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回我們說到，國共談判，因蔣介石出爾反爾，已步如死胡同。

然而，就在“疑無路”之際，忽地又“柳暗花明”。

12月12日凌晨，在西安發生了震驚世界的事變——張楊兩將軍下令扣押了蔣介石。

捉蔣亭

這是扭轉中國歷史的時刻。

隨著時間的推移，各方的反應紛至沓來。

最初的五天“三方”的態度是：

張楊一方：當天發布第一號、二號《號外》和通電全國的“八項主張”，通過“兵諫”，“停止內戰”，“逼蔣抗日”。

《號外》

中共一方：兩種意見。毛澤東、朱德、張國燾等主張“成立抗日政府”，“審蔣”；周恩來、張聞天等，勸和，和平解決。

南京一方：主戰派以何應欽、戴季陶為首，主張“討逆”，軍事解決；主和派以宋美齡為首，主張斡旋，和平解決。

國共雙方“討逆”和“審蔣”此時占上風。

嚴重的對立，出現在15日和16日。

15日，毛澤東等15名紅軍將領發出《致國民黨國民政府電》，明確提出：

“罷免蔣氏，交付國人裁判。”

16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議決《討伐張學良叛逆》，作出三項決定。同日，國民政府發布《討伐張學良令》，何應欽走馬上任討逆總司令。

大戰一觸即發。

此時，兩架專機先后降落在西安，分別載著國共特使端納和周恩來。

端納和張學良

實事求是地說，張楊發動西安事變并不是中共在背后指使的。

自從老蔣10月22日以“避壽”為名、實為逼迫張楊“剿匪”以來，張楊不斷地“言諫”，但老蔣鐵了心要“剿匪”。

12月6日，老蔣攤牌：

“如不愿剿共，則將東北軍調至福建，第17路軍調至安徽，讓出陜甘兩省，由中央軍進剿。”

楊虎城建議“兵諫”。

第二天，張學良抱著一線希望再次“苦諫”，甚至“哭諫”。

老蔣炸毛了，說出了最為強硬的話：

“現在你就是拿槍把我打死，我的剿共計劃也不能改變！”

隨后，楊虎城亦勸說無效。

12月7日，張、楊定下定了“兵諫”決心。

張楊在部署，老蔣也在“磨刀”。

12月11日，蔣介石給陜西省主席邵力子送達手諭。密囑駐陜《大公報》記者“放風”，要以蔣鼎文、衛立煌取代張、楊。

蔣介石還決定于12月12日頒布第六次“剿共總攻擊令”。張、楊如不服從，便以違令處置。

蔣介石終于“作繭自縛”。

西安事變這一改變中國歷史進程的重大事件，與毛澤東布局張楊“聯共抗日”也是密不可分的。西安事變能夠和平解決，周恩來功不可沒，他曾說“這是我們一生中最困難的決定”。

毛澤東不愧為偉人，他能夠總攬全局，審時度勢，又與時俱進。

尼克松在回憶錄《領袖們》一書中寫道：

“沒有毛澤東，中國革命不會星火燎原。沒有周恩來，中國革命將如火如荼燒下去，直至化為灰燼。”

這個評價恰如其分。

隨著時間的推移，各方的反應紛至沓來，毛澤東開始重新考慮如何落子。

在政治斡旋的同時，軍事手段同步跟進。

事變發生后，張、楊忙著收縮兵力，以對付進攻的蔣軍。膚施原是西北軍駐守，如今要撤防，城里空虛，只剩下一些保安隊。而張揚派來接周恩來到西安的飛機只能在膚施降落。

毛澤東決定：搶占膚施！

17日凌晨2時，紅軍未發一槍，占領了膚施，從此改稱延安。

對于中共來說，西安事變尚無眉目，卻先贏了一步棋：占領延安！

比起保安來說，延安大得多。延安是陜北最重要的城市。中共中央機關于1937年1月10日由保安遷往延安。從此，延安成了中國的紅都。

延安

周恩來一到西安，和張學良經過商談，定下了和平解決的決心。緊接著周恩來晤見楊虎城，楊虎城對中共“以德報怨”非常感動。

就這樣，周恩來成功地構筑了“張、楊、中共”這“三位一體”。

當天深夜，周恩來便致電“毛并中央”，報告談及處置蔣介石的意見：

“在策略上答應保蔣安全是可以的，但聲明如南京兵挑起內戰，則蔣安全無望。”

電報中，周恩來報告了他與張學良商定的五項條件，因為宋子文即將來西安談判，將以這五項為談判條件：

一 停止內戰，中央軍全部開出潼關；
二 下令全國援綏抗戰；
三 宋子文負責成立南京過渡政府，肅清一切親日派；
四 成立抗日聯軍；
五 釋放政治犯，實現民主，武裝群眾，開救國會議，先在西安開籌備會。

看到這封電報，毛澤東終于舒了一口氣。再說拘押之中的蔣介石。

12日上午10時，張學良便來見他，蔣介石則稱：“余身可死，頭可斷，肢體可殘戮”，而“人格與正氣不能不保持！”

14日下午5時，端納見蔣介石，呈送了宋美齡之信。信末有“戲中有戲”四字。

蔣介石心知肚明，有觸動。

端納翌晨又晤蔣介石，添了一把火：

“只要您答應他們的主張，他們還是忠心地擁護您做領袖。”

端納強調：全中國人和許多西洋人也贊同這樣的政見。

然后給老蔣戴“高帽子”：

“您若是接受他們的主張，今后將更成為世界的偉人；若是拒絕接受，勢必將成為渺小的人物。國家和委員長個人的安危榮辱全系于委員長自己心思的一轉。”

端納以客觀立場講這番話，蔣介石很受用。

16日下午，端納再見蔣介石，轉達宋美齡的一句話：“寧抗日勿死敵手！”

蔣介石為之一震，態度開始有所轉變。

17日下午，“敵手”周恩來抵達西安，又一次震驚了蔣介石。

理所當然，日本和蘇聯方面的態度，也是眾所關注的。

日本是“靜觀其變。”

蘇聯的表態，出人意料：第一，撇清關系；第二，并不支持西安事變；第三，指責這是日本玩弄的政治陰謀。

南京政府自然不相信。13日行政院副院長孔祥熙召見蘇聯駐中國代辦，明確地提出：

如蔣公安全發生危險，則全國之憤慨，將由中共而推及蘇聯，將迫我與日本共同抗蘇。

陳立夫在事變一發生，便急尋潘漢年，想借共產國際對中共施加影響。

實際上，中共中央在12日晚和次日，曾三次電告共產國際。

13日夜，共產國際的復電到達。

斯大林反對“倒蔣”，與毛澤東當時主張相左。

斯大林

宋美齡、宋慶齡也找潘漢年，要求他向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反映：

只要蔣介石的生命安全，什么問題都可以商量。

潘漢年如實地向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反映了二宋的意見。

世上沒有一貫正確的人。毛澤東改變了對蔣策略。

隨著各方的反應紛至沓來，毛澤東開始重新考慮如何處置老對手蔣介石。尤其是周恩來17日飛抵西安之后，當夜發來電報，提出“保蔣安全”，毛澤東認為在理。

緊接著，18日上午，周恩來又發來一電，更促使毛澤東改變對蔣策略。

周恩來在電報中報告：

南京親日派目的在造成內戰，不在救蔣。宋美齡函蔣：寧抗日勿死敵手。孔祥熙企圖調和，宋子文以停戰為條件來西安，在巴黎治病的親日派汪精衛將回國……
蔣態度開始（時）表示強硬，現亦轉取調和，企圖求得恢復自由。

這一連串的變化，終于使毛澤東決定改變對蔣介石的處置。由“審蔣”回到“逼蔣抗日”。

12月19日，在保安中共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上，確立了和平解決的方針。

20日，宋子文飛抵西安。

周恩來馬上托人轉告宋子文：

“只要蔣先生抗日，共產黨當全力以赴，并號召全國擁護國民政府，結成抗日統一戰線。”

21日，中共中央書記處致電周恩來，提出了五個條件，請周恩來與張、楊商談，作為與蔣介石談判的條件。電報指出：

“在上述條件有相當保證下恢復蔣介石之自由。”

這樣，毛澤東由“審蔣”、“罷蔣”轉到“逼蔣抗日”，轉到答應條件可以“放蔣”了。

21日，潘漢年也收到毛澤東電報，要他速告陳立夫。

這下宋美齡下定了飛往西安的決心。

22日上午宋美齡、宋子文、端納、戴笠、蔣鼎文到達西安，開始了西安和平談判。

宋美齡與端納

用宋美齡后來的話來說：“西變局勢是端納奠了基，宋子文起了墻，而我蓋上了頂。”

蔣介石對宋美齡、宋子文談了關于談判的意見：

改組政府，三個月后開救國會議；改組國民黨，同意聯俄聯共。

蔣介石的這些意見，表明他的態度有了明顯的轉變。不過，他又不想丟了“領袖”身份，附加了兩個條件：

第一，他本人不出頭，由宋氏兄妹代表他談判；
第二，商定的條件，他不作任何書面簽字，而是以“領袖的人格”來保證。

姜還是老的辣。

23日上午，秘談在金家巷張公館會議室舉行。

宋子文

蔣介石派出的代表是宋子文。談判的對手是張學良代表東北軍、楊虎城代表第17路軍、周恩來代表中共。

在“三位一體”之中，周恩來成了主角。

談判一開始，就由周恩來代表中共及紅軍提出六項主張：

一 停戰、撤兵至潼關外。
二 改組南京政府，排逐親日派，加入抗日分子。
三 釋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權利。
四 停止“剿共”，聯合紅軍抗日，共產黨公開活動（紅軍保存獨立組織領導。在召開民主國會前，蘇區仍舊，名稱可冠抗日或救國）。
五 召開各黨派各界各軍救國會議。
六 與同情抗日國家合作。

當天下午，周恩來與宋美齡見了面。

周恩來對宋美齡說：只要蔣介石同意抗日，中共擁護他為全國領袖。

第一天的會談剛一結束，周恩來便致電中共中央，匯報了談判情況。

宋子文、宋美齡亦向蔣介石轉達了周恩來的意見。

24日繼續談判。

二宋對六天作了回應，有關檔案顯示：

一 孔、宋組行政院，宋負絕對責任保證組織滿人意政府，肅清親日派。
二 撤兵及調胡宗南等中央軍離西北，兩宋負絕對責任。蔣鼎文已攜蔣手令停戰撤兵（現前線已退）。
三 蔣允許歸后釋放愛國領袖，我們可先發表，宋負責釋放。
四 目前蘇維埃、紅軍仍舊。兩宋擔保蔣確停止“剿共”，并可經張手接濟（宋擔保我與張商定多少即給多少）。三個月后抗戰發動，紅軍再改番號，統一指揮，聯合行動。
五 宋表示不開國民代表大會，先開國民黨會，開放政權，然后再召集各黨各派救國會議。蔣表示三個月后改組國民黨。
六 宋答應一切政治犯分批釋放，與孫夫人商辦法。
七 抗戰發動，共產黨公開。
八 外交政策：聯俄，與英、美、法聯絡。
九 蔣回后發表通電自責，辭行政院長。
十 宋表示要我們為他抗日反親日派后盾，并派專人駐滬與他秘密接洽。

這十條，表明二宋和“三位一體”的談判取得了雙方都滿意的結果。

談判結束后，24日晚，蔣介石會晤了周恩來。

1980年問世的《周恩來選集》上卷，首次公開發表周恩來《關于西安事變的三個電報》，其中寫及了蔣、周會晤的內容：

蔣已病，我見蔣，他表示：
（甲）停止“剿共”，聯紅抗日，統一中國，受他指揮。
（乙）由宋、宋、張全權代表他與我解決一切（所談如前）。
（丙）他回南京后，我可直接去談判。

經過兩天的談判，“放蔣”也就定下來了。

宋美齡要求“放蔣”的日期是25日，這天是圣誕節，她和蔣介石都是基督教徒。

孔祥熙則要求張學良“護送委員長安全返回”。

25日張學良知道周恩來不同意他送老蔣，就未通知他，又恐夜長夢多，在老蔣未簽字的情況下，直接護送他回去。

中共始料未及，也為以后談判艱難買下“楔子”。

蔣介石也曾勸張學良不要送他。楊虎城也愿代他陪送。但張學良堅持由己見，并在飛機旁寫一手令交給楊虎城：

“從今日起，你代理我的職務，萬一有事，東北軍聽你和于學忠指揮。”

蔣介石也要把戲演足。

起飛前，他對張楊復述了一遍六項條件，說道：

“我答應你條件，我以領袖的人格保證實現，你們放心，假如以后不能實現，你們可以不承認我是你們的領袖。”
“今天以前發生內戰，你們負責；今天以后發生內戰，我負責。今后我絕不剿共。”

這次老蔣面子丟大了，他開始思考怎樣找回場子。

圣誕節之夜，在洛陽他把在飛機上打好的腹稿，口授秘書陳布雷，命他當夜揮就三千余字的《對張楊的訓詞》，以便明日可在洛陽發表，而一到南京亦可馬上交給各報。

此文實際上就是蔣介石回南京后對時局的聲明，同時為處置張楊埋下伏筆。

在保安的窯洞里，毛澤東正在反復研讀周恩來發來的急電，因為蔣是口頭承諾，毛澤東迅即對“蔣走張去”這一重大變化作出反應。

他給彭德懷、任弼時發電報，通報了“蔣走張去”情況以及他對時局的估計，并要求野戰軍仍速開咸陽集中。

蔣介石剛回南京，便繼續演戲，發表了“應對我中央及全國同胞引咎” 的通電。

同時，欺騙張學良給他寫了一封“認罪書”。

張學良后來說并不知道蔣介石要發表此信，“否則我不寫”。

在報章上最引人注目的，莫過于蔣介石的《對張楊的訓詞》。

毛澤東馬上作出反應。28日，毛澤東寫出關于《對張楊的訓詞》的評論。

毛澤東伏案工作

毛澤東的《關于蔣介石聲明的聲明》強調：

蔣氏已因接受西安條件而恢復自由了。今后的問題是蔣氏是否不打折扣地實行他自己“言必信，行必果”的諾言，將全部救亡條件切實兌現。

毛澤東和蔣介石這番“書面對話”，為西安事變降下了大幕。

但老蔣的戲還沒演完。西安事變使他太失面子，更讓他多年的心血付諸東流，“此次事變為我國民革命過程一大頓挫。八年剿匪之功預計將于兩星期（至多一個月）可竟全功者，幾全毀于一旦。”

他不甘心，但“退一步海闊天空”。

一回南京，他就提出：“特呈請辭去行政院長及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職務。”

可他“再三辭職”，未能獲準：“經國民政府與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加以慰留，但給假一個月借資療養。”

既然“給假一個月”，他就準備回老家奉化溪口休養去。

可對“犯上作亂”的張學良總得處理后了再走吧，否則鬧心。

對張學良他頗為頭疼：放也不是，殺也殺不得。

但老將畢竟是“老戲骨”，他再次粉墨登場。

31日上午，戴笠通知張學良，馬上去開軍委會會議。

戴笠

張學良到了那里，才知道是軍委會高等軍法會審對他進行審判。

審判長為李烈鈞，國民黨元老，力主抗日。老蔣也真煞費苦心。

張學良慷慨陳詞：抗日無罪。

如今站在被告席上，他五味雜陳，再也無所顧忌，竟掏出隨身所帶的《銑電》，公之于眾，以正視聽。

《銑電》，亦即1931年9月16日，蔣介石發給張學良的電報：

無論日本軍隊此后在東北如何挑釁，我方應不予抵抗，力避沖突。吾兄萬勿逞一時之憤，置國家民族于不顧。

正是這個《銑電》，東北軍流離失所，他張學良替蔣介石受過，背負罵名；也正是這個《銑電》，促使他張學良發動了西安事變。

高等軍法會審不過走個形式，上午當即就以“對上官暴行脅迫案”作出判決：

張學良首謀伙黨對于上官為暴行脅迫，減處有期徒刑十年，褫奪公權五年。

判決公布，舉國嘩然。

當天下午2時，事情又發生逆轉。

蔣介石派人送一呈文至國民政府，請求特赦張學良。

上午審張，下午赦張，老蔣的演技絕了！

但西安的軍人不買賬。

1937年元旦，東北軍、西北軍集結在西安西關操場，抗議蔣介石扣張。楊虎城發出號召：“踏上民族解放斗爭的血路！”

于是，元旦起，何應欽下令，中央軍分五路朝西安挺進。

楊虎城當即作出反應，設立七道防線，針鋒相對。

形勢陡然緊張。

自從審張之后，張學良便“失蹤”了，他被秘密轉移到了南京西面中山外孔祥熙公館軟禁。

收到蔣介石赦張的呈文后，1月4日上午，國民政府委員會召開會議，作出重要決議案：

“張學良所處十年徒刑，準予赦免，仍交軍事委員會嚴加管束。”

這樣幽禁張學良、而且沒有規定時限就有了法理依據。

從此，張學良開始了五十多個春秋的幽禁生活。

從審張、赦張到幽張，蔣介石終于解決了令他困惑不已的一道政治難題，而且成功地挑起了西安形勢再度緊張。

1月2日，他和宋美齡拍屁股回老家“度假”去了，承諾的事也丟到一邊了。

但毛澤東不依不饒：一要逼蔣兌現承諾，二要給西安“降溫”。

1月5日，毛澤東、張聞天的密電發到潘漢年手中，要求找宋子文落實老蔣的承諾。

本來準備派周恩來去，但因張學良的遭遇，毛澤東擔心“此時則無人能證明恩來去寧后，不為張學良第二。”

第二天，毛澤東又致電周恩來、博古：“恩來此時絕對不應離開西安”，應該歡迎張沖來西安協商。

宋子文同意。

中共中央一邊幕后斡旋，一邊又公開通電。

1月8日以中共中央、蘇維埃中央政府名義致電“南京國民黨、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諸先生”，以及“奉化蔣介石先生”：

此時蔣先生應挺身而出，制止禍國殃民之內戰重新爆發。

蔣介石考慮到“河東防務未固”，便于1月14日命令前方各軍：

非得總攻擊令，不許對西安方面發動攻擊。而總攻擊令必須由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下達。

一觸即發的內戰得到緩解，但“火藥桶”還在。

鑒于蔣介石在西安不肯簽字，毛澤東要求潘漢年在談判中“要求蔣先生保證和平解決后不再發生戰爭，望與蔣先生商量這種保證問題。”

經過潘漢年、宋子文會談，蔣介石答應了和平解決方案，但還是不簽字。

因為中共心腹大患，他不能讓簽字作繭自縛。

2月2日蔣介石前往杭州，繼續“休息”。

幕后的斡旋，終于有了結果。

他剛到杭州，便忙著調兵遣將，向西安進發。因為經過密商，楊虎城和中共已同意中央軍和平進入西安。

楊虎城迫于無奈，與南京政府達成協議：

一、張學良所部東北軍開出潼關至蘇皖邊境整編；
二、楊虎城出國，所部西北軍撤至三原整編。

2月8日，中央軍進駐西安。次日，西安行營主任顧祝同與尚在西安的周恩來，開始了“顧周”新一輪國共會談。

蔣介石在杭州遙控指揮，毛澤東在延安指揮若定，“顧周”會談，成了間接的“蔣介石—毛澤東”的“對手棋”。

除了顧祝同之外，國民黨代表還有張沖、賀衷寒；中共代表還有葉劍英。

葉劍英和周恩來、博古

這次談判盡管曲折，但總算談成了三件事：

一 同意紅軍在西安設立辦事處；
二 紅軍改編為三個師；
三 從3月開始國民黨給紅軍軍餉接濟。

這三件事能夠談成，也算不易。原來蔣介石“開價”：紅軍改編1.5萬人，“不能再多”。毛澤東“還價”：紅軍編5萬人，“力爭超過此數”。好不容易才算談定了個雙方認可的價：紅軍改編三個師，即2.25萬人。蔣介石在給顧祝同的電報中提及：有關政治問題，“由恩來來京另議可也”。這樣，國共談判也就接著升級，由“顧周”升為“蔣介石—周恩來”，談判的地點也由西安轉到杭州。

就在西安談判進行之中，國民黨將在2月中旬召開五屆三中全會，對西安事變以來的政局作出決策。

這是一次重磅會議，毛澤東來了個先聲奪人。

在會議召開前五天，中共中央便發出了《給國民黨三中全會電》的電報，提出了“四五方案”，將了蔣介石一軍。

電報申言：

當此日寇猖狂，中華民族之存亡千鈞一發之際，本黨深望貴黨三中全會，本此方針，將下列各項定為國策：
一 停止一切內戰，集中國力，一致對外；
二 言論集會結社之自由，釋放一切政治犯；
三 召集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代表會議，集中全國人才共同救國；
四 迅速完成對日抗戰之一切準備工作；
五 改善人民的生活。

如果國民黨三中全會能夠接受五項要求，則中共愿作出了四項保證，中共中央的四項保證是：

一 在全國范圍內停止推翻國民政府之武裝暴動方針；
二 蘇維埃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與軍事委員會之指導；
三 在特區政府區域內實施普選的徹底的民主制度；
四 停止沒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堅決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共同綱領。

這份電報，是中共綱領性的文件。

1937年2月15日，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在南京拉開帷幕。

這次會議，面臨著兩大難題：一是對日關系，二是國共關系。

國民黨內各派紛紛登臺亮相。

右翼頭目汪精衛力主“抗日必先剿共”。

左翼首領宋慶齡、何香凝力主“聯共抗日”。

楊虎城重提西安事變時的“八項主張”。

蔣介石作了關于西安事變的報告：“張學良等突然構亂”，是“凌亂紀綱”。

盡管蔣介石竭力否定西安事變，然而西安事變畢竟深刻影響了大會。大會通過了《宣言》：

如果領土主權“蒙受損害，超過忍耐限度，而決然出于一戰”。

蔣介石也在聲明中說：

“如果讓步超出了限度，只有出于抗戰之一途。”

這是蔣介石的言論中第一次出現“抗戰”一詞。至于如何對待共產黨，爭論益發白熱化。

大會通過了《關于根絕赤禍之決議案》，仍希冀“根絕赤禍”。不過，細細推敲這《決議案》，可以發覺其中又曲曲折折地接受了中共關于國共合作的建議。

以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為標志，在全國停止內戰一致抗日進入新階段。

國民黨三中全會在對共產黨問題上，表示可以進行談判，確定了國共合作的原則。

國共即將談判的消息傳出，各界猜測紛紛。甚至竟有傳聞，蔣介石要派毛澤東出洋。既然蔣介石愿意跟周恩來談判，中共中央書記處事先擬好了關于談判的15條意見，交周恩來帶去。

3月下旬，周恩來飛抵西子湖畔，與蔣介石談判：

關于政黨合作。蔣介石要求不必談與國民黨合作，只是與他合作，這個問題如能解決，其他具體問題自可放寬一些。合作的綱領由中共負責起草；周恩來表示中共“擁蔣”是建立在15條基礎上的。

關于軍隊。周恩來提出“紅軍改編后的人數須4萬余人”，高于西安談判達成的2.25萬人，蔣介石只同意“最多2萬。”

綜觀蔣介石這次的談話意圖，中心在領袖問題。

1937年4月2日，周恩來回到延安。

毛澤東在聽取匯報后，作出了重要判斷：“三中全會是國民黨國策基本轉變的開始。”

于是，4月7日、20日，毛澤東兩度召集政治局委員們開會，討論起草國共共同綱領。國共合作的消息，在延安傳開，許多人想不開，一度引起了思想混亂。4月12日，毛澤東在西北青年第一次救國代表大會上發表演講，親自釋疑。

圖毛澤東4月15日，中共中央執行委員會又發表《告全黨同志書》。這一長達萬言的文件，向中共黨員們解釋了種種關于國共合作的疑慮。這一文件明確指出：我們主張“聯蔣抗日”與“國共合作”。

這一回，周恩來帶來了蔣介石的密碼。

于是，國共之間接通了“熱線”。

中共擬出了國共共同綱領草案后，5月23日，周恩來和林伯渠到洛陽見蔣介石。

蔣介石這時又開始打太極了。他說：“這里談話不方便。國民黨不久將在廬山召集一次全國各界人士的救國談話會，我們也到廬山去談判吧！”周恩來迅即電告毛澤東。5月25日，“洛、博、毛”給周恩來發來很長的電報，規定了在與蔣介石談判時的條件。其中，“須力爭辦到者”有五條，現照錄兩條：

特區政府委員九人名單為林伯渠、張國燾、秦邦憲、徐特立、董必武、郭洪濤、高崗、張沖、杜斌丞。紅軍設某路軍總司令部，總司令朱德，副司令彭德懷（但準備讓步設總指揮部）。至少四個師，1師長林彪，2師長賀龍，3師長徐向前，4師長劉伯承。先發表上述六人，余俟后呈請委任。

這樣，周恩來再度負命穿梭于毛澤東和蔣介石之間。

6月4日，周恩來抵達廬山。8日“蔣介石—周恩來”會談，在“美廬”里進行。

談判一開始，蔣介石又故伎重演，“王顧左右而言他”。

周恩來這次是專門來討論由中共方面起草的國共共同綱領，這個綱領毛澤東和周恩來反復切磋，中共中央政治局反復研究，這才寫出了《關于御侮救亡、復興中國的民族統一綱領（草案）》，多達52條。

可是，蔣介石竟然說，這一回不討論綱領。好在周恩來對蔣介石反復無常早有心理準備。

這一回，蔣介石提出了一個新主意，說是國共要合作，那就得成立一個“國民革命同盟會”。

周恩來不得不就這個“國民革命同盟會”跟蔣介石切磋起來。

繞來繞去，核心還是他要當領袖，“共黨不能太大”。

此時，老蔣圖窮匕見。

他說，毛澤東、朱德不要“坐鎮”延安，應該到南京來當差，他甚至更露骨地說，要安排朱、毛“出洋考察”。

難怪此前就傳出毛澤東“出洋”的“馬路消息”，老蔣早就“深謀遠慮”。

“出洋考察”，是他的慣用伎倆，而且老蔣已用得“爐火純青”：

他借廖仲愷被刺案，迫使政敵胡漢民“出洋考察”；

西安事變后，他幽禁不了楊虎城，迫使他“出洋考察”；

如今要毛澤東、朱德“出洋考察”，無非是“驅逐出境”。

周恩來理所當然拒絕了蔣介石這等無理要求。研究了許久，結果還是扔進了廢紙簍。

但這一回，廬山上的談判，倒退了。

預知后市如何，傾聽下回分解。

參考資料：《毛澤東與蔣介石》、《紅流紀事：西安事變揭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