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上海公安局把董健吾當成了特務(wù)逮捕，但董健吾卻說：“我撫養(yǎng)過毛主席的孩子。”

這句話讓審查人員十分驚訝，經(jīng)過調(diào)查，董健吾說的一切屬實，最終被無罪釋放。

董建吾是我黨有名的“紅色牧師”，由于祖母信教，再加上家庭富庶，董健吾從小就被送到了宗教學校學習。

他中學就讀于基督教會桃花塢中學，后考入上海圣約翰大學神學院。

“五四運動”后，董健吾也知道中國積弊已深，需要一場轟轟烈烈的改革。

“五卅慘案”發(fā)生后，董健吾帶頭在圣約翰大學降下美國國旗，升起中國國旗。

因此，董健吾和之前非常器重他的美國校長卜舫濟決裂，還被開除了學籍。

寧漢合流后，中國革命陷入了最艱難，最危險的時候，但董健吾卻毅然加入了中國共產(chǎn)黨。

1929年，董健吾回到了上海，并且加入了中央特科。

次年，陳賡要求董健吾利用自己牧師的身份，開辦一所幼兒園，收養(yǎng)烈士子女和黨員在上海的子女。

很快“大同幼稚園”秘密開辦，由董健吾化名“王牧師”擔任園長，宋慶齡先生親自題匾。

“大同幼稚園”收養(yǎng)了許多名人之后，例如蔡和森之子、李立三之女，毛主席和楊開慧的三個兒子：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龍。

但天有不測風云，大同幼稚園沒辦多久，顧順章就在武漢被捕叛變，所以，在1932年3月，董健吾緊急解散了大同幼稚園，并將孩子們送到靠譜的黨員或親戚家中。

此時，毛岸龍已經(jīng)病夭，毛岸青和毛岸英兩兄弟，他們被送到董健吾的前妻黃慧光家中生活。

隨著革命局勢越來越差，中央給上海的經(jīng)費也斷了，收不到撫養(yǎng)費的黃慧光開始苛待兩兄弟。

無奈下，毛岸英只好帶著弟弟過上了街頭流浪的生活，后來董健吾經(jīng)過多方尋找，才重新找到了兩兄弟。

通過張學良的關(guān)系，董健吾將兄弟二人送到了蘇聯(lián)，這才讓毛主席的兩個兒子過上了稍微安穩(wěn)的生活。

因此，董健吾是居功至偉的，不僅因為他撫養(yǎng)了偉人的兒子，更是因為他在地下工作上做得非常出色。

他曾經(jīng)擔任了宋慶齡先生和我黨的聯(lián)絡(luò)員，并且還參加了消滅叛徒白鑫的活動。

抗戰(zhàn)爆發(fā)后，潘漢年去了香港，本是和他單線聯(lián)系的董健吾也和組織失去了聯(lián)系。

新中國成立后，董健吾受到“潘漢年案”的牽連，于1955年被捕入獄。

經(jīng)過審查后，董健吾被無罪釋放，但他對政治心灰意冷，拒絕了組織安排的職務(wù)，回到上海做起了推拿。

董健吾和許多開國元勛關(guān)系都十分不錯，就憑他撫養(yǎng)過這么多高干子女，他就絕對不會過得很差，但他卻非常不愛求人，當年“王牧師”這個身份他也一直隱藏在心里。

直到1960年斯諾來華，提出要見“王牧師”，總理等人這才知道誰是“王牧師”。

1961年，陳賡來到上海找到了董健吾，此時董健吾已經(jīng)擔任了上海的參事，陳賡放心不下這個老朋友，遂問他：“你知道我在國防部，為什么連一封信都不寫，也不來找我？”

董健吾則說道：“怕你官做大了，高攀不起。”

董健吾這句話雖然帶著開玩笑的意思，但也透露著許多辛酸，在當時高壓的政治環(huán)境下，他實在是不想麻煩老朋友。

很快，“文化大革命”爆發(fā)，董健吾也因為昔日做過地下工作，和潘漢年單線聯(lián)系過而被打倒迫害。

1970年董健吾去世，臨終前他說：“知我罪我，自有公論。”

董健吾的功績確實值得稱道，也絕對不是罪人，1979年董健吾被平反，他光輝的一生也開始被更多人知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