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省衡水市冀州區，面積僅918平方公里。但是如果把“冀州”放在兩漢和魏晉時期，它卻相當于今天一個省，不但如此，最早的“冀州”辦公場所也并不在今天的冀州，而是距離它有近100公里的地方。那么這些都是怎么變化的呢？

衡水市冀州區

“冀州”是如何從一省之地，到現在卻管轄不足1000平方公里？

今天，在我國各個名字里帶有“州”字的地名，大部分來源于古代、特別是唐朝以來的行政區劃。

但是這并不是“州”的最早起源，“州”作為行政區域來說，最早是漢武帝面對國家越來越大的面積、越來越多的郡，為了進行有效管理，于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參考傳說中大禹所置的“九州”始置，分全國為十三部州，每部置刺史一人，但沒有治所，僅奉詔對二千石的長吏和強宗豪右進行監察。

《禹貢》九州圖

“州”到了東漢，刺史始有屬吏，有從事史、假佐，也有了固定治所，成為比郡高一級的地方行政長官，除監察權外，又有選舉、劾奏之權，有權干預地方行政，又擁有領兵之權。

魏晉南北朝時期，各國和勢力濫置州郡過多，隋文帝廢除了管縣的“郡”一級，以“州”直接管縣，此時的“州”和之前“郡”的權力和層級是一樣的。唐朝史學家杜佑在《通典》中說這件事：“以州治民，職同郡守”，明末清初的顧炎武評價為：“自是刺史之名存而職廢”。

唐、宋、元，在管縣的“州”之上，又分別采用了道、路、行省制度，取代了漢朝以來高層政區、省級的“州”。

明朝，從唐宋興起并慢慢增多的“府”，成了省以下普遍管縣的一級，“州”管轄的縣大大減少。清朝雍正之后，一般的“州”成為和縣一樣的政區，除了行政長官“知州”的級別稍高一些，和一般的縣沒什么兩樣，只有少數幾個“直隸州”還可以像“府”一樣管轄寥寥幾個縣。

由于漢朝最初分十三州是按照《尚書·禹貢》的記載，是大禹根據地形特征將天下分為冀州等九州，以各州為界因地制宜治理水患。按照治水的先后，“冀州”是第一個被治理的州，所以被認為是“九州”之首。

清朝的冀州直隸州

但是即便是這樣的“首州”，也擺脫不了歷史的變化，從相當于現在“省級”，到清代演變成了管轄幾縣的“直隸州”。民國初年，廢州為縣，冀州成為冀縣，也不管其他縣了。

“冀州”開始有治所時，并非在今天的現址，而是在100公里之外的河北省柏鄉縣一個鎮

對于“州”，或者說是州刺史有固定治所的時間，均認為是在東漢。但是至于究竟出現在哪一年，卻沒有定論。只是在《資治通鑒》光武帝劉秀建武十八年（42年）中有一段記載：

是歲，罷州牧，置刺史。

或許可以認為就是東漢州刺史有固定治所之始。

東漢的冀州，治所在高邑

而“冀州”刺史治所所在地最終確定在“鄗”，也是有“講究”的。

鄗，是春秋晉邑，戰國為趙邑，在今河北柏鄉縣北21里固城店鎮。西漢元朔五年（前124年），武帝封趙敬肅王子舟為部侯，后為縣。東漢光武帝劉秀在征戰河北時，在這里即皇帝位，《后漢書·光武帝紀上》記載：建武元年（25年），光武行至鄗，“命有司設壇場于鄗南千秋亭，五成陌” 即皇帝位。因此，鄗在東漢被改名為高邑縣。

上個世紀七十年代的衛星圖，固城鎮周圍仍有明顯的城池輪廓

不但修改了縣名，相信東漢的官員們在為“冀州”選擇治所時，也考慮了皇帝登基之地這個因素，把高邑縣治確定為了冀州治。

東漢末年，冀州遷治，但其首次遷徙并非到今天的冀州，而是位于冀州最南端的鄴（今河北省臨漳縣鄴城鎮）。

古代確定治所，除了考慮經濟、政治因素之外，還考慮路途的遠近，設置治所盡量位于中間，高邑縣雖然不算在最中間，但也是中間稍偏一些的位置。

但是鄴，卻是位于冀州最南端魏郡的治所，為何在東漢末年遷到了那里呢。

這和朝廷的大形勢，以及對冀州等河北之地的爭奪有關系。

東漢末年的州刺史，因為需要剿滅黃巾軍起義的需要，被賦予了更大的權限，成為“州牧”。冀州牧韓馥是權臣董卓在漢靈帝中平五年（188年）任命的，按說應該是董卓的人。但是韓馥沒什么才干，沒什么主意，還特別膽小。在漢獻帝初平元年（190年），關東州郡皆起兵討伐董卓之時，他的手下、渤海太守袁紹派人把他說服，遵袁紹為盟主起兵討董。后來袁紹聽從了謀士的建議，逼韓馥自殺，而奪得了冀州之地，并自領為“冀州牧”。

東漢的冀州治，顯示由高邑遷到鄴

那么韓馥和袁紹的“冀州牧”治所，是一個地方嗎？

很可能不是，據《魏書·卷一百六上·志第五·地形二上》記載的冀州治：

冀州，后漢治高邑；袁紹、曹操為冀州，治鄴；魏、晉治信都。

韓馥任冀州牧時，治所可能仍在高邑，當袁紹奪取冀州之后，才把治所遷徙到了“鄴”的。

據記載，關東州郡于初平元年（190年）起兵討伐董卓時，交給韓馥的任務是“留鄴，給其軍糧”，因為“鄴”是冀州最南部魏郡的治所，再向南就是另一個相當于今天省級機構的“司隸校尉部”，所以“鄴”就成為了討伐董卓的后方大本營，這也是“鄴”城在此時的基本作用，而不是說它已是冀州治所了。

三國時期的鄴城，及冀州治信都

此外袁紹在謀奪了冀州之后，謀士沮授勸他迎天子遷都到鄴城時，曾說：“今州城粗定，宜迎大駕，安宮鄴都，挾天子而令諸侯”。州城“粗”定，大概是剛由高邑把各個衙署遷過來之意吧。

高邑作為冀州治所150余年，形成了一大批忠于漢室的高官士人等人群，對于胸無皇室的袁紹來說，這些人無疑是自己前進路上的障礙，但是當時他既要“討董”，還要考慮和眾多勢力對抗，顧不上這些人，把治所遷走無疑是最好的應對策略。

另外，袁紹的對手都在南方，“鄴”所處的位置進可攻，退可守，還擁有河北糧草和人力資源，無疑最佳的基地，如果還在高邑，距離戰場就太遠了。

但是袁紹最終在“官渡之戰”中敗給了曹操，其苦心經營的鄴城，最終成為曹操的“王霸之基”。曹丕稱帝之后，鄴城已是大后方，雖然他把鄴和長安、洛陽、譙、許昌放在一起，成為了“魏”五都之一，但也避免不了鄴在冀州最南方的、不便于對全州進行管理的缺點，于是就把州治于黃初元年（220年）遷徙到信都（今衡水市冀州區）。

清朝乾隆冀州城池圖

至于為何不再遷回到高邑，想來高邑是劉秀成為皇帝之地，東漢王朝把州治設在那里，天經地義，而魏國時期，冀州已姓“曹”而不姓“劉”，也就沒必要再考慮這一因素再把治所設到高邑，最終選擇最接近行政區域中心的信都。冀州治所在鄴城的時間僅30年左右。

在“鄗”的高邑縣城于北齊天保七年（556年），移治到了今天的高邑縣。自那之后，延續150年的州治、近600年的縣治陸續離開了這座古老的城邑，沉寂了下來，成為一個普通的鄉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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