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有哪一處考古遺址的每次“上新”都能引發全國關注和討論的話，那么三星堆遺址必然是其中之一。

三星堆是位于四川省廣漢市西北的鴨子河南岸的一處遺址，因其所反映的獨特文化內涵不同于周邊其它考古學文化，故又被單獨稱之為三星堆文化。

早在1986年，三星堆就發現了埋葬有上千件青銅器、金器、玉石器以及象牙的1號坑和2號坑，當時初步判斷是屬于新石器時代到商周時期的遺存，被籠統地歸類為古蜀文明。

但隨著更多考古遺跡的發現，所謂的“古蜀文化”稱呼其實并不準確。

因為三星堆文化被證實并不是蜀地土生土長的文化，在新石器時代晚期，成都平原土生土長的是寶墩文化，而在三星堆文化之后則是十二橋文化。通過對陶器群的分析，得知三星堆文化向十二橋文化的轉變是一種突變。

同樣，寶墩文化向三星堆文化的轉變也是一場巨變。寶墩文化的部分日用陶器被三星堆文化所繼承，但其它陶器特別是玉器、青銅器卻帶有濃郁的二里頭（晚夏）和二里崗（早商）以及殷墟（晚商）文化的特色。

比如，三星堆出土了帶有二里頭二期文化風格的盉、豆等陶器和牙璋、戈、圭等典型器物，陶盉在中原地區有著從粗簡到精細的完整演變脈絡，但在成都平原卻是突然出現的，沒有源頭。

所以，陶盉的出現，在佐證了三星堆受二里頭文化影響的同時，也劃定了三星堆文化的上限，即不早于二里頭文化二期（公元前1680年至前1610年）。

如果考慮到日用陶器的傳播存在一個滯后性，那么三星堆文化的上限還要進一步壓縮到公元前1600年以后，也就是相當于中原地區的夏末商初。

所以，考古界對三星堆文化的定義是：“四川盆地的三星堆文明不是本地新石器文化發展的自然結果，而是在本地新時期文化和外來青銅文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出現和形成的。”

前已述及，夏文化的典型器物—牙璋出現在了三星堆，這表明，這個“外來青銅文化因素”指的正是夏朝。要知道，在夏朝滅亡之后，殷商族群對牙璋采取的是摒棄和改造的態度，原本的祭祀必備禮器牙璋被當作普通器物使用。

但在三星堆卻出現了截然相反的一幕。夏文化的祭祀禮器牙璋不僅在三星堆中大量出土，而且三星堆人還用更為貴重的銅和金箔鑄造出了全新材質的牙璋，并繼續作為祭祀重器使用。在金匱乏的四川盆地，三星堆人可謂是使用了所能收集到的最貴重的材質。

顯然，從代表上層文化圈的諸多器物的用途來看，夏文化無疑是三星堆文明的主導之一。中國社科院考古研究員杜金鵬曾推測“三星堆二期文化很可能是夏末商初時，由遷入成都地區的夏遺民，與當地土著居民相結合所創造的一種新型文化遺存。”

事實是不是這樣呢？讓我們看一個“詭異”的巧合。

2019年至今，在原三星堆1號坑和2號坑之間，又發現了6個埋葬坑，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聯合北京大學對6個坑的73份炭屑樣品使用碳14年代檢測方法進行了分析，得出：4號坑埋藏最有可能是在公元前1199年至公元前1017年。

2023年6月9日，在成都舉辦的第三屆文物科技創新論壇上，中華文明探源工程項目組進一步精確了三星堆遺址埋藏坑器物的掩埋時間，確定為商末周初。

這一結論也印證了1997年對1號坑和2號坑的考古結論：無論是玉石器還是青銅器，都沒有發現晚于殷墟時期的、有西周特征的器物。

此外，三星堆8個埋葬坑之間埋葬時間接近，特別是幾天前考古人員再次成功跨坑拼對了兩件大型青銅器，證明了祭祀區域的幾座祭祀坑的形成年代時期相近，或者說是同時。

由此我們可以得出這樣一個結論：三星堆人埋葬祭祀器物的時間節點，剛好對應的是商朝滅亡。

這意味著什么呢？

由于三星堆的幾個埋葬坑出土了大量中原地區罕見的青銅器和金器，故而導致公眾的關注點過多地集中在了埋葬坑上。

而事實上，三星堆不僅有埋葬坑，還發現了古城遺址，其修筑時間相當于商代早期，使用年代則相當于商末周初。如果說前者是三星堆人的“藏寶地”，那么后者才是三星堆人的真正聚居區。

不過，相比于8個埋葬坑中數量龐大的青銅器和金器玉器，三星堆古城卻寒酸的多，連青銅器都極少發現，這說明三星堆人在商亡周興這個時間節點上，將幾乎全部的國家財富全部砸毀并埋藏在了地下，表現出了與商朝“同歸于盡”的節奏。

此后，三星堆人分化為兩支，一支遷徙到了40公里外的金沙，另一支則突然出現在西周的核心統治區寶雞，被史書稱之為（弓魚）國。

那么三星堆的重大變故與商朝滅亡之間，究竟只是時間上的巧合，還是其中存在某種關聯呢？

殷墟甲骨文中，屢屢出現“伐蜀”、“至蜀”等字樣，表明商朝時曾頻繁與蜀發生戰爭。到武王伐紂時，“蜀”又出現在視野當中，不過，這次的蜀是作為盟國參加了討伐商朝的“八國”聯軍。

雖然甲骨文中關于“蜀”字有20多種寫法，但共通的地方都帶有“目”字，描繪的恰恰是三星堆獨具特色的青銅縱目面具形象。而與中原夏商周產生關聯的諸多其它文明當中，也只有三星堆以極具夸張的縱目形象來塑造人形青銅器，顯然，甲骨文中“蜀”說的正是三星堆人。

那么三星堆人究竟是什么人，難道真是夏朝后裔跟著周人復仇，推翻商朝嗎？我們先來看幾位網友的神級評論：

網友1：古蜀王蠶叢和魚鳧，一個帶“蟲”，一個帶“魚”，而夏禹和他父親鯀也剛好有蟲有魚，難道純粹是巧合嗎？

網友2：蜀與禹這兩個字，字型相似，表意相近，甚至可以大膽假設，蜀或得名于禹，禹亦可能得名于蜀。很可能三星堆曾經是夏朝的宗廟所在地。

網友3：三星堆絕對不是所謂的局部文明，而是多源合一的，西來文明是其中重要的一支。

過去很長時間，我們對于三星堆的解釋無外乎兩種：或者把其歸為古蜀文明，或者說其是受中原文明影響的地方變種。

但考古發現卻顯示，三星堆文明的構成件，至少有兩個。

第一，上文已述，三星堆中呈現出濃郁的二里頭二期文化特色，其中對牙璋的使用已上升到祭祀和信仰層面，超出了一般文化交流或貿易所能帶來的影響，唯一的解釋只能是有夏遺民進入了成都平原，與新石器時代成都平原的土著居民（寶墩文化創造者）融合。

但與此同時，三星堆發現的青銅神樹、黃金面罩、金杖等，在中原、西北或長江流域都沒有發現過。其中造型抽象、突出眼部特征刻畫的手法與伊朗、伊拉克等國出土的銅像相似。而在塑像上覆蓋黃金面具、金箔的做法，最早見于兩河流域的烏魯克文化神殿。

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員段渝曾說過：“金杖雕像這一特殊器物群，是文化傳播和文化采借的成果，其文化淵源正與西亞近東文明有著不可否認的關系。”

第二，在中原地區，夏商周三代都只有宗廟而沒有發現專門祭祀自然神的神廟，但三星堆的考古發現卻顯示，三星堆同時存在著宗廟和神廟，既祭祀祖先，也祭祀自然神，可以說是王權和神權并存。

其中，1號坑出土文物青銅人頭像、金杖等，像是來自宗廟內的陳列物，而2號坑則主要出土了青銅神樹、太陽輪等，像是神廟內的陳列物，用以祭祀太陽神。

第三，三星堆出土的所有青銅人像發型明顯分成兩個群體，辮發和笄發。其中：辮發者占大多數，但表現宗教儀式場所的組合銅像中，卻全都是笄發。表明，辮發者掌握著世俗權，而笄發者掌握著神權。

第四，正如上文提到的那樣，三星堆與商朝“同歸于盡”之后，三星堆人也分裂為兩支，一支遷徙至金沙，這里同樣出土了與三星堆相同的神人面像、金面具、太陽神鳥等物，但奇怪的是并未發現城圈和大墓，也沒有發現城壕類防御設施，暗示這里更像是一個守護宗廟的聚落區，而不是一處世俗權力所在的王都。

另一支遷徙至寶雞的（弓魚）國國君墓出土的“鴨首”形銅旄與出自四川廣漢三星堆器物坑的飾“魚鳧”紋金杖上都有“魚”和“弓箭”的圖騰，顯示二者為同一族屬。

但（弓魚）國卻沒有類似金沙遺址一樣的神人面像、金面具等出土物，反而是發現了大量作戰用的三角援青銅戈，顯示這里是一處由世俗權力掌控的諸侯國王都所在地。

以上種種證據表明，在商亡周興這個大時代背景下，原本“二權分立”的三星堆，出現了撕裂。不過，有幾個現象卻值得一提：

三星堆遺址并未發現戰爭、動亂跡象，已知的墓葬中也未發現實用兵器，表明這種“撕裂”并沒有外來因素的作用力，而是三星堆人內部出現了分歧；

三星堆埋葬坑原本是三星堆人統一掩埋三星堆神廟的毀棄設施的遺存。做法是，先用紅燒土夯墊一層，平整出一個場地，然后再向下挖坑，按照器物種類分別一層一層放置在坑中。

由于略晚于三星堆的金沙遺址同樣出土了神人面像、金面具等物，我們似乎可以得出合理的解釋：在周滅商的時代抉擇中，人數居多的辮發三星堆人堅持北上參加伐紂聯盟，并且砸毀了自己信奉了幾百年的神廟。

正如專家和網友所認為的那樣，考古發現的三星堆中的諸多夏文化因素，表明這批人當中有著數量龐大的夏遺民，或者愿意跟隨夏后裔北上的蜀地土著，他們助力武王伐紂，獲得了西周的絕對信任，故而將他們的封地封在了周天子腳下。而周人也用這批北上蜀人的圖騰來稱呼他們為（弓魚）國。

而人數居少的笄發群體，則不得不將被砸毀的神廟器物一一掩埋，而后拿著尚存的器物遷徙金沙。兩河流域對金面具的情有獨鐘和三星堆異于中原的金面罩，二者的近似，也佐證了網友的猜想：“西來文明是其中重要的一支”。

當然，三星堆出現西來文明因素并不奇怪，漢文帝母親薄太后曾長期生活在與草原毗鄰的代國，她死后墓葬中同樣隨葬有西域風格的馬戴金面具。

川蜀之地從來都不是一個封閉的區域，它同樣位于“蜀身毒道”與域外文明交流的通道之上，三星堆出土的大量來自印度洋的海貝，和早于張騫出使西域前就出現在中亞和印度各國的蜀布，正是這一交流的見證。

關于三星堆，網上有很多不實的內容，比如很多網友稱三星堆是外星文明，還有網友信誓旦旦地說專家已經知道了三星堆的來源，但不敢公布，擔心顛覆歷史認知。如果你對三星堆文明感興趣，想作更多深入的了解，那么我推薦大家讀一讀由許宏教授寫的《三星堆之惑》一書，這本書通過從林林總總的學術史料里歸結出十大困惑點，抽絲剝繭般理清其中的觀念分歧與衍化脈絡。相信讀完之后，會對三星堆有一個深入而寬廣的認識。有興趣的朋友，可以點擊下方特價鏈接購買正版書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