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十年來正義始終無法出現，只有人們靠良知和憐憫在反復呼喚社會不要忘記這個事件，背后反映了知識和良知在權力面前的無奈。

我們每個人的地位、收入、知識、萬無一失的防備，所有一切，在有人想加害我們并可以逍遙法外的時候，都不能成為我們的護身符，只有行之有效的法治才是避身之所。

上帝給吳承之、朱明新夫婦開了一個殘酷的玩笑。先是賜予他們一對可愛、漂亮、多才多藝的女兒，繼而在她們的花季之年，又把她們收走或摧毀。

1989年，就讀于北京大學生物系大三年級的長女吳今，在參加學校組織的春游時，莫名其妙地失蹤，然后又莫名其妙地被發現墜崖身亡。1994年至1995年，就讀于清華大學化學系的次女朱令，同樣也是在大三年級時，先后兩次被人投毒，雖然經過全世界熱心人士的幫助，終于脫離生命危險，但是全身神經系統、主要器官和視覺都受到嚴重損傷，成為一個重度殘障人。

吳承之、朱明新夫婦有過燦爛的青年，幸福的中年，但是自從年過五旬后的30多年里，接連沉陷在在喪女之痛，以及日復一復照顧不省人事的女兒的奔波憔悴中。他們今天都已80多歲高齡，不過，“安享晚年”對他們來說是不可能眷顧的詞匯。

“朱令案”近三十年來熱度始終不減，這里面有人們對朱令一家遭遇的同情，也有人們對兇手不能捉拿歸案，得到懲罰的憤怒。近三十年來正義始終無法出現，只有人們靠良知和憐憫在反復呼喚社會不要忘記這個事件，背后反映了 知識和良知在權力面前的無奈。

朱令出身于典型的高知家庭。外祖父朱啟明，民國時期燕京大學優秀校友；父親吳承之和母親朱明新都是中科大1959級校友，那時候中科大比清華北大更受青年人的青睞，他們可謂真正的天之驕子，人到中年的時候，他們分別成為中國地震局和中國遠洋集團的高級工程師，堪稱行業權威；而他們的女兒從小就求學于北京最優秀中小學，后來分別升入北大、清華。

在東亞社會的平民眼中，他們是成功人生的最典型樣板，是平民奮斗的天花板。然而， 這些所謂的成功，以及專業領域的成就，可以保障他們平時尚稱優渥的生活，但是在遭受磨難的時候，并不能保護他們——他們與平民一樣只能忍受做受害者，他們只不過是多了一些發聲渠道而已。

而投毒者因為是赫赫有名的高官后人，一直能逍遙法外，可以毫無阻攔地出國留學，可以回國找到報酬豐厚的工作，據身邊目擊者稱，即便是事發十多年后，還可以自由出入復興門外的高干住宅區。

事發之后的近二十年里，朱令外祖父母、父母的很多好友——他們都是堪稱中國知識界的最權威著名人士，不乏有全國政協委員、人大代表身份——堅持不斷為朱令案上書呼吁。司法系統也都已經查個水落石出，每個辦案人員也為朱令遭遇深感不平，但是知識分子的吶喊和普通人的良心終究是脆弱的，不抵有關人員的一個招呼或一個簡單批示——這就可以讓沉重的一頁紙徹底掀過去了。 （具體可見《公安部關于政協十屆五次會議陳章立委員來信反映問題調查情況的復函》，2007年9月17日）

是的，學霸們（哪怕是清華北大的省狀元）奮斗一生的極限不過是在海淀或西城擁有一套學區房罷了，而這些，一個在地方上有點地位的官僚或者跟權力粘上關系的掮客們，可以輕易辦到，君不見二環三環各地房哥房姐的豪宅萬萬千？學霸們人生的成功結果不過是把子女卷進清華北大（或藤校）罷了，而這些學歷證書在激烈應聘面前，又哪能比得上一個條子？

所以，我們普羅大眾面對朱令案，除了同情和憤怒，還應對我們文化中的習性做出一些反思。 中國人追求個人的極致成功，對社會制度進步漠不關心或進而言之（并自以為成熟），其實個人的成功是渺小的脆弱的，如果沒有法治的保護，個人獲得的一切可能隨時消失。

十六年前，朱令的母親在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奔波呼號十多年依然沒有效果之后，發出了喟嘆《我該怎么保護我的女兒》，并著文發表于一篇雜志，這也是撞擊每個人靈魂深處之問。 我們每個人的地位、收入、知識、萬無一失的防備，所有一切，在有人想加害我們并可以逍遙法外的時候，都不能成為我們的護身符，只有行之有效的法治才是避身之所。

而投毒者的祖父和伯父也本是高級知識分子，據他們身邊熟人透露，兩位都是有富有正義感的人士，常常為貪污腐敗、社會不公憤憤不平。然而，他們掌握了權力后，在大是大非面前依然選擇了服從于親情，或他們的地位和權力被親屬利用，去對抗法律，以至于他們的一世英名被蒙羞，以至于人們都認為他們才是真兇。由此可見法治可以保護任何一個人：它可以為無權無勢的人撐腰，也可以防止有權有勢的人墮落。

誠如總書記所言：法治興則國興，法治強則國強。愿法治暢行天下！愿人間從此沒有如此離奇的鉈中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