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作者/顧箏 邱大王

這期的采訪對象不難找。 在上海，沒看過這個節目的，是少數派。

　　01

　　網傳上海灘有“四大悲劇”。

　　比起“回家發現宣克炅站在家門口”，“打開電視看到家人坐在柏阿姨旁邊”的瞬間驚嚇肯定要小一點，但長期影響力更大。

　　如果看到父母坐在柏阿姨旁邊

　　那就“悲劇”了

　　當事人一旦決定上節目，就必須直面雞飛狗跳的家務事第二天變成街知巷聞的八卦話題的可能性。

　　有些人物或語錄甚至會作為一種亞文化元素，在上海市民的腦內持久存在。

　　比方講，現在提一句“暴烈兒子為哪般”，很多人腦海里就會自動浮現出那張面孔，甚至直接在微信里祭出表情包……

　　有些人物

　　會在上海市民腦海中長久存在

　　2008年，節目創辦伊始，總導演尹慶一曾擔心過節目的收視率。畢竟，它所播放的18:30這個時間段，正好和新聞節目“硬杠”。

　　的確如最初預料的，剛開始幾期節目收視率波瀾不驚。但兩個月以后，收視率一路走高，很多期超過了黃金檔的同類型節目。

　　因為上海人反應過來了，電視劇哪有這好看。

　　收視率最高的時候，超過10%，也就是說，擁有2500萬人口的上海，有250萬人在電視機前看一個家庭吵相罵。還不包括，第二天在同事、親戚、鄰居等交際圈的“人肉傳播”。

　　開播了15年，《新老娘舅》可以說是上海人的集體記憶。

　　《新老娘舅》開播沒多久

　　收視率就一路走高

　　電視臺還特地舉辦了研討會

　　即使自己不看，也會有人拖著你看。

　　在00后群體中提到《新老娘舅》，他們居然會炸鍋。

　　“看過的呀，小辰光爺爺奶奶一直看的。”“吃飽夜飯看電視，聽老娘舅講故事（串臺了哈，這是《阿慶講故事》的slogan）。”

　　上海作家程乃珊曾有過無奈：“我們家保姆每天看完《新老娘舅》才肯做飯,我們全家也跟她一起成了粉絲。”

　　王琳（化名）在2015年義務做過《新老娘舅》節目的“宣發”。那時她辭職在家待產，每天一邊吃飯一邊看節目 ，看完之后還要用自己的語言梳理一遍當天的劇情，表達個人觀點，在微信朋友圈發“小作文”。

　　王琳有段時間

　　看了很多《新老娘舅》節目

　　大開腦洞

　　“由于文字過于酣暢，常常被朋友截屏轉發，有人看了轉發后來加我微信，就為了能在我朋友圈看到‘文字直播’。“

　　”因為這個‘荒謬’的原因我認識了幾個新朋友，有的成了我生活中的好朋友，這些年我們對所有事情的觀感幾乎都是一致的——畢竟是經受了《新老娘舅》引發的三觀一致性的考驗的。”

　　王琳開玩笑說，如果要評選那種很厲害的觀眾，她大概可以達到讓節目組交四金的程度。

　　達不到的。

　　尹慶一介紹，節目組辦觀眾見面會的時候，有的觀眾忠實到，不僅每期節目都看，還會每期拍一張照片，收集成大大的相冊。

　　02

　　上海人為啥噶歡看人吵相罵？

　　“人就喜歡喜看八卦”是個通用理由，但還不是全部。

　　尹慶一思考過原因：“阿拉這只節目真實反映了老百姓當下生活的一個橫截面。”

　　真實矛盾

　　有時讓老娘舅都皺眉

　　上海人的真實生活，有豪宅高樓，有網紅街網紅店，有跑車奢侈品，也有天井曬臺小房間三層閣，每一個橫截面都只是部分的真實。

　　紀錄片制作人王小龍曾在采訪中說：“光拍高樓大廈，那是炫富。我認為上海都在兩層樓以下。”

　　這里的“兩層樓以下”當然是個概念，他認為“紀錄片不能無視一個生命的存在，不管它是怎么樣的存在方式，多么屈辱和低微”。

　　尹慶一覺得，《新老娘舅》是談話版的紀錄片，里面充滿了上海老百姓真實的矛盾。

　　我們一直很好奇，真的有那么多人愿意上節目，把“家丑”在整個上海灘面前層層剝開嗎？

　　上節目的都是真實觀眾

　　反映的是真實矛盾

　　其實節目組接到的電話從來沒停過。

　　“就像牙疼一樣，你不去解決，就會一直疼。如果吵架的對象一直找你吵，影響你平日的生活、身體、心情，總歸要解決。”

　　“問題是，去法院打官司的成本太高，而且有些問題不是法院受理的范圍，我們這個節目就填補了這個空白。老百姓有需求。”

　　那些最終決定出鏡的節目嘉賓，也許是懷著一種“來都來了”的心態，在鏡頭前都很投入很放得開。

　　雞零狗碎、雞毛蒜皮堆積成的澎湃的怨懟，百萬巨款、大小房產割開的家庭裂痕，在這里終于得以釋放，甚至當場得到具有法律效應的紓解，整個過程被充分呈現，讓同為普通老百姓的觀眾們高頻共鳴。

　　觀眾老娘舅有高頻共鳴

　　鐘耳（化名）就曾經親眼見證過“鄰居上了節目” 這樣的事。

　　“小時候有個蠻要好的鄰居阿姨，她女兒高挑漂亮，做模特的，是阿姨的驕傲。過了幾年那個姐姐去了日本，嫁給了有錢人。再后來，阿姨和她老公搬走了，說是女兒回上海生活，他們搬去幫忙照顧外孫，從此跟我們斷了聯系。“

　　“最后一次看到她，就是在《新老娘舅》節目里，他們全家都戴著墨鏡，阿姨叔叔在控訴女兒嫁了假豪門，還要他們退休工資貼補……”

　　看到節目的時候，鐘耳全家震驚了，她爸媽走到離電視機很近的地方仔細看：“是伊拉伐？戴了墨鏡也認得出的！聲音像的呀！”

　　當時還當“八卦”看的鐘耳，現在多了很多理解，“沒有足夠的困窘和無奈，阿姨他們怎么會上電視？”

　　03

　　圍觀別人在電視里吵相罵，有點像在照哈哈鏡，鏡像再扭曲再瘋狂，我們也能從中辨識出生活的大概模樣。

　　上海人為啥吵相罵，也完全不難想象：夫妻關系、子女教育、老人贍養、兄弟姐妹房產糾紛、遺產繼承……

　　很多矛盾與上海人的生存環境有關。

　　有觀眾指出

　　很多期節目都是圍繞房子

　　石庫門房子中，兄弟兩房生活在一個屋檐下，灶披間合用。你家這里多放了一個櫥，我家多放了一個牙刷杯，都是吵架的內容。

　　劃好三八線后，依然有矛盾。一家灶上燒了鍋羅宋湯，燒好覺得上面飄了一層不明物質，懷疑是對方倒東西進去了。另一家說，自己的牙膏上被戳了兩個洞眼，認為是對方惡作劇。

　　“這些都是節目真事哦。”尹慶一強調道，“可能外地觀眾看了不能理解，但沒體會過上海‘蝸居’，就不能想像這些矛盾。”

　　有一期節目趙忠祥來做調解

　　可他或許并不能理解上海特色的矛盾

　　他要求，所有編導、主持人，可以不是在上海出生長大，但起碼要在石庫門房子住3個月。

　　“不知道什么是上海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做不好這個節目。如果你連亭子間、曬臺都不曉得，上節目的人怎么信任你？”

　　矛盾也和上海的歷史和城市發展的速度有關。

　　上海曾有一大批知識青年，有的留在當地沒有回來，但他們的兒女回來了，1990年代投親到爺爺奶奶或叔叔阿姨家之后，因為房產或戶口產生了一些矛盾。

　　是的，房產是一個永恒的主題。在上海，談房子，就像在英國談天氣一樣。

　　節目中總要提到房子產權

　　曾經有人在2009年五六月間做過觀察統計，33期節目里有24期與房產糾紛有關，比例將近四分之三。

　　近二十多年，上海城市變化很大，老房子動遷，難免就會發生兄弟鬩墻、父子反目之事，畢竟，不是買小菜鈔票，而是幾十萬幾百萬。

　　上節目調解不成的矛盾

　　最終釀成了悲劇

　　就算是最受“八卦”觀眾歡迎的家庭情感主題的案例也有很多牽涉到了房產。

　　某一期節目中，男孩小金一歲半時母親病逝，四歲有了后媽，八歲有了繼弟，從小過著“男版灰姑娘”的生活，喝不到牛奶吃不到雞腿，讀中專的學費父母也只肯出一年以至于被迫輟學。

　　18歲時宅基地拆遷，他能獨自拿一套房，但結婚后也沒法住進去——父母強迫小夫妻跟他們一起住，卻把他的房產租出去自己收錢。

　　矛盾積累到小金終于跟繼母對打起來，這對老夫妻就把兒子告上了《新老娘舅》，這期的主題看似是“長子暴力對待母親”，但被請出場作證的第三方（姑媽）、現場主持人和調解員以及頭腦比較清醒的觀眾都知道，其實這期還是房產糾紛。

　　04

　　播到了第十五個年頭，《新老娘舅》節目也早已有了一些改變。現在它叫《新老娘舅·我要問律師》。

　　其實，這里面也包含了我們的一個疑問：到了現在這個時代，上海人還需要老娘舅嗎，還需要有一個人來“指點”我們的生活嗎？

　　尹慶一覺得，即使社會一直在發展，但老娘舅這個角色不會消失，老百姓有這個需求。只是老娘舅要有1.0,2.0,3.0這樣的升級版。

　　
現在的“老娘舅”成了律師

　　“上海人其實老講規矩的，相信專業，有的矛盾只是因為不懂法，如果從法理層面給他講通，他就沒問題了。上海人也講實惠，如果從節目中學到一點法律知識，他覺得就挺好，可能自己去做老娘舅的時候就用上了。”

　　用律師來做“老娘舅”就出于這樣的原因。

　　“以前調解有時會帶著老娘舅的威望，好講‘賣我面子’。現在動遷弄弄就是幾百萬以上的，怎么賣面子？所以老娘舅需要不斷更新自己的法律知識來處理矛盾。”

　　矛盾不是靠“賣面子”來解決的

　　而隨著時代的發展，價值觀和人生觀也在發生變化。現在，一些節目的“名言”聽起來非常不合時宜。

　　回過頭再看那些和情感、婚姻生活有關的節目，如果有彈幕，或許會飄滿這樣的留言“這樣的人，不離還留著過年嗎？”

　　萬峰在后臺進行調解

　　所以節目也有了變化，尹慶一說：“我們以前的調解方式，都是勸和不勸離，但做得多了，覺得這會有很多矛盾，就像牙疼一樣，一直要留著，不要拔，是有問題的。”

　　牙疼每個人都會有，矛盾每個家庭也都會有，到電視上吵相罵或許是為了最終不吵相罵。

　　“如果真的能幫助百姓把日子過得更和諧，節目組也算完成了自己的任務。”曾經他們有過這樣的期待。

　　寫稿子：顧 箏 邱大王/

　　拍視頻：姚祖鴻 顧 箏/

　　編稿子：小泥巴/

　　做圖片：二 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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