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建立夏朝，原本是一個不爭的事實，但另一個無法回避的問題是：夏朝雖然是我國歷史上第一個世襲制王朝，但卻并非是首個王權性質的政治實體。

換言之，在大禹建立夏朝之前，黃河流域已經存在著一個國上之國統轄各方諸侯，這就是堯帝的唐國（陶唐氏）和舜帝的虞國（有虞氏）。

從文獻記載來看，堯舜時期分別發生了“堯戰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蠻”“流共工于幽陵，放驩兜于崇山，遷三苗于三危”等一系列戰事。這說明，堯舜主導的方國聯盟體制，已經具備了地區核心影響力和較強的軍事實力。

所以，新崛起的政治力量—夏后氏，想要取代上一任軍事同盟的核心有虞氏而成為新的天下共主，就必然面臨著權力讓渡問題。

但正如荀子所言：“世俗之為說者曰：‘堯、舜擅讓。’是不然。天子者，勢位至尊，無敵于天下，夫有誰與讓矣？”（世人傳說“堯舜禪讓”是不對的，天子的地位權勢至尊，無敵于天下，有誰會主動謙讓？）

我們首先來看一下夏后氏禹繼位天子前的天下形勢。

按照我國夏商周斷代工程給出的結論，夏朝建立的年代上限大約在公元前2070年前后，而在此之前的近300年里，在山西南部的臨汾一帶已經形成了一個唐虞政權，也就是考古發現的陶寺古城遺址。

陶寺古城的絕對年代是公元前2300年至公元前1900年，前后跨度400年，其中落入夏紀年范疇時間約100余年。這里需要特別說明的是，堯、舜并非單獨的某個人，而是陶唐氏、有虞氏每一代最高首領的統一稱謂，否則無法解釋堯舜普遍的超長壽命。

從考古分期上講，陶寺劃分為早（前2300—前2100）、中（前2100—前2000）、晚（前2000—前1900）三期，在早期時，陶寺就已經形成了面積100萬平方米的文化區域，建設了封閉的宮殿區、功能完備的手工業作坊區和象征帝王權柄的觀象臺，出土了用以測定天下之中的圭尺，時間上所對應的是堯帝陶唐氏。

到陶寺中期時，陶寺受到了來自晉西南和豫西三里橋文化（有虞氏文化遺存）的強勢入主，宮殿規模進一步擴大，形成了新的王族墓地群，且中期墓地與早期墓地分屬不同墳塋，在隨葬禮器上，也從木、陶禮器改為崇尚玉器，時間上所對應的是舜帝有虞氏。

顯然，陶寺早期和中期之間王族群體發生了改變。但由于陶寺三期之間存在文化上的延續性，所以，這種改變僅限于上層貴族，作為占多數的平民群體并未有大的變化。

這表明，在夏朝建立前的約300年時間里，陶寺經歷了一次王權更替，但這次交接并未改變陶寺黃河流域的政治中心的地位，依然統轄著包括夏后氏在內的晉豫陜三省交界廣袤地帶的眾多氏族部落，與文獻記載中的舜繼堯位相吻合。

直到陶寺晚期（公元前2000年）這個時間節點上，統治階層發生了第二次王權交替，夏后氏在豫西一帶崛起，而陶寺則降格為從屬于夏王朝的普通二級居邑。

從原本的王者都城到夏朝的附屬城邑，對應的正是舜和禹的帝位交接。

但史書中對這次的權力讓渡，卻有著兩種截然相反的記載。

儒墨兩家的文獻記載了舜禪位于禹，屬于和平讓渡，還稱贊上古時期“唐虞之道，禪而不專”，而法家的文獻卻說“禹逼舜……人臣弒其君”，所謂的權力交接充斥著暴力色彩。

考古發現已經證實，陶寺中期和早期之間王族群體發生了改變，但中期人卻并未搗毀早期大墓，這的確有著和平讓渡的味道。當然，我們無法知道這種和平讓渡究竟是出于“讓賢”的自愿還是“被迫”的妥協，但至少在舜繼位后，的確沒有對包括早期王族在內的群體有過大規模的報復性舉措。

但到了陶寺中期群體和晚期群體的第二次權力交接時，這種相對和平的景象卻已不復現。

首先，在陶寺晚期時，早期和中期的所有王族墓葬全部遭到有組織的搗毀，墓主的尸骨、棺木、隨葬品被隨意丟棄和砸毀，原本的宮殿、宗廟和城墻被堆放建筑垃圾的灰坑疊壓，8號灰溝還出土了近50具有明顯鈍器劈啄痕跡的散亂人骨，一具35歲的女性骨架，頸部折斷，下體還被插入牛角。

其次，陶寺晚期人群的個體牙釉質鍶同位素比值在當地鍶同位素比值范圍之外，表明有大量外來群體進入了陶寺。此外，在墓葬習俗上，晚期小型墓地布局也發生了顯著變化，陶寺第Ⅲ區已發掘的29座晚期墓葬，都以群組形式出現，穴位錯落，與陶寺早中期的墓葬格局不同，反倒是與后來的殷墟西區布局相似（原因下文會講）。

第三，也是最值得關注的一點，施暴者在大規模破壞大型墓葬后，對于挖掘出的玉石器等貴重隨葬品都是隨意丟棄，似乎表明掘墓并不圖財，只是單純出于政治報復。

上文已述，陶寺早、中期發生過一次王權易手，形成了兩處沒有直接血緣關系的王族墓地群，而陶寺晚期群體卻“一視同仁”地摧毀了所有王族墓葬，這表明陶寺晚期人，既不是堯部族的后裔，也非舜部族的后裔。

縱觀古代歷史，只有外邦入侵，才會出現毀城垣、廢宮殿、拆宗廟、擾王陵等暴力行為。這個同堯舜有著切齒之恨，專殺堯舜貴族的詭異族群，究竟是什么人呢？

大禹，顯然是最大嫌疑人。

《史記》曾有記載：“十七年，而帝舜崩。三年喪畢，禹避舜之子商均于陽城”。《世本》記載說：“夏禹都陽城，避商均也。又都平陽，或在安邑，或在晉陽”。

結合史書的記載，我們會梳理出這樣的事實：大禹即天子位后，晉南和豫西都納入了夏朝的控制范圍，兩個地方都有大禹的都城，但晉南其實只是名義上的，它的實際控制人是舜帝的兒子商均。

在上文中我已經說過，所謂的堯、舜并非單獨的某個人，而是數代最高權力者的統一稱號。所以，舜繼堯位，繼承的是部落聯盟共主的帝位，而不是陶唐氏的國君位。也就是唐國依然存在，只不過原本的國上之國由唐國讓渡給了虞國。

那么舜是怎么處理唐國政權的呢？

古本《竹書紀年》記載：“舜囚堯，復偃塞丹朱，使不與父相見也”。可見，堯死后，繼任者舜采取了一些強制手段，致使堯的兒子丹朱無法回到唐國故地陶寺，堯部族在喪失聯盟共主地位后，緊接著又失去了對陶寺的控制權。這一記載也與考古發現的陶寺中期王族取代早期王族相吻合。

禹繼位時，同樣面臨著處置虞國的問題。按照慣例，大禹即位天子，也應當在圣地—陶寺來完成，但舜的兒子商均顯然吸取了丹朱的教訓，據守陶寺武力對抗，以至于大禹不得不“避商均于陽城”，在今天的河南登封告成鎮另建新都，而陽城遺址的面積僅有陶寺遺址的二百八十分之一。

由此看來，陶寺晚期所遭遇的暴力入侵，順理成章的就應該是大禹的夏后氏所為，也只有徹底消滅了盤踞晉南的這股強大的敵對勢力，大禹才能真正成為全天下的王者。

不過，考古發現卻并不支持上述推測。

根據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對陶寺晚期典型器物的研究顯示，陶寺晚期時，原本的主要炊器釜灶被陶鬲完全取代，而鬲并非夏文化的典型器物，在陶寺晚期遺存中，也并未發現夏文化因素。

換言之，這支專門針對堯舜王族展開政治報復的詭異族群，是使用陶鬲的族群。

在先夏時期，使用陶鬲的族群，主要有兩支：一支是位于陜西榆林石峁的“石峁人”；另一支則是位于山西晉中的“晉中人”，后者正是商人和周人的主要族源。著名考古學家鄒衡先生曾說過：“陶鬲作為最主要的炊器，乃是商文化的最突出的特點”。

在二里頭文化二期時，“晉中人”的一支在進入河北邯鄲后，與河北當地的澗溝文化族群融合形成了先商文化（下七垣文化）；而另一支在通過晉南進入陜西關中后，與關中文化群融合形成了先周文化，這也是商周同祖的由來。

摧毀陶寺的外來族群，究竟是石峁人還是商周族群所為，目前還沒有直接證據。不過，從史書記載中商人始祖契和周人始祖后稷都曾輔佐大禹治水來看，商周族群成為大禹的盟軍的可能性顯然高于石峁人。從陶寺晚期墓葬格局與后來的殷墟西區布局近似來看，也支持這一推測。

所以，夏朝的主要創立者，除了大禹之外，還離不開替大禹攻城拔寨的這些政治盟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