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在古代通史當中是一個繞不開卻又無法言明的政權，早在2500多年前的春秋時期，孔子就曾發出感慨：“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

說明，孔子是堅信夏朝的存在的，但同時又不得不感慨夏朝留下來的資料實在太少。在先秦時，有關夏朝的歷史記載大多散見于《尚書》《詩經》《左傳》等史書當中，缺乏系統的梳理。直到西漢司馬遷編撰《史記·夏本紀》，夏朝歷史才有了專著。

在此后的2000多年歷史長河中，只有《竹書紀年》的意外出土對夏史略有增益，為夏朝的歷史擬定了471年的年代框架，這也成為后來夏商周斷代工程判定夏始年的重要依據。

上世紀20年代，隨著西方思想的廣泛傳播，中國史學界萌生了“疑古”思潮，對包括《史記》在內的眾多古典文獻提出了大量質疑，比如陳夢家認為夏史其實是從商史中分出的，楊寬也認為“夏史大部為周人依據東西神話輾轉演述而成”，胡適甚至公開做出“東周以上無信史”的論斷。

但隨著殷墟考古的現世，國內“疑古派”和國外學者對于商朝的質疑之聲戛然而止，轉而開始強調“商朝以前中國沒有國家，還未形成文明”。

為了徹底解決夏朝無實證的窘況，徐旭生先生按照《史記》所梳理的夏人活動區域，前往豫西和晉南開啟了對夏墟的尋找，并于1959年在河南偃師發現了二里頭遺址，拉開了夏文化的序幕。

二里頭考古發現之初，因為受到《漢書》“（偃師）尸鄉，殷湯所都”記載的影響，這處發現有宮殿建筑群的大型都邑遺址，在長達20年的時間里一度被史學界認為是商湯都城西亳。

1983年，考古工作者在二里頭東北6公里外發現了偃師商城，在文化屬性上與1950年發現的鄭州商城同屬于二里崗商文化系統，印證了漢代以來傳聞的湯都在偃師的傳聞。

而與此同時，考古工作者又在河南新密新砦遺址、洛陽東干溝遺址發現：二里頭文化疊壓在河南龍山文化之上，而在偃師二里頭和鄭州洛達廟遺址又發現二里頭文化被疊壓在二里崗文化之下。

這種考古學上的地層關系充分說明，二里頭文化是一種早于二里崗文化但又晚于河南龍山文化的考古學遺存。所以，原本被認為是湯都的二里頭，就有了兩種可能歸屬：第一種，二里頭文化是比二里崗商文化還早的商朝或商族遺存；第二種，也就是考古工作者們最期待的結果，二里頭文化是夏朝遺存。

二里頭究竟姓夏還是姓商呢？

由于二里頭遺址始終未能發現自證屬性的資料，所以，以鄒衡為代表的中國考古工作者采取了文化比較法，即拿二里頭出土器物去和已明確知道是商文化的器物對比：二里頭晚期常見的爵、簋、小口甕、罐等在二里崗下層文化中少見，而二里崗下層出現的鬲器物在二里頭晚期也十分鮮見。

最終得出：在時空框架內，二里頭文化是早于二里崗商文化但又不屬于商文化序列的遺存，與夏商兩個政權前后相繼的時空位置吻合；在分布范圍上，二里頭文化在豫晉陜冀四省均有發現，且主要集中在豫西和晉南一帶，與文獻記載的夏朝統治區域吻合。

這種文化歷史學的考古學研究方式，并非中國考古工作者的“閉門造車”，它最早由英國考古學家柴爾德在20世紀20年代創立，并被包括西方在內世界各國的考古學家所采納。

由于有“物證”出土，又延引的是西方的研究方法，所以，二里頭姓“夏”，就基本成了中國考古學界的共識。

1990年5月，恰逢美國洛杉磯舉辦了“夏文化國際研討會”，中國考古學家鄒衡帶隊參會。就在中國學者們帶著二里頭考古發現信心滿滿地準備向大會論述哪種考古學文化是夏文化時，大會的議題卻詭異的變成了“夏朝究竟是否存在”。

除了日本學者沒有公開否定夏朝外，幾乎所有的歐美學者都對夏朝持批判和否定態度，認為夏朝不過是神話傳說，就連中國學者采用的被西方廣泛接受的“柴爾德”文化比較法，也西方學者批駁，認為“考古學文化概念只適合于研究小規模的、相對封閉的、較為定居的史前社群。由于在復雜社會中，社會和經濟的差異會形成文化的多元性，考古學文化在觀察這樣的社會時就成為不適當的衡量手段。”

這一風向轉變，讓中國學者們始料未及。也正是這次事件的導火索，間接促成了國家集舉國之力科技攻關的決心。

1996年，國家夏商周斷代工程正式啟動，170多位來自不同領域的專家學者耗時5年，分別采取考古、天文以及最新的加速器質譜法進行碳14測年等方式，系統論證了夏文化的存在。

但沒想到的是，夏商周斷代工程的研究結論不僅沒有打消西方對夏朝存在與否的質疑，反而引發了更大規模的“口誅筆伐”。

就在專家組公布階段性成果的第二天，美國《遠東經濟評論》和《紐約時報》就分別刊登了西方學者的評論，認為這項耗資巨大的國家項目似乎并沒有結束夏朝是否存在的爭論，反而因為帶有推動民族主義的企圖，令發現的可信度大打折扣。

芝加哥大學歷史學家夏含夷批評的更直白：“有一種沙文主義的愿望企圖把歷史記載前推到公元前三千紀，把中國推到和埃及一樣的水平上”。

由于斷代工程是由國家主持推動的，這讓西方學者感到不可理解，指斥是有“干部”先設定了結論，然后再按照設定的結論去尋找證據。國際科學史研究院院士席文說：“除非我們能夠在二里頭發現文字、青銅器和車等等，或者任何文明的標志，否則史前和歷史（時期）的基本分界線還將是商。”

雖然國內學者羅列了大量考古發現證據來證明二里頭遺址的都邑屬性以及它與文獻記載當中的夏朝中心的高度吻合，但這些原本屬于學術范疇的辯駁，卻都被扣上了“政治”帽子。

美國《哈佛亞洲研究雜志》曾發表一篇書評，說“中國考古學家堅持認為二里頭文化代表夏的原因是害怕被戴上不愛國的帽子”。

顯然，夏商周斷代工程，并沒有打消西方對夏朝存在的質疑。山東大學教授田昌五出于憤慨，主張“個別外國學者認為夏文化不過是一個傳說，那也只好由她去，是無礙于我們對中國古史的研究的，我們用不著因為她來確定中國古史中的年代問題。”

如今距二里頭考古發現已經過去了74年，在斷代工程結項后的20多年時間里，中國不僅啟動了中華文明探源工程，而且有了新的一系列更大的考古成果。

首先是延宕20年的夏商周斷代工程報告（完整版）于2022年正式公布，基本回應了當初階段性成果報告發布時因過于簡略而引發的質疑之聲；

其次是陜西石峁、山西陶寺、浙江良渚等眾多史前超大規模城址的現世，碳14測年測定的絕對年代已經遠超夏紀年框架，特別是浙江良渚遺址，于2019年經第43屆世界遺產理事會表決，認為良渚具備了早期區域性國家形態，是中華文明五千年的實證，獲得了全世界的認可。

要知道，中國是世界上唯一延續數千年而文明不曾有過中斷的國家，既然距今5000多年前的中國已經被考古印證有著成熟的文明體制和早期區域國家，那么距今4000年中國存在一個叫“夏”的國家政權，完全具備文明存在的一切條件。

但遺憾的是，西方學者面對眾多全新的證據，依然對夏朝持否定態度，堅持用“神話傳說”來概述這段時期。

為什么會這樣呢？

一方面，是部分西方學者的偏見導致的，他們把有著幾千年文明史、歷史文獻材料浩如煙海的中國與立國時間甚短、幾乎沒有什么古代歷史文獻的國家相提并論，要求其采用同樣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否則就認定為是研究方法落后。

另一方面，則是夏朝本身所呈現出的奇特面貌讓西方學者“蒙圈”。事實上，就連國內學者在論證究竟什么是夏文化問題上，也是眾說紛紜。即：夏文化究竟是夏后氏族群創造的文化，還是夏朝統治區域內所有不同文化族群共同創造的文化？

這是因為夏朝既不同于漢唐一樣的大一統政權，能夠依托中央集權來強制實現文化面貌上的一致，同時又沒有所謂疆域概念。

中國歷史上政權與政權之間的完全接壤，已經是戰國以后的事，而此前的夏商周三代，所謂的“天下”其實是一個個大城邑和臣服于自已的多個諸侯據點。這也是為什么夏商周時期的滅國大戰，往往上來就直接攻打對方都城的原因。

英國劍橋大學教授古克禮據此在2000年11月18日提出一個神奇假設。

古克禮說：“能否有另外一種假設，即‘夏’就像Hellas一詞對古代希臘人那樣，只是一個用來表示主要聚落之間人們具有共同文化和密切的貿易及其他關系的標簽，而沒有一個統一的把大家聯結為一體的政治實體？”

隨著考古發掘的深入，20多年前古克禮的神論被一步步證實。

2022年出版的《夏商周斷代工程報告》將二里頭遺址定義為夏朝晚期都邑，但同時也指出，早期夏文化還需要到河南龍山文化中的諸多遺址中去尋找。

但事實上，河南龍山文化與二里頭文化呈現出的眾星捧月不同，它只是眾多考古學遺存的一個統稱，其內部不僅散布著諸多互不統屬的大大小小聚落城邑，且文化差異也十分顯著。

比如同在崇山一帶，共同為后來的二里頭文化貢獻遺傳基因的河南龍山文化王灣類型以深腹罐為主同時有鬲，而煤山類型則以鼎為主。

直到二里頭文化崛起之后，河南一帶的政治結構才從一群相互競爭的小型政體發展為在廣大地區內由一個大中心 主宰許多小中心和村莊的模式。在二里頭考古工作多年的許宏教授，也總結出二里頭時期和早于二里頭一二百年的時間段有著完全不同的景象，前者可以稱之為“王都”，而后者卻根本見不到“王朝氣象”。

這恰恰說明，夏朝直到二里頭文化形成的公元前1750年，才真正形成了與商朝類似的單一的國家文明，而在夏朝的前半段，更多的是像“古希臘”一樣，是對所有有著共同文化標簽的族群的總稱，而非國家稱呼。

相比于《夏商周斷代工程報告》的晦澀難懂，這本2023年剛剛出版的《尋夏記——二里頭考古揭秘最早中國》可謂是最適合普通讀者的知識類讀物 ，其內容幾乎囊括了2023年之前所有夏朝歷史的考古成果，作者分別是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夏商周研究室主任杜金鵬、河南大學夏商周領域教授侯衛東。這本書兼顧了權威性和通讀性，價格比剛出版時降了不少，正適合入手，可以點擊下方鏈接直接購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