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續(xù)幾天，我們熟悉的 人都在向我們告別。

周海媚走了。當年MV《吻別》中的驚鴻一瞥，簡直顛倒眾生，讓多少人癡迷不已。可是她走了，12月11日，年僅57歲。有媒體用“享年”為詞進行報道，遭到了網(wǎng)友抨擊，說這是沒文化的表現(xiàn)。享年一般用于高壽，她這個年齡離開是不幸的，應該用惜年。但我倒覺得，從《義不容情》到《天龍八部》再到《大鬧廣昌隆》，風頭一時無兩，的確也是“享有”過香港TVB的黃金年代。

而我們這代人，基本上都是深受港臺文化浸潤的一代人。不只是周海媚，還有《創(chuàng)世紀》、《大時代》、《陀槍師姐》、《刑事偵緝檔案》等等一批劇集，還有“養(yǎng)活了大半個華語樂壇”的中島美雪翻唱過來的一大批流行歌曲，劉德華、譚詠麟、Beyond、張學友、郭富城、黎明……太多太多了，幾乎每個男生，都曾經(jīng)想要留一個郭富城那樣的發(fā)型。

高耀潔醫(yī)生也走了，當年她受過最高層接見，與領導人握手，上了某CTV“感動中國”欄目，還被當選為年度人物，風頭也是一時無兩。誰知卻也是遠走他鄉(xiāng)，在異鄉(xiāng)離去。她發(fā)現(xiàn)了血站傳播艾滋病的“秘密”，到處揭露這一事實，引起了高層的關注，推動了問題的解決。

而彼時的她，已經(jīng)是一個風燭殘年的退休老人，從舊社會過來，纏過小腳，被打成右派，13歲的兒子跟著坐牢，后來成為產科醫(yī)生，醫(yī)學院教授，退休以后才從事“抗艾”大業(yè)。為了這么大一群不幸的人，一個早年不幸的人依然拋棄了幸福的晚年。也許，只有經(jīng)歷過不幸，才能更加理解不幸。

高醫(yī)生也走了，她所代表的那個時代，是知識界與媒體結合得最為緊密的時代，媒體的批評報道一篇接一篇，動不動就是洛陽紙貴，一紙風行，太多的監(jiān)督報道令人目不暇接。河南艾滋病與血站的關系，也是由醫(yī)生發(fā)現(xiàn)，捅給了媒體，最后引發(fā)全社會關注。那可真是媒體的黃金時代，萬馬奔騰，有害群之馬，更多的則是心懷新聞理想的年輕媒體人，那時候的發(fā)刊詞往往都是“辦中國最好的報紙”、“奉獻有價值的新聞”、“負責報道一切”等等。

江平也走了，這位中國法學界的“良心”，是中國政法大學“永遠的校長”，他是中國現(xiàn)代化法治進程的重要推動者，深刻影響了中國法治進程。他畢業(yè)于燕京大學新聞系，后來到莫斯科大學學習法律。1979年，北京政法學院復辦，江平回到了闊別多年的講臺，率先開設了羅馬法和西方民商法課程，深受學生歡迎。

他參與了《民法通則》《公司法》《合伙企業(yè)法》的制訂，并直接擔任《信托法》《合同法》專家起草小組組長，是《物權法》和《民法典》草案專家小組的負責人之一。這些都是深刻影響每一個中國人的法律制度。不過，在公開采訪中，最令江平引以為傲的法律卻是《行政訴訟法》。在一個有著數(shù)千年官本位文化傳統(tǒng)的社會，他給“民告官”提供了法律上的支撐。一時間，從縣長到省長，多少官員站到了法庭上應訴。

江平走了，他代表了一個古老民族積極面向現(xiàn)代法治的時代。這個時代，體現(xiàn)了中國從人治走向法治，從暗箱操作走向公開透明，從潛規(guī)則走向明規(guī)則的艱難探索和巨大努力，每一步都步履艱辛。

周海媚、高耀潔、江平的時代，都是由改革開放所開啟的時代。整整45年前，1978年12月18日，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會議沖破長期“左”的錯誤和嚴重束縛，徹底否定“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高度評價關于真理標準問題的討論，重新確立了黨的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全會停止使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口號，決定將全黨的工作重點和全國人民的注意力轉移到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建設上，提出了改革開放的任務。

在一個群里，當年的親歷者回憶到：十一屆三中全會的時候，我剛上杭州大學，廣播里播出了報告全文，偌大的校園里鴉雀無聲，安靜得連一根針掉在地上都能聽到，突然，全校爆發(fā)出一陣熱烈的歡呼聲，一個時代到來了。

風乍 起，從吹 皺 一池春水，到推動大江大河，在大海上掀起了驚濤巨浪，改變了世界格局，最終偉人選擇了在大海中永生。 人來自于大海，最終回到了大海。

如今，締造了這一壯舉的人們，無論他們是誰，在什么崗位上，貢獻或大或小，都在逐漸離開我們。當我們熟悉的人一個個離開的時候，也說明我們自己也開始步入老年。靜下心來觀察，有沒有感覺到時代正在告別。他們一個個的離去，正如時代告別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