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上最“癡”印章的皇帝，非乾隆皇帝莫屬，幾千方各種珍貴材料刻成的御印傳世，也令今人大飽眼福。打開乾隆皇帝的百寶箱，有他號令天下的玉璽大章，有他品題書畫的賞玩圖記。同一個句子，重復刻制多枚，放置在各個齋堂、宮殿、行館，供他隨時取用。乾隆皇帝在器物和書畫上數不清的“私搭亂蓋”就是這樣“印”出來的。

清朝皇帝向慕漢文化是出了名的，從康熙始，乾隆最為醉心。拋開政治目的不談，單從古印的搜集與新印的制作使用，可以見知其用心的良苦。臺北故宮博物院收藏的一套清代田黃石《鴛錦云章》印，全套共九方，每方均刻有石獸印鈕，有獅、天馬、辟邪等，九鈕各異，構思精巧，刀法渾圓古樸，堪稱上品中的上品。

乾隆的印章所用質料不同，大小各異，且朱文白文，交相輝映，名章閑章，精彩紛呈。乾隆極好古漢篆字的多姿多變，曾得上品田黃九方，命作玉筯篆、奇字、古文、詛楚文、小篆、鐘鼎篆、尚方大篆、秦璽篆、漢印篆九體回文印，命之曰《鴛錦云章》。

章體“薰荃芬、憐心新、穎欣春”

資料載：“御制回文章，初鐫為漢玉三印，繼乃縱橫、順回讀之……仍用各體篆文泐石，如推羲畫，如衍箕籌，共成九十三方，分三屜為一匣云。”回文章，預先刻制一方印章為母印，按一定規律將印文縱橫反復回讀。每一種讀法即一新的印文，刻于石便得一枚新印章。乾隆回文印共三組，其母印分別為“長祥康、崇慶享、豐明昌”、“薰荃芬、憐心新、穎欣春”、“循連環、連環循、環循連”。

大清乾隆時期內務府監制而成

由于乾隆時期的印章，選用的質地材料均為上等田黃，印章做工精致，雕工細膩，成為眾多藏家的競相追逐的對象，其收藏價值也是非常不菲。2010年，香港蘇富比2010秋拍，清乾隆帝御寶交龍鈕白玉璽以 1.06億港元成交。2011年，北京保利秋拍，清乾隆六十年（1795年） 白玉御題詩“太上皇帝”圓璽，以1.61億元成交。2016年，溫州愛國企業家杜圣博先生，以1750萬歐元（折合人民幣1.6億）的天價，將流失海外多年的“乾隆御筆之寶”九龍云紋紐方形璽迎接回國。同樣在2016年，香港蘇富比2016秋拍，清乾隆 乾隆帝御寶青玉交龍鈕方璽以9148萬港元成交。2019年，北京保利2019春拍，清乾隆51年（1786年）御制白玉交龍鈕“信天主人”寶璽以9430萬元成交。2020年，華藝國際（北京）首季拍賣會，清乾隆 御制碧玉“三希堂”葫蘆形寶璽，以9890萬元成交。

局部的鏤空雕刻工藝

此田黃獸鈕印章，系精制田黃獸鈕鏤空刻制而成，尤其抓部的抓印為鏤空雕刻而成，可見雕工之細膩，此印章長5㎝，寬4.2㎝，高6.5cm，此印章正面為繁體楷書薰荃芬、憐心新、穎欣春刻在其章體正面，側面刻為降隆二十五年內務府監制，印章朱文“薰荃芬、憐心新、穎欣春”，印章總重為175克。

薰荃芬、憐心新、穎欣春印文

此印章原由內務府造辦處監刻而成，但由于乾隆時期印章太多，林林總總竟有千多方之多，其中有一部分是八國聯軍進京時因慈禧太后倉惶出逃，諾大皇宮竟無官兵看管，致使宮內內好多宮庭物件由太監宮女竟相監守自盜在民間出售，到使宮內好多珍寶遺落民間。

1946年底，北京古玩商馬霽川收回傅儀在東北散落的20余件文物，通過張伯駒先生推薦給故宮博物院。張伯駒不僅給出了具體的審定意見，而且將他所了解的信息，及時反饋給故宮博物院，建議博物院及時進行收購。1947年4月19日，張伯駒又作為專門委員出席了故宮博物院在絳雪軒舉書畫收購事宜。期間，張伯駒非常重視文物精品，曾向馬衡院長建言，“余主張寧收一件精品，不收若干普通之品”。

所以，當他發現精品文物在市場上出現時，他多會優先推薦故宮博物院收購，如范仲淹《道服贊》由北京古玩商靳伯聲從東北購得，他居中協調，商定以黃金110兩賣給故宮博物院；又如，當得知馬霽川有展子虔《游春圖》時，他建議故宮博物院將此卷買下，在故宮博物院無力收購以上兩件文物的情況下，為防止文物流落海外，張伯駒不惜鬻物舉債將它們買下，一件《游春圖》使他從豪門巨富變為債臺高筑，不得不變賣在弓弦胡同的一處宅院和潘素的金銀首飾。

后蕭軍到北京文物局工作后，恰好蕭軍正好住在鴉兒胡同6號與張伯駒僅一墻之隔。在知得蕭軍也在文物局負責公平遺失文物的征集工作時，兩人常常在一起交流探討，尤其是在發現由于有此印章獸紐等在民間進行流轉時，由于文物局所批的征集費用有限，征集費用多用在書畫的征集方面，沒有此專項費用安排，故宮不能再承擔購買此印章費用，張伯駒便動員蕭軍先生由其出版獲得的稿酬先行購買珍藏，待審報批下此專款收購費用后，再由博物院原價購回，由于之后由于種種原因故宮博物院一直拿不出此筆費用。

后來蕭軍先生到北京作協工作以后，蕭軍便將其印章藏品交由長子蕭鳴先生保管，在蕭軍先生去世后蕭鳴先將此印章捐贈于中國蕭軍研究會珍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