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庭難，改判難，這是刑案二審的痛點。

迎難而上，力爭破局，這就是刑辯律師。

夏國深（化名）涉嫌污染環境罪，被華東K縣法院判處實刑。2023年1月，夏國深家屬找到我，希望上訴后能夠爭取緩刑。當天，家屬委托我辯護。

一審認定排放污水污泥

一審法院認定，2017年1月、2018年7月，某公司與被告人夏國深先后簽訂備忘錄、承包租賃協議，將公司廠房及設備承包租賃給夏國深使用，將公司原承包人設備轉讓夏國深，由夏國深利用某公司的排污許可等環保資質，對外進行印染生產經營。

期間，作為重點排污單位某公司的實際經營人夏國深，自2021年以來，多次指使污水操作工被告人蔣順朝（化名）和齊某，采用不經規范排污口的旁路排放方式排放污水，逃避自動監測設施監控，并授意被告人蔣順朝，通過暗管排放含有重金屬的污泥。

2021年7月9日凌晨，蔣順朝在夏國深同意下，采用旁路排放的方式，逃避自動監測設施監控，不經規范的排污口排放化學需氧量超標的污水約100噸，并使用暗管排放含有銻等重金屬的污泥近50噸，被環保部門查獲。

一審法院判決，某公司犯污染環境罪，判處罰金人民幣十五萬元；被告人夏國深犯污染環境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三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五萬元；被告人蔣順朝犯污染環境罪，判處有期徒刑十個月，緩刑一年，并處罰金人民幣八千元。

圍繞事實和證據撬動案件

我和助理研究案件材料后，圍繞事實和證據，努力撬動案件，向華東M市中級法院遞交《開庭審理申請書》，爭取二審開庭。

我們認為，一審判決書認定夏國深多次指示蔣順朝、齊某逃避檢測非法排放污水、污泥，與事實有所出入。

我們認為，7月9日的排水屬于緊急避險。案發當天下暴雨，蔣順朝啟用緊急閥，是為了避免大雨造成污水溢出污水處理池，流入相隔不到十米的運河中，造成運河污染。事發突然，為了避免更大的污染，蔣順朝不得已采取這種措施。

生態環境局的現場勘驗圖和附件顯示，兩個污泥池的排污管道壓濾機接口處的整個管道中均為硬管連接，沒有其他廢水進入到該管道中。

我們還對檢測報告的真實性和合法性提出質疑。

一份特殊的《情況說明》

我們和華東M市中級法院承辦法官多次電話溝通，他的態度很明確，暫時不考慮緩刑。

二審案件當面溝通很重要。我們多次預約法官，法官終于出差回來，我在法院等待，當面交流。

我說，案件有爭議，我們的法律意見書寫得比較充分了，能否考慮開庭。

法官認為，一審判決的基本事實是成立的。

我說，夏國深情節較輕，是主觀惡性較小的初犯，愿意繳納罰金，能否再考慮改判緩刑。

我和法官說，夏國深目前在一家針織公司擔任負責人，這是總投資15億元的重點項目。中央提出“六穩”、“六?！?，夏國深擔任負責人的這家企業，有助于穩就業、穩投資、保居民就業。如果夏國深被判處實刑，將會嚴重影響項目進展和稅收。

此前，我們已經讓某針織公司出具《情況說明》，這會兒遞交給法官。

《情況說明》顯示，某針織有限公司，總投資15億元，用地面積近300畝。目前已完成一號、二號廠房建設，設備已安裝到位，污水處理設施及電力配套工程主體辦公大樓已完工，公司已具備生產條件。三號、四號廠房正在建設中。公司于 2022 年底試生產，年后正式投產，可形成年產80000噸染整品的生產規模，達產達標后可實現年主營業務收入 10億元，利稅 1億元。公司聘請夏國深擔任總經理，全面負責項目生產和項目建設。如果夏國深被判實刑，將嚴重影響公司的項目建設和項目生產，對公司的打擊將是致命的，對本地經濟運行也將造成負面影響。請求對其適用緩刑，公司愿在今后的生產和生活中對其進行監督，使其遵紀守法。

法官說，從心里來講，不太想改判緩刑。何況找夏國深談話的時候，他一直辯解，沒有認罪，不好改判緩刑。

我回應，夏國深和我說過，愿意配合。你們能否找他再做一次筆錄。

法官沉默一會兒，我馬上接著說，夏國深還愿意主動繳納生態修復費用。

法官這時說，好吧，可以再做一次筆錄，后續看他的態度。

溝通過后，我知道緩刑有望，隨即打電話給夏國深，商量后續行動。

中級法院改判緩刑

此后，夏國深繳納生態修復費用15萬元，繳納罰金五萬元。我重新提交法律意見書，爭取當事人利益最大化。

2023年5月，M市中級法院作出判決，關于上訴人夏國深的上訴理由及其辯護人的辯護意見，經查，本院二審期間，上訴人主動承認犯罪事實，自愿繳納額外生態修復費用，認罪悔罪態度明顯，考慮到本案污染環境后果及上訴人個人情形，可對其適用緩刑，該上訴理由及其辯護意見成立，本院予以采納。原審判決認定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定罪準確，審判程序合法。鑒于二審出現新情況，可對上訴人夏國深適用緩刑。

M市中級法院改判，夏國深犯污染環境罪，判處有期徒刑一年三個月，緩刑一年三個月，并處罰金人民幣五萬元。

藍天彬律師：江蘇法德東恒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刑事業務研究會副主任，江蘇省人大常委會法工委規范性文件備案審查咨詢專家，南京市律師協會刑事法律風險防控委員會委員，前政法記者，畢業于廈門大學，專注于研究公司人員、公職人員法律風險防控和刑事辯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