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文載《國際貿易》2023年第2期，本文為推送版，相關注釋和參考文獻等請參閱原文。

程雪軍

程雪軍(1988-)，法學博士、經濟學博士，同濟大學法學院助理教授、經濟法治研究中心研究員、副秘書長，研究方向：經濟法、金融法、數字法，出版《數字消費金融》《互聯網消費金融:科技、金融與監管》等著作4本，在China Legal Science、China Economic Transition、《武漢大學學報》《經濟學家》《電子政務》《國際貿易》《經濟法論壇》等期刊發表論文60余篇，知網引用量900余次，下載量86000余次，多篇論文被《人大復印報刊資料》全文轉載，主持上海市哲社規劃課題、上海市法學會、同濟大學等項目。

現代中央銀行數字貨幣的國際競爭與發展制度

「摘　要」區塊鏈技術與貨幣金融行業的深度融合，激活了數字貨幣的非國家化與國家化競爭。中央銀行數字貨幣（CBDC）作為國家化數字貨幣的重要組成，因為其具有不預設技術路線、實現可控匿名、具備完整貨幣職能的本質特征，從而受到了大多數國家的推崇。然而，從機器權力到數字制度的發展背景下，央行數字貨幣面臨法律、金融與技術等發展制度困境。基于現代中央銀行體制的不同類型，通過采用比較研究方法，深度剖析現代中央銀行選擇的數字貨幣發展矩陣與經驗，從法律政策、金融監管與技術制度角度構建國際競爭格局下中國現代中央銀行數字貨幣的發展制度：加強法律制度供給，構建現代中央銀行的法律政策框架；完善現代金融監管，推動央行數字貨幣的系統性金融風險防控；夯實技術制度基礎，促進央行數字貨幣的國際競爭與技術安全建設。

「關鍵詞」現代中央銀行；央行數字貨幣；國際貨幣競爭；法律監管；發展制度

二十大報告明確提出“深化金融體制改革，建設現代中央銀行制度”。在大數據、區塊鏈等新一代信息技術的驅動背景下，中央銀行數字貨幣（以下簡稱“央行數字貨幣”）在激烈的國際貨幣競爭中脫穎而出，因為作為技術驅動下的貨幣創新產物，它糾正了其他數字貨幣的無序化與無信化，深受多數國家認可。然而，任何創新技術與應用都具有雙面性，它兼具創新與破壞性作用，在發展中面臨較多的制度困境。如何從國際貨幣競爭視角，深度剖析現代中央銀行數字貨幣的競爭格局與制度經驗，構建中國現代中央銀行數字貨幣的發展制度，成為一個重要的研究課題。

一、數字貨幣的非國家化與國家化競爭

▼（一）從基礎理論對央行數字貨幣界定

貨幣自誕生至今，歷經漫長而奇妙的演變過程。隨著互聯網及加密技術的繁榮，各種數字貨幣大量出現，顯著提升了貨幣交易與流通效率。根據數字貨幣的發行主體與信用基礎不同，可將其分為中央銀行與非中央銀行數字貨幣。其中，中央銀行數字貨幣作為數字信息技術驅動的創新型貨幣產物，對于維護國家貨幣主權、實現貨幣國際化、突破傳統貨幣霸權、促進貨幣競爭力等方面，具有至關重要的作用，所以它在數字技術與經濟發展的演化下而獲得快速發展，在激烈的數字貨幣競爭中日益彰顯出發展優勢，從而深受廣大國家的歡迎。

在區塊鏈技術驅動下，各種數字貨幣快速崛起。盡管中本聰認為非法定數字貨幣采用區塊鏈技術路線設計了一套共識機制，應當屬于“貨幣”范疇，但更多學者從債權論、物權論、準貨幣論、物權債權兩分論等視角提出反對意見，因為貨幣是一致同意的共識機制，需要同時符合形式和實質標準。盡管非法定數字貨幣在形式上設計了共識機制，但無法實現納什均衡理論下交易費用與共識成本的最優策略，因此其并非真正貨幣。

貨幣的物理形態并非一成不變，在貨幣種類上，它既可以表現為現鈔貨幣（紙幣、硬幣），也可以表現為電子貨幣（如銀行卡）與數字貨幣（私人、機構和央行數字貨幣等）。在適用范圍上，除了私人與機構數字貨幣只適用于線上網絡環境外，其他貨幣既可適用于線上網絡環境，也可適用于線下物理環境。在貨幣價值層面，私人與機構數字貨幣本質上是私人信用與機構信用，不是基于政府信用的法定貨幣，而央行數字貨幣兼具法定貨幣的幣值穩定性與信息技術的創新優勢性。在交易安全性與成本性上，兩者通常呈現出強相關性，即高（低）交易安全性具有高（低）交易成本性，但央行數字貨幣采用數字信息技術降低了交易成本，并保持了政府信用的交易安全性。不過，全球并未對央行數字貨幣達成共識，英格蘭銀行認為央行數字貨幣（CBDC）是中央銀行授權發行的、國有貨幣主導的、計息的電子貨幣；國際清算銀行提出“貨幣之花”模型，從發行人、貨幣形態、可獲取性、實現技術角度，將CBDC分為批發型與通用型央行CBDC。綜之，本文認為央行數字貨幣的本質不是電子貨幣，而是數字貨幣；它的信用基礎是政府信用而不是私人或機構信用；它不一定只在全國發行，也可能是跨國發行；它并非必須計息，也可能采取不計息，具有國別性與無限法償性。

▼（二）從數字貨幣非國家化到國家化的驅動因素

1.央行數字貨幣不預設技術路線

大多數央行數字貨幣不預設技術路線，充分吸收各種技術優勢。數字人民幣（e-CNY）秉承技術中性原則，通過借鑒區塊鏈技術理念并采用數據庫技術，提升技術水平與應用。

第一，全程數字化，能夠實現離線交易。央行數字貨幣具有交易成本低、速度快與效率高等特點。央行數字貨幣的應用，可以有效降低實物貨幣的使用比例，降低發行和交易成本。基于點對點支付的央行數字貨幣，在交易速度上遠超現鈔貨幣。近來，利用近場通訊技術已實現“雙離線交易”，較好地解決了網絡不暢的用戶體驗問題，提升了交易成功率與效率。

第二，對現代技術具有高度依賴性，反向推動技術進步與經濟發展。隨著對央行數字貨幣的研究深入與應用推廣，可以提高數據資產的價值以及智能化。央行數字貨幣是數字經濟的發展基石，它在日常交易中會產生海量原始數據信息，對如何保障數據安全、高效利用復雜的數據信息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從而倒逼區塊鏈技術甚至量子信息技術的進步，催生數據結構和模型更具創新的應用場景，推動數字經濟的發展。

2.央行數字貨幣可以實現可控匿名

傳統現鈔貨幣的流通交易具有匿名性，滿足了公眾在小額支付場景下的匿名支付需求，在對大額交易密切監測的基礎上，能夠在可控范圍內最大限度地保護社會公眾的隱私。目前市場上第三方支付、銀行卡支付等傳統的電子支付普遍采取緊耦合模式，即需要綁定銀行卡且通過實名認證兩項要件，難以滿足人們對于匿名支付、保護信息安全及隱私安全的現實需求。通過借鑒非法定數字貨幣，有些央行數字貨幣采用未花費的交易輸出表達式（UTXO），并采取賬戶松耦合模式，交易雙方無需借助實名認證的銀行卡便可匿名交易。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匿名并非完全匿名，而是可控匿名，即央行可以對交易雙方的交易數據進行監控，但作為交易、支付中介的金融機構對于用戶在交易中所產生的數據的查看與使用受到嚴格限制，只有得到用戶授權才可以查看用戶的交易信息。這種可控匿名在技術層面上實現了銀行賬戶與用戶身份的隔離，實現與現鈔貨幣相媲美的匿名支付，從而有效保護用戶隱私。

3.央行數字貨幣具備完整貨幣職能

從數字貨幣非國家化（非央行數字貨幣）到數字貨幣國家化（央行數字貨幣）的發展轉變，其主要原因在于央行數字貨幣具有完整貨幣職能，可實現非央行數字貨幣不具備的職能。

第一，央行數字貨幣可實現價值尺度與貯藏手段職能。私人數字貨幣是基于社區用戶共識建立起來的“技術信用”，背后缺乏相應的價值支撐，難以衡量商品價值及實現價值尺度的職能；一旦社區用戶的共識出現分歧，那么私人數字貨幣的資產價值將所剩無幾，導致其無法作為穩定資產，不能帶來貯藏手段的效益。然而，央行數字貨幣以國家信用為背書，與國家財政收入等建立了適當關系，其幣值具有穩定的保障，社會公眾對其更具信心且愿意使用和貯藏，促使CBDC具備價值尺度和貯藏手段職能。

第二，央行數字貨幣具有流通手段與支付手段職能。CBDC是法定貨幣的數字化替代，若消費者用央行數字貨幣支付遭拒，其權益能夠得到法律的絕對保護。多數央行數字貨幣在技術上能夠實現“雙離線支付”，即交易雙方不需要網絡和信號，就可通過移動終端完成支付，打破了極端場景下數字貨幣的支付壁壘。央行數字貨幣賬戶松耦合特征強化了央行數字貨幣的流動性，拓展了央行數字貨幣流通范圍。

第三，央行數字貨幣具備世界貨幣職能。在當今國際金融體系下，美元憑借其在全球貨幣體系的壟斷地位攫取了壟斷利益，不公正的貨幣現象長期存在。央行數字貨幣為重塑國際貿易結算體系提供了新的契機，為人民幣的國際化競爭開創新賽道。我國經濟貿易體量位居世界前列，強大的國家實力為央行數字貨幣提供了信用背書。央行數字貨幣通過技術能夠實現對美元霸權的突圍，打破SWIFT的制裁威脅，為實現世界貨幣職能提供強勁的助推器。

二、央行數字貨幣在國際競爭中的發展制度困境：從機器權力到數字制度

央行數字貨幣是機器權力背景下數字貨幣的衍生產物。作為技術驅動下的貨幣創新產物，央行數字貨幣通過創新方式推動了貨幣金融行業的變革發展，但同樣在國際競爭中面臨潛在的法律、金融與技術制度的困境，亟待完善其相應的數字制度。

▼（一）法律制度困境：央行數字貨幣的發行權屬模糊

貨幣發行權是一個國家或地區決定本區域內發行貨幣的面值、種類、數量與發行的權力，它是一種核心金融主權。央行數字貨幣的應用前提是明確貨幣發行權，但當前法律制度并未及時明確央行數字貨幣的發行權屬，并集中體現為其發行主體與發行形式缺乏法律規范。

第一，央行數字貨幣的發行主體沒有法律確定。央行數字貨幣與非央行數字貨幣的本質區別在于本國或地區的法律明確規定貨幣當局具有數字貨幣發行權，倘若不具備法律授權而是由非中央銀行等（私人主體、企業機構等）發行的數字貨幣，那么這就是非央行數字貨幣。盡管我國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銀行法》規定中國人民銀行發行人民幣、管理人民幣流通，但是它只是從法律上賦予人民銀行發行物理形態的人民幣（紙幣、硬幣）的鑄幣權，而并沒有從法律上明確人民銀行具有發行數字化形態的人民幣（央行數字貨幣）的法律授權。

第二，央行數字貨幣的發行形式沒有通過立法明確。傳統法定貨幣（硬幣與紙幣等）具有鮮明的物理化特征，而央行數字貨幣并不具有物理化形式，而是采用數字化形式的貨幣。《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幣管理條例》規定“人民幣是指人民銀行依法發行的貨幣，包括紙幣和硬幣”。可見，我國立法中明確的中央銀行發行的貨幣，僅有物理形態的紙幣和硬幣，并不包含數字形態的貨幣，沒有通過立法明確發行主體與形式。

▼（二）金融制度困境：央行數字貨幣的系統性金融風險

央行數字貨幣在區塊鏈技術下快速發展，尚缺乏穩定有效的價值錨定與技術反饋機制，其在自我演進中容易引發系統性金融風險，集中體現為金融脆弱性風險與金融監管套利風險，損壞傳統貨幣金融生態系統。

首先，金融脆弱性風險。為遏制非央行數字貨幣的破壞性創新與金融脆弱性風險，我國法律規定非央行數字貨幣屬于虛擬貨幣，其活動行為屬于非法金融行為。央行數字貨幣的本質屬性是新興技術驅動下的數字貨幣，因為其發展時間較短、發展程度較淺，大部分央行數字貨幣采用松耦合模式，這意味著交易方可以不依賴于中間銀行賬戶體系，而是采取點對點（P2P）之間的直接交易，而且沒有跨境網絡條件的相關限制，這為不法分子實施金融風險行為提供了“理想載體”，可能給傳統貨幣金融市場帶來不穩定的金融風險，損害競爭有序的貨幣市場秩序并放大潛在的金融脆弱性風險。

其次，金融監管套利風險。數字貨幣是一種利用數字技術實施創新的貨幣形態，它具有明顯的創新性作用，促進貨幣金融業從分業經營向混業經營發展，包括央行數字貨幣信貸、支付、擔保等，突破傳統金融監管。然而，我國當前依然沿用傳統的分業金融監管框架，難以適應央行數字貨幣的混業經營，緩解金融監管空白問題，不可避免造成金融監管套利風險。

▼（三）技術制度困境：央行數字貨幣的技術安全保障不足

央行數字貨幣是技術驅動下的新型貨幣，技術是央行數字貨幣在國際競爭中的核心競爭力。然而，技術安全保障在眾多國家依然明顯不足，一旦央行數字貨幣在某國或地區全面推廣，因為央行數字貨幣發展時間較短、發展技術不太成熟，而且中央銀行與運營機構掌握海量的用戶身份信息與交易信息，這可能衍生相應的技術制度困境。

從技術原理角度看，央行數字貨幣的每次交易完成后，之前的交易數據就不可更改，且自動進入新的狀態，通過一層層的追溯可以驗證交易的真實性，交易數據的不可更改性可以從原理上實現技術安全。但是，技術具有復雜性與發展性，無論央行數字貨幣采取單層運營體系還是雙層運營體系（中央銀行—商業機構——公眾），都離不開技術安全保障制度。以我國數字人民幣為例，它采取雙層運營體系：在運營體系之內，數字人民幣的架構繁雜，包括眾多的商業機構與場景，一旦因為技術缺陷或保障機制不全，那么這容易帶來數據泄露與侵害風險；在運營體系之外，各種黑客以及其他貨幣競爭者的攻擊層出不窮，嚴重危害數字人民幣的信息安全，這亟待完善相應的技術設計與規范制度，保障貨幣安全。

三、現代央行數字貨幣的國際競爭格局與綜合比較

從央行數字貨幣在國際競爭中的發展制度困境可知，其普遍面臨發行權、金融風險、技術保障等制度困境。通過采用國際比較研究方法，本文發現央行數字貨幣表現出如下國際競爭格局，即以歐盟為代表的開展驗證性測試的跨國型中央銀行體制路徑、以新加坡為代表的擬發行央行數字貨幣的單一中央銀行體制路徑、以加拿大為代表的擬發行央行數字貨幣的單一中央銀行體制路徑，從而分析其國際發展共識及其相關經驗。

▼（一）采取聯合性測試的跨國型中央銀行制國家：以歐盟國家為代表

現代中央銀行制度是貨幣政策框架、系統性金融風險防控與金融基礎設施服務等方面的體系綜合。中央銀行體制可分為單一中央銀行制、跨國型中央銀行制、準中央銀行制，歐盟中央銀行（ECB）作為歐盟地區的跨國型中央銀行，是跨國型中央銀行制的典型代表。為應對傳統美元霸權與現代數字貨幣的國際競爭，ECB在2016年與日本銀行聯合開展央行數字貨幣項目（Stella），并于2020年10月發布《數字歐元報告》，籌劃發行數字歐元。

第一，數字歐元是應對國際貨幣競爭的產物。在國家化數字貨幣層面，多國研發本國央行數字貨幣；在非國家化數字貨幣層面，大型私人主體與技術機構開發以非歐元計價的數字貨幣方案，挑戰歐洲貨幣主權和穩定。因此，ECB認為發行數字歐元具有必然性，從而確保歐洲公民可享有基于前沿技術的貨幣服務，促進歐元數字化與市場競爭。

第二，通過發行數字歐元，有利于提升金融政策有效性。與傳統歐元相比，數字歐元可以更好地助力政策利率零下限的消除，增加現金短缺情況下可用的政策選擇；通過數字化貨幣方式，能夠更加有效地監控貨幣資金的流向與數據，促進金融政策的相機抉擇。不難預料的是，隨著國際金融體系發展，數字歐元的政策有效性有望繼續提升，提升國際貨幣競爭力。

▼（二）擬發行央行數字貨幣的準中央銀行制國家：以新加坡為代表

全球并非每個國家都有標準的中央銀行，新加坡通過設置金融管理局（MAS）承擔準中央銀行職能。作為東南亞小國，為應對激烈的國際貨幣競爭，維護本國的貨幣主權，MAS與R3公司在2016年聯合研發Ubin項目，推進區塊鏈技術應用于跨銀行機構支付、結算等業務。

當前，MAS對央行數字貨幣發展秉承積極樂觀的態度。首先，在金融監管政策層面，盡管MAS為Ubin項目創造足夠的發展空間，實行激勵性而非禁易性監管政策，但亦面臨某些監管困境，因為不同司法管轄區對央行數字貨幣具有差異化的識別與監管要求，難以形成統一的監管框架。因此，Ubin項目將推進跨司法管轄區的統一監管框架建設，制定相應的市場準入制度。其次，在技術發展層面，MAS認為Ubin項目不應阻礙基于區塊鏈技術的央行數字貨幣應用和實驗，而應通過聯合研發與實驗改善金融生態體系。誠如下圖1所示，新加坡對Ubin項目采用了“新加坡金融管理局——銀行系統——用戶”的雙層運營體系，MAS作為發行主體，通過分布式賬本（DLT）連接器與全額結算系統（RTGS）向市場發行央行數字貨幣，然后銀行系統通過分布式賬本（DLT）連接器與網絡產品界面設計等向用戶流通央行數字貨幣，從而全面促進Ubin項目的發展。

圖1 新加坡Ubin項目的運行架構

資料來源：作者繪制

▼（三）開展概念驗證實驗的單一中央銀行制國家：以加拿大為代表

單一中央銀行制是全球主流發展模式，它是指某個國家（地區）只設立獨家中央銀行和執行職能的機制。作為單一中央銀行制國家，為了實現更新支付系統的可能技術選擇，加拿大中央銀行于2016年牽頭設立了賈斯珀項目（Jasper），該項目的主要內容是開展三階段的概念驗證實驗，在基本支付場景下驗證數字貨幣的應用可行性。

通過階段性實驗，加拿大發現央行數字貨幣首先存有某些法律風險：在用戶認證階段，存在結算方加入和一般用戶掛靠的合規風險；在交易階段存在數據處理泄漏結算雙方隱私信息的風險；在清算階段，概念驗證（POC）信用管理復雜且風險較大；在結算階段因采用見證人機制削弱了系統的可靠性。其次，Jasper階段性報告指出，加拿大目前將國際金融市場基礎設施原則（PFMIs）應用于該項目的監管實驗中，要求該項目在銀行間結算和財務管理系統等方面采取國際PFMIs的法律治理基礎作為應用指南，以維護金融市場秩序和貨幣體系穩定。在結算風險管理方面，Jasper項目要求法律為用戶的資金逆轉風險提供有效的制度保障。最后，商業銀行的代理行為必須置于嚴格的法律監管之下，在增強用戶支付透明度、保護個人隱私信息和降低信用流動風險等方面配置明確的法律條文。

四、國際競爭格局下中國現代中央銀行數字貨幣的發展制度構建

傳統現代化消解了等級僵化的農業社會，開創了工業社會的結構圖景。當今現代化，同樣消解了工業化的輪廓，央行數字貨幣形態在現代化的連續性中悄然形成，對傳統貨幣制度帶來了較大沖擊。為維護貨幣主權，形成國際貨幣競爭力，多國根據自身資源稟賦深化貨幣變革，基于中央銀行體制形成了三種不同的央行數字貨幣發展矩陣。在現代化貨幣變革背景下，我國同樣需要充分借鑒央行數字貨幣的國際發展經驗，結合我國本土發展實情，從法律政策、金融監管與技術制度角度構建現代中央銀行數字貨幣的發展制度（見下圖2）。

圖2 現代中央銀行數字貨幣的國際經驗及其中國路徑

資料來源：作者繪制

▼（一）加強法律制度供給，構建現代中央銀行的法律政策框架

發行權是貨幣發展的基礎，我國可以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銀行法》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幣管理條例》修改，明確央行數字貨幣的發行權屬。一方面，由全國人大對《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銀行法》立法解釋，明確央行數字貨幣的法律地位以及發行主體，即央行數字貨幣的法律地位是法定貨幣，央行數字貨幣的發行主體是中國人民銀行。另一方面，由國務院修訂現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幣管理條例》，完善法定貨幣的表現形式與制作方式，即將物理形態人民幣（紙幣、硬幣等）的表現形式擴展至數字形態的人民幣（數字人民幣），貨幣制作形式包括物理形態的貨幣制作與數字形態的貨幣研發。

其次，通過法律制定與修訂的方式，不斷完善央行數字貨幣的信息保護。通過立法明確只有中央銀行在符合“告知-同意”的法律要求下，才可以合法讀取和處理用戶信息。堅持“預防為主，打擊為輔”的法律原則，對于本土央行數字貨幣使用中產生和收集的用戶信息，應通過立法事先預防信息泄露，然后明確承擔央行數字貨幣的信息保護責任主體與范圍，打擊泄露和濫用用戶信息行為，明確相應的法律懲戒及其法律責任。

▼（二）完善現代金融監管，推動央行數字貨幣的系統性金融風險防控

對于快速發展中的央行數字貨幣而言，我國既需要重視其內在的創新發展性，也要重視其內在的風險破壞性，有必要完善現代金融監管，采取創新監管與全流程監管，推動央行數字貨幣的系統性金融風險防控。

首先，創新監管沙盒模式，穩步推進央行數字貨幣的發展。貨幣中性（貨幣面紗論）認為貨幣僅僅起到價格標準作用，而現實中貨幣不僅是交易媒介，更是債務創造者，中國當前經濟面臨的最大難題是不是價格標準，而是貨幣的債務問題，要防止因是市場經濟內在的貨幣不穩定性而引發的系統性風險問題。對于貨幣內生的不穩定性，有些國家（新加坡、加拿大等）創新監管沙盒模式，穩步拓寬央行數字貨幣的應用場景，促進了央行數字貨幣的平穩發展；有些國家（委內瑞拉）過于強調創新而盲目上線石油幣（Petro），忽視了必要的理論驗證與金融監管，導致央行數字貨幣失敗告終，并引發了相應的金融風險。對此，我國可以吸取海外國家的監管沙盒經驗，充分結合我國央行數字貨幣的本土化發展情況，積極構建中國版監管沙盒模式。具言之，本文建議由“申請-評估-測試-退出”四階段構成，逐步完善監管沙盒模式的準入與退出條件，我國可以先在某些發達省市（北京、上海、深圳等地）試點監管沙盒，待其測試成功后向全國逐步推廣，從而有效平衡央行數字貨幣的創新發展與風險防范的關系，避免出現委內瑞拉式失敗結局。

其次，建立央行數字貨幣的全流程監管制度體系，有效防控系統性金融風險。一是在市場準入監管制度層面，嚴格經營者與消費者適格性：關于經營者適格性，任何數字貨幣經營者須取得國家監管機構的審批，領取貨幣牌照與營業執照，方可經營央行數字貨幣業務，并接受監管部門的年檢或者獨立第三方的風險評估；關于消費者適格性，我國應不斷完善個人征信體系，從征信源頭規范央行數字貨幣的使用，防范信用狀況較差者透支使用和消費。二是在業務運營監管制度層面，完善央行數字貨幣的發行與流通制度，將金融風險降至最低：對于央行數字貨幣的發行，我國可以實施“雙層”發行架構，最大化鞏固人民銀行的中心地位與釋放商業銀行的基礎地位，緩解中央銀行負擔與金融脫媒風險；對于央行數字貨幣的流通，因其便捷性與可控匿名性，央行數字貨幣對流通中貨幣產生替代效應，可能導致商業銀行存款規模與信貸能力產生負面影響，恐將誘發商業銀行的信貸創造風險與擠兌危機，所以我國金融監管機構應增強相應的風險監測和預警監管，防范銀行流動性危機。

▼（三）夯實技術制度基礎，促進央行數字貨幣國際競爭與技術安全建設

在新一代信息技術驅動下，央行數字貨幣的試點地區不斷擴大、交易筆數持續增加、交易金額穩步上揚，必然要求央行數字貨幣具備現代化的技術制度與相應的金融基礎設施。

首先，深化技術應用，通過夯實央行數字貨幣的金融基礎設施服務，促進央行數字貨幣的國際競爭力。央行數字貨幣具有技術不完善性與容量有限性，當其發生多頻交易時，容易發生網絡擁堵與交易風險，因而有必要夯實其金融基礎設施：一是央行數字貨幣不能如委內瑞拉在非成熟時機推出石油幣（Petro）便導致失敗告終，而應當通過技術反復驗證后推出，為其流通提供足夠的網絡容量并保持高速暢通，不斷豐富金融基礎設施中的支付體系及其相應的配套系統，從技術上促進央行數字貨幣的國際競爭水平。二是中央銀行通過深化技術應用，加強相應的技術監管，利用大數據對大額與異常交易信息監測，分析交易信息與用戶行為特征，從而避免金融機構對用戶數據的濫用，打擊洗錢、數據外泄等違法犯罪行為。

其次，夯實技術標準及其規范，保障技術安全。我國全面推行本土化央行數字貨幣，需要通過可控匿名方式，對匿名實施違法犯罪行為保留必要的核查手段，建議對央行數字貨幣的交易行為特征而非具體交易內容智能識別，從而平衡個人與國家技術安全。另外，我國應與其他國家與地區加強技術合作與監管聯動，構建國際貨幣協調合作治理機制，提升國際貨幣競爭的技術制度的話語權：通過技術互助推動央行數字貨幣的國際化發展與技術創新；通過監管聯動促進央行數字貨幣的金融風險防范與技術安全。

編輯 | 聶思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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