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媒共同體是由法律圈共同體與深度訓練營共同發起，致力于發掘優質“轉型律師”的項目。我們甄選推出10位分別來自公、檢、法和媒體的優秀中青年律師，呈現他們的成長故事、進階之路、轉型心得、辦案智慧。希望讓更多幸運的當事人，能夠在遇到相關領域的棘手案件時，把眼界和能力范圍觸達他們。

內容摘要

——當記者時見多了各種人，現在做律師，見各種人也會不卑不亢，并對底層的人保持尊重，這就是原來做記者的習慣，待人之道是相通的。

——案子到我的手里，我就要根據事實和證據、法律，給當事人辯護。如果證據不足，要堅決作無罪辯護。這個案件不起訴了，公安機關以后要是再辦理類似的案件，也會更加注重依法取證。

——你學的東西要有一定的門檻，不能一直在原地踏步，比如十年只跑交通事故，那成長在什么地方呢？要有復合型知識的準備，學習的知識要有門檻，不能學得太寬泛、太空泛。

每次和當事人加上微信之后，藍天彬律師除了發去一段簡要的自我介紹之外，還會附上三篇自己的辦案手記——《辦案手記：無罪辯護后的不起訴》、《辦案手記 | 過失致人死亡案，無罪辯護后撤銷案件》、《辦案手記 | 翻版藥神案？數罪并罰終獲緩刑》 。

在藍天彬看來認為，看過這些文章之后，足以展示自己的專業素養，不需要過多的言語。

2010年，從廈門大學畢業后，藍天彬當了六年記者。六年之間，他從福建省的海峽都市報，輾轉去了澎湃新聞（東方早報），成為自己所理想的政法記者，和伙伴們一起，并肩作戰。

時至今日，提起藍天彬，同事們都會主動提及他在澎湃新聞開放辦公室里，對著信號不穩的電話大聲采訪的樣子，他也因此被同事笑稱為“藍天拼”。如今，盡管做律師的時間已經超過了做記者的時間，但回憶起在媒體奮斗的歲月，他仍抱著懷念和感謝之心。

2016年，媒體環境相比往日發生著變化，加上家庭原因，藍天彬選擇從澎湃新聞辭職。幾個月的潛心復習之后，他如愿通過司法考試，進入律師行業。

藍天彬坦言，一開始做律師的時候，日子并不好過，也曾迷茫過，甚至喝酒麻醉自己。不過隨后的幾年時間里，他的勤奮讓他快速成長為江蘇法德東恒律師事務所的高級合伙人。執業多年，藍天彬律師專注于刑事辯護，辦理了大量刑事案件，尤其是經濟犯罪、網絡犯罪、職務犯罪類案件，多起案件獲得不起訴或緩刑等結果：謝某某涉嫌詐騙罪一案，經藍天彬無罪辯護，檢察院作出不起訴決定；龐某某涉嫌網絡型尋釁滋事罪一案，經藍天彬公益辯護，公安機關終止偵查；張某某涉嫌過失致人死亡罪一案，經無罪辯護，公安機關撤銷案件……如今的藍天彬，除了認真投入到案件辦理之外，還常常出現在各類法律論壇上分享自己的辦案經驗，并不時在媒體上進行析案普法。

在藍天彬看來，記者和律師，在很多方面都有重合之處。梳理案情線、尋找關鍵點的方法，是融會貫通的。不過，就立場而言，二者卻不盡相同——作為記者，往往需要更多地聚焦于“社會責任感”；而作為律師，當事人的利益要擺在第一位。

01

“為了去媒體工作還賠了5000元”

Q：您一開始為什么會選擇進入媒體行業工作？

A：我在高中時代就有兩個理想，一個是做律師，一個是做記者。我們這一代人，在上學的時候正好經歷了媒體的黃金時代，市場化媒體蒸蒸日上。當時不管是《南方周末》，還是財經類的報紙，比如《21世紀經濟報道》《中國經營報》《經濟觀察報》，都做得很好。既有深度的財經報道，也有深度的調查報道、時政報道。當時看到他們做得這么好，就自然而然地對新聞行業很向往。雖然現在看來可能有點宏大，但當時確實是想用自己的筆，通過新聞報道，去做一些推動歷史進步的事。所以，當時在畢業找工作的時候，就算是找到了大型跨國礦業集團紫金礦業的工作，甚至都已經簽了協議，我最后還是沒有去，因為就想去做媒體記者，當時還因此賠了紫金礦業5000塊錢（笑）。

Q：在新聞行業內的經歷是怎樣的？

A：大學畢業后，我去了《海峽都市報》工作，先去財經新聞部，后來在國內新聞部、評論部工作過，也算是小有成績。2014年初，在那里工作4年后，感覺在選題內容、尺度方面的限制比較大。我那個時候還比較年輕，處于人生的黃金年齡，27歲，總是想做一些事，做一些大的新聞，于是就去參加了《東方早報》（澎湃新聞前身）的招聘。

到了《東方早報》（澎湃新聞前身）以后，擔任駐江蘇政法記者，基本上每天都在跑，寫了很多政法報道、調查報道，包括一些兒童遇害的案件，最多的一個月，寫了五六篇相關的稿子。之前也寫過一些關于冤案的稿件，比如一個發生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當事人的父親被抓入獄，而后含冤自殺的案件。盡管遇到了一些審核方面的顧慮，最后我還是做好了完整的調查，復原了事件真相，發出來了。那段時間很累，尤其是澎湃新聞正式成立后，我的生活幾乎被新聞占據，但是我樂此不疲，因為在其中獲得了很多成就感。

Q：后來怎么想到要離開記者行業，轉去做律師呢？

A：后來想要離開，也是因為感覺記者職業的成就感下降。我記得，2014年的時候，還可以做很多關于重大事件的調查報道，但是2015年以后，隨著形勢變化，更多內容就傾向于人物稿、觀察稿、對話稿一類的了。很多新聞選題，都不能再操作了。也有很多稿件，本來可以做得更好，但是不會有這個機會了。所以成就感下降了很多。

二來也有一部分家庭原因。2016年，我剛剛結婚，我的妻子勸我從南京回廈門。我自己是從廈門大學畢業的，也有想回去，就想借著這個契機辭職，準備司法考試，轉行做律師。

Q：辭職準備司法考試的過程中，有遇到什么難題嗎？

A：現在回想起來，當時還是挺冒險的。如果司法考試沒通過，會面對一個進退兩難的局面。尤其是我這個人比較高調，在朋友圈都說了一遍了（笑）。

最痛苦的是在考完試之后的一段時間。司法考試九月份就結束了，十一月份才出成績。出成績之前，什么預測都是空話，所以壓力還是挺大的。那段時間，也要為考試沒有通過的可能性，找一些退路，就開始找工作，到處去投簡歷，才意識到找工作的困難。剛開始是在廈門，后來又擴展到福州。出于不想吃回頭草的心態，沒有再投傳統媒體，剩下的各種企業都投了，但是陷入到一種“你看上的公司看不上你，看上你的公司你看不上”的窘境里。

比如，當時我被廈門的一家公司錄取，去擔任新媒體主編。做了三天，我就走了，因為我原來是做政法記者的，寫的都是新聞稿，一下子去做這種新媒體，做偏軟性的內容，適應不了，做了幾天就走了。還有對工資的要求，也處于一種眼高手低的狀態，所以那段時間不好受。

Q：知道自己通過司法考試之后，找律所還順利嗎？

A：一開始不順利。開始找律所工作的時候，我已經29歲了，不可能像一個剛畢業的大學生一樣，在一個團隊里，在助理的位置上做很久。律所合伙人一般見到我，就會意識到這點，所以他們會考慮一些類似于“培養我是不是值得的”的問題，因為我可能一年之后就會離開團隊，自己獨立做律師。

2017年元旦，在廈門找到了一家比較大的律所。但在工作了兩三個月之后，還是感覺，在廈門這個地方，我繼續做下去是很難的。我在廈門除了大學同學，其實沒有什么認識的人，兩眼一抹黑，沒什么人認識你、認可你。天時地利人和，哪一項都不占。在南京，天時地利人和多一些。于是，就下定決心回南京了。

在南京，變得順利很多，都是直接和律所負責人談，當時還有一家律所給出了很高的工資，但是我最后沒有去那里，因為他們還想讓我負責一些新媒體的工作。但對我而言，既然我轉行做律師，我就更想要專注于律師業務，把這件事盡量做好，而不是說一心二用。在這種更加優先考慮律師工作和以后發展的條件下，選擇了東恒律所，然后一直就到了今天。

02

“為前途迷茫，喝醉過幾次酒”

Q：到東恒律所后，您是如何度過第一年的實習期？

A：轉行做律師，首先角色要轉換，要從甲方的角色轉換到乙方的角色 。記者可以說屬于甲方，可以說有點文人的清高，但做律師，就不能有這種清高，因為律師是一個法律服務提供者。這是我剛到律所時，所里的一位前輩跟我說的。要從甲方的角色轉換到乙方的角色，這句話我印象很深。后面慢慢調整自己的心態，但這個心態的轉變是很痛苦的。

在實習期，也曾迷茫過，還喝醉過好幾次酒，因為對前途的未知，剛轉行經濟狀況也一般，喝酒是一個釋放自己的過程，這些情緒沒法對外講。轉行做律師了，在別人眼里律師收入很高，但別人想不到剛起步是很難的。

Q：政法記者的經歷對您現在做刑辯律師，會有哪些具體的幫助？

A：第一，我剛開始轉行做律師的時候。我對自己的要求是，一到兩個星期要寫一篇法律文章，不論是實務的專業文章還是法律評論文章，頭一晚上發生的新聞，第二天我就寫法律評論文章，比如昆山龍哥案，我在文章中把事件與歷史作比較。這就是做過記者的優勢。我個人比較看重，記者職業訓練出的發散思維和觸類旁通的能力，將兩個原本看上去不關聯的東西，通過蛛絲馬跡聯系在一起。律師也是這樣，比如法律意見書也不能死板，即使都是法言法語，也要學著更打動人，讓人看得更舒服。

第二，待人接物。記者待人不卑不亢，當記者時見多了各種人，現在做律師，見各種人也會不卑不亢，并對底層的人保持尊重，這就是原來做記者的習慣，待人之道是相通的。再比如，有些案子跟公檢法溝通的時候，除了用法言法語，也要想想怎么溝通更好。我講一個有意思的細節，到公安局、檢察院、法院去溝通案件，在辦公室見到公安、檢察官、法官了，可以拿一個自己的水杯，或者問有沒有一次性杯子，問有沒有開水，他們一般都會給你倒水的。而這個動作，是對待客人通常做的。這個舉動實際上在拉近雙方溝通。因為去朋友或親戚家做客，第一個動作就是先給你倒茶。這樣子放松下來，就不是一種對立的關系。這和我一進去就義正言辭或者非常嚴肅地溝通就不一樣了。我們如果是邊喝茶邊談案子，會更放松一點，能講的話就更多了。

第三，就是專業上善于提煉。做記者時善于抓重點，這點在做律師的時候也是非常重要，比如幾十本卷宗，要快速尋找辯護點，找到重點的辯護方向。

第四，抓細節。做記者的時候需要抓一些關鍵的細節，做律師也是，既要抓重點，也要抓細節，發現細節可能就影響這個案件的走向，卷宗材料邊邊角角的地方可能就影響案件，比如發現一個非常關鍵的證據。

Q：開展案件調查時，作為律師和記者要做的工作，有相似的地方嗎？

A：調查，首先還是要注重書面的證據，不管是記者還是律師，書面的東西非常重要。因為個人的陳述有可能變來變去，但是書面的東西就不一樣，書面是更加客觀的證據。個人的陳述還是要轉化為書面的材料，比如我們律師會做律師調查筆錄、律師詢問筆錄，轉化為書面的材料。這個其實跟記者有點像，記者有的時候也會做這樣的筆記。

第二，我們律師做調查的時候，比如調查一位證人，我們一般要同步錄音錄像，而且要兩個律師在場，這其實是非常規范的，做記者可能不一定能達到這個程度，有的時候是一個人去采訪。但也要做好證據留存，防止當事人變卦。

03

“成功的辯護讓自己不斷認可自己”

Q：都說律師是理想和現實相互映射的職業，在處理案件的時候，您有沒有遇到過情與法的沖突？

A：有的，對于律師來講，律師的天然角色就是要用一切合理合法的手段維護當事人利益。我舉個例子，我自己辦的一個相當于是變相的藥神案（《辦案手記 | 翻版藥神案？數罪并罰終獲緩刑》），我的當事人是醫藥銷售公司業務員，銷售藥品甲磺酸阿帕替尼，是一種治療胃癌的藥品，對其他癌癥也有作用，每銷售一盒，公司給的提成是30元～100元。在當地，一盒甲磺酸阿帕替尼1150元，醫保可以報銷60%或70%，但2020年6月政策突然變化，只有胃癌二期以后的患者辦理特藥證后才能報銷，其他癌癥患者和胃癌初期的患者不能報銷，正常癌癥患者一天就要吃1～2粒，一粒就要100多元，而且不能停，這就導致有些人吃不起藥。我的當事人就利用他人的特藥證，購買藥品后，低價賣給患者，甚至免費送給患者，我當事人主要是看中公司給的提成，銷量越大，提成越多。當時我的當事人是第一被告人，涉嫌詐騙國家醫保統籌資金，還收取同事套取的甲磺酸阿帕替尼，進而低價售賣給他人，涉嫌詐騙罪和掩飾、隱瞞犯罪所得罪，數罪并罰。我在和檢察官溝通過程中也感受到，檢察官一方面同情我當事人，知道他們客觀上幫助了患者，另一方面又要依法打擊犯罪，這不就是情與法的沖突。這種數罪并罰是非常難判緩刑的，全國各地大部分判實刑，宣告緩刑的屈指可數。但這個案子通過跟檢察官、法官不斷溝通，最后還是判緩刑。我在法庭辯論環節發表辯護意見時也談到，“要兼顧國法天理人情，體現刑法的謙抑與寬容”，這個是我有成就感的案子。

Q：真正成為一個自己內心里認可的律師，是什么時候的事情呢？

A：應該是2020年無罪辯護后不起訴的那個案件（《辦案手記：無罪辯護后的不起訴》），那個案件就讓我確定：自己可以做一個優秀的律師。自己應該是有這個能力。因為這種案件，一般人是很難做到的。有些律師可能做了一輩子，都沒有一個無罪辯護成功的案件。我這個案件不是那么容易辯護的，背后有很多復雜的社會因素。我們就是為生命和自由辯護，案子到我的手里，我就要根據事實和證據、法律，為當事人辯護。如果證據不足，要堅決作無罪辯護。這個案件不起訴了，公安機關以后要是再辦理類似的案件，也會更加注重依法取證。

Q：感覺政法記者是客觀地呈現案件，而刑辯律師是為自己的當事人爭取最大的權益，您是怎么適應這樣的職業轉換呢？

A：這個轉換我覺得還是比較自然的，每個行業都有自己的職業操守和行業紅線。律師的職業操守就是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維護法律的正確實施、維護公平正義。第一位就是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而做記者，社會責任感應當是第一位的。

雖然職業的立場不太一樣，但能達到的目標可能是一致的。比如律師給違法者辯護，可能會讓一些人覺得讓他逃脫了法律的制裁或者減輕了處罰，但是它本質上還是推動了法治。

我舉個最簡單的例子，比如說醉駕案件，醉駕涉嫌危險駕駛罪，以往公安辦案是比較粗糙的，因為醉駕案件很多，公安辦得粗糙，比如抽血的過程粗糙、鑒定的過程粗糙，經過很多律師辯護和努力，這其中當然有醉駕的當事人就可能被宣告無罪或者不起訴，讓所謂的違法者逃脫了法律的制裁。但是，在這個過程當中，讓公安的執法更加規范了，更加精細化了。現在很多地方，醉駕案件中抽血的過程、鑒定的過程就比較規范了，這其中有一些因素是律師在推動的，最后達到實質的正義、實質的公正，實質上推動了法治。

Q：可以給未來想當記者的同學提一些建議嗎？

A：我希望大家要做復合型人才。做記者是一個職業選擇，年輕的時候做記者，去認識、去采訪各種人，能夠很好地增長見識，但也要有一些職業的準備。也許哪一天不做記者了要有一些退路。比如考司法考試，現在叫法考，有一個法律職業資格證書，那么轉行做律師就比較順利；再比如跑財經新聞的記者，有財經的背景后就可能去證券基金公司。

你學的東西要有一定的門檻，不能一直在原地踏步，比如十年只跑交通事故，那成長在什么地方呢？所以要有復合型知識的準備，學習的知識要有門檻，不能學得太寬泛、太空泛。

還有一點，要保持著看書的習慣。我記得上大學的時候，我經常去廈大旁邊的麥當勞看書，看文史哲，看各種書。

Q：看文史的書，會對您當記者和當律師有一些幫助嗎？

A：都有幫助。對社會現實會有一個關注，尤其是中國，是有歷史傳統的，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也許我們今天經歷的事，以往都有重復過。這樣看世界會更開闊、更想得通。

比如，有的律師會抱怨現在執業環境不是很好，可以理解，同時這也是相對的。跟三四十年前相比，我們是有在進步的，可能跟十年前相比，有些地方是有待加強。比如刑事案件二審開庭少的問題。這也是讓刑辯律師覺得不可思議，也非常頭疼的事情。連涉及到財產的民事案件二審都開庭，為什么涉及到生命和自由的刑事案件二審不開庭？死刑立即執行的二審案件是必須要開庭的，這是《刑事訴訟法》明確規定的，但是，如果是一個判無期徒刑的案件，二審可能就不開庭。

我們在民國的時候就有律師，上世紀五六十年代中斷了，1979年又重新開始，這不就失而復得嗎？歷史不就是這樣子嗎？也許我們律師現在遭遇一些困難，但還是要努力，每個人默默做好準備，擦亮自己的武器，總有一天還能用得上的。最怕的就是沒做好準備，等機會來了，卻不行了。

Q：您覺得您做好準備了嗎？

A：我覺得自己一直在不斷學習，也在增加勇氣。做刑辯律師，一方面是要提高專業水平，另一方面也要有適度的勇敢。我覺得在勇氣和技術方面，自己都在想辦法加強。比如，龐某某涉嫌網絡型尋釁滋事罪案件，我是路見不平，公益代理，作無罪辯護，最后公安機關終止偵查，無罪了。再如，我和同事代理的一個故意殺人罪案件，當事人一審判死刑，二審改判死緩，在監獄服刑18年，一直喊冤，我們代理申訴五年后，最高人民檢察院立案復查。這些案件也是我們作為律師價值的體現。

Q：您有遇到過一些很遺憾的敗訴嗎？會怎么調節自己的心態呢？

A：有啊，有一個古玩類詐騙罪案件，我一直認為屬于民事糾紛。當時一審是其他律師代理的，判決14年。我們是代理二審辯護，上訴到省高院，高院聽取了我們的意見，撤銷原判、發回重審，發回原來的法院后，我繼續辯護，但最后結果不盡人意。我一直認為這個案子是古玩類的民事糾紛，最多算是民事欺詐。這個案子努力了三年，家屬也看到我們盡力了。

調節心態的方法就是全力投入下一個案件。我們律師一方面要跟當事人感同身受，另一方面，結束案件后不能過度地陷在里面消耗自己的情緒。這跟做記者一樣，記者也不能無休止地消耗在一個新聞事件當中。

Q：可以給剛踏入媒體和律師行業年輕人，分別分享一點比較重要的原則和經驗嗎？

A：給年輕記者的建議，我覺得要踏踏實實。不懂就要學，千萬不要模棱兩可。政法記者絕對不能糊里糊涂去采訪，萬一律師或者專家說錯了怎么辦，不能依葫蘆畫瓢寫上去，記者要去核實，去學習，去調查。

給年輕律師的建議，有兩點。第一點，要知道自己的職業風險在哪里，有些底線是不能碰的。比如，在看守所里面拿出手機拍視頻、打電話的行為，不能做。這就是職業底線，不能碰。第二點，要踏踏實實，在專業上提高自己。因為專業是立身之本。其他的方面當然都可以拓展，但律師首先是一個專業人士，其次才是社會活動家。

來源丨法律圈共同體

系列統籌丨譚雁清

作者丨羅楚琪 程丹妮

編輯丨許 愿

排版丨梁 棟

審核丨齊 明

藍天彬律師：江蘇法德東恒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刑事業務研究會副主任，江蘇省人大常委會法工委規范性文件備案審查咨詢專家，南京市律師協會刑事訴訟法律專業委員會秘書長，前政法記者，畢業于廈門大學，專注于研究公司人員、公職人員法律風險防控和刑事辯護，多起案件獲得不起訴或撤銷案件、終止偵查、改判緩刑等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