是開始。正式公開出版著作，則以《刑法各論》為先。該書是全國第一本比較系統地研究刑法分則的著作，整本兒書從頭到尾所有章節我一人統改，個別章節改動較大，改的時候我也沒征求作者意見，改完就直接交出版社了。因為此書很系統，又是全國第一本，所以影響很大，后來又出了修訂版，再后來又出了精裝版。以后我們教研室還出了一本《刑法總論》，但影響不及《刑法各論》。再以后，教研室就再沒出過這樣的書。

1980年代王作富在遼寧丹東講課留影

記得1982年的《刑法各論》教材寫作組稿時，對同事交來的一篇篇稿件，如需要修改的，我都親自動手改。所有文章基本上是我一個人看，一個人改。后來著作出版時，編輯要把我署成主編，我堅決不同意，說“這是集體著作，寫我主編的話，太突出我個人了”，最后該書署名為“中國人民大學法律系刑法教研室”編著。后來，1985年，這本書分別獲得學校和教育部頒發的優秀教材獎和優秀科研成果著作獎。

1982年我參加高銘喧老師主編的《刑法學》的編寫:副主編為馬克昌、高格。我寫的是分則，印象中寫了侵犯人身權利罪，可能還有財產罪。這以后，直到研究生教材《刑法專論》，也是高老師負責總則，我負責分則部分。1979年《刑法》公布后，校內講課，我是講分則部分。中央電大請我們講課，我們的分工也是高老師講總則，我講分則。后來，高老師將他的講稿整理出版，書名為《刑法總則要義》。我為與他配合，出版時就叫《刑法分則要義》。

1988年6月3日王作富拉薩留影

1979年《刑法》公布后，我曾到過全國很多地方講課，主要闡述對新刑法典的理解與應用，對新刑法的宣傳算是做了些工作。當時去過的地方，南到海南島，東到哈爾濱、沈陽、鞍山，西到拉薩，北到內蒙古的呼和浩特，包括湖南、河北、安徽等。都是我講分則，高老師講總則。記得有一次在海南，我們是從海口開始，走一段，住下，講一堂課，然后又起程繼續走，走一段又住下，又講一堂課，一直講到“天涯海角”。那次是孫力陪我去的，當時他是我的研究生。

還有一次，是南京市檢察院請我去講課，年頭不記得了，反正是八幾年吧。在南京講完后，又一路北上，到常州、無錫，又從無錫到杭州，然后到上海，最后從上海回到北京。

另一次是與孫國華、楊大文一起去講課，我們三個從云南開始，然后到廣西南寧，后來在南寧旁邊的武鳴縣講，之后到貴州，在貴州講完后到了拉薩。我還是講分則。

那時學校的課程不多，出去十天、八天，一般沒問題。本科生我也講過，因為學校要求每個教授都要給本科生講課。我通常是在其他老師的課里分一個專題來講。除了刑法專業，其他專業的研究生，我也上過課。

學術研究努力不夠

我科研也搞了一些，但和后來的陳興良等中青年學者比，科研成果很有限。我相當于是高中畢業就當大學教師，不懂怎么寫文章，寫篇文章非常吃力。

參加工作三年后，1955年，我終于寫成一篇《蘇維埃刑法在新經濟時期的作用》，在《政法研究》上發表。這篇文章是我的處女作。為什么要寫這個題目呢?就是因為我國當時與蘇聯1917—1925年那一段形勢很相似，新政權剛剛建立，革命與反革命斗爭很尖銳，反革命分子搞縱火、爆炸、投毒、暗害，事態非常嚴重。我看了些蘇聯當時的歷史資料，了解到蘇聯是怎么通過立法手段打擊反革命分子的破壞活動、保衛新政權的，所以著重介紹了蘇聯的經驗。當時，《政法研究》在全國是最重要、最權威的刊物。發表了這篇文章后，我長時間寫不出文章來，也不敢寫，一是學業不精，再也是因各種運動不斷，由于膽小怕事，更不敢寫。

我算了算，從1955年到1965年，其中大概有十年時間，都是在搞運動。除了上山下鄉，即使在學校，也不搞教學研究，回想起來真是覺得很可惜。

由于專業荒廢的時間太長，加上我自己高中畢業后從未經歷過系統的法學學習，那時又趕上沒什么書可讀，圖書館就幾本舊法書和蘇聯的幾本書，所以我的法學理論基礎知識不夠扎實，可以說是“先天不足”。現在被認為是“教授”“資深教授”，實在是稱不上。

從1952年留校，直到1976年“文革”結束后才搞一點研究。但我覺得，就算在可以自由工作的時間里，自己還是努力不夠。雖然也取得了一點成果，但與其他年輕人比起來，同樣的十年，那些年輕人的成果就比我多。所以，我給自己的學術生涯總結的就是“先天不足，后天努力不夠”。由于努力不夠，沒有取得應有的成就。

盡管從時間上說起來是從教六十年，但沒有陳興良啊張明楷啊他們那么豐厚的成果，自己想起來都后悔。陳興良是我的學生，他寫了那么多本書，我看都看不完，別說寫了。為什么?就因為他刻苦。不過，他趕上好時候了，“文革”耗去了我至少十年，人一生有幾個十年啊。

對學生要求較嚴

談到培養學生，現在看來，我學生中成名成功的不少，擔任領導職務的也很多，其中職位最高的是張軍、張曉明，名教授有陳興良等，但他們的成才也不是我一個人的功勞。

我對研究生，一般地說，入學后有一個指導思想，就是要他們對自己“高標準、嚴要求”，要立一個學習目標，然后朝著這個目標努力。我特別推薦大家的努力目標就是陳興良。陳興良在碩士階段就寫出《刑法哲學》一書，五六十萬字。他之所以取得這樣的成績，是因為其刻苦。

師生情（ 右起周振想、姜偉、 高銘暄、 王作富、 趙秉志、 陳興良）

他碩士畢業調入教研室，住在紅三樓的一個小房子里，十來平方米。就那么小的面積，三口人居住，一張雙人床就占了屋子一半。沒有辦公桌，就買個小圓桌，只有幾十公分那么寬，添兩個小馬扎就坐著吃飯，吃完飯就蹲坐在小圓桌前寫東西，就這樣，一部《刑法哲學》出來了。他不怕吃苦，且博覽群書。上大學時就喜歡哲學，看了很多古典著作，這給他后來的研究打下了很好的基礎。陳興良是青年一代的榜樣，值得很多人學習。

我對別人要求嚴，但相比之下，實事求是地講，我自己做得很不夠。究其原因，還是那句話，我屬于“先天不足”，沒有系統學習過法律，高中畢業就走上講臺，后來也沒很好地補上這一課，只是忙著應付眼前的工作。如果我像陳興良那么刻苦學習，應該會有更多的成果。現在我老了，回憶起這段，很后悔，“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

學術:理論為實踐服務

我的學術思想，就是強調理論要為實踐服務。我自己關心的，就是自己的研究對司法實踐有什么價值，有什么好處。因為我當老師后，與司法戰線干部接觸很多，從他們那里聽到，以及從報章雜志上看到，感覺司法實踐中問題很多。聽得多了，我就思考，為什么有這么多的問題。比如如何來避免錯判，就是刑法學研究不可回避的問題。刑法學是一門實踐的科學，刑法學研究如不針對實踐中的問題，不解決司法難題，那么這種研究價值何在呢?

我曾在一本書的序里講，我重視研究實踐問題，不等于我就否定刑法哲學等抽象問題的研究。刑法學研究需要一定的哲學精神指導，所以抽象思維也是很必要的。但抽象思維還是需要考慮對司法實踐有什么意義，否則就是高深到天空、云層里去了，接不到地氣，也沒用。所以，我不贊成也不欣賞那種看似深奧、云里霧里甚至不知所云的東西，不知其對實踐有何用處。我不感興趣，也不看這些東西。

王作富在煙臺檢察院機關輔導員

培訓班上講授刑法

刑法哲學的研究是重要的，但我的個人愛好不在這方面。我自己更樂于對接觸到的司法實踐問題進行思考，琢磨其解決之道，所以我的研究重點是圍繞刑法分則的，講課也是圍繞刑法分則。為什么呢?因為我常看報紙，我訂了《檢察日報》《人民法院報》等好幾份報紙，還有些法學刊物是雜志社主動給我郵寄的，對上面刊載的判好判錯的案件我都比較關心。我發現，好些錯抓錯判的案子，要么是混淆了罪與非罪，要么是沒有分清此罪與彼罪，這些只有通過個罪研究才能解決。

我還曾多年擔任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以及一些基層法院和檢察院的專家咨詢委員，經常去開會，討論一些疑難案件，就這兩年少些了。因為這些活動，常了解到一些司法實踐中遇到的難題，其中很多涉及個案認定，都是我們刑法分則需要研究的問題。久而久之，腦子里就裝了很多案例，待到講課時再把他們拿出來分析。我曾在國家檢察官學院講課的好多期培訓班，聽課對象都是些司法一線的領導干部。每次我講課，滿意度都比較高，據說主要是認為我講課理論聯系實際，比較“解渴”。

來 源 | 本文原載但未麗編《草木有本心：王作富學術人生自敘與側記》。轉自案例法學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