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0日上午，2023徽商助力安徽高質量發展大會暨徽商總會成立大會在合肥隆重召開。

安徽省委書記韓俊向徽商總會的成立表示祝詞中，提到歷史上的徽商不僅創下了“無徽不成鎮”、“無徽不成商”的商業奇跡，更以“徽駱駝”的形象，孕育了獨特的徽商精神。

究竟什么是徽商精神？

或許，我們得先了解下徽商這個群體。

徽商起源于徽州，興盛于明清時期。

其實史書中很早就有徽州商人的記錄，唐代詩歌《琵琶行》中“商人重利輕別離，前月浮梁買茶去”，描寫的就是離家遠赴他鄉販茶的徽州商人。

很多人不知道為何徽州商人“輕別離”，以為就是單純的商人重利。

其實，這與徽州的地理位置有著極大關系。

古徽州地處“吳頭楚尾”，山高林密、地形多變，風景雖然優美，但由于地處貧瘠山區，俗稱“七山一水一分田，一分道路和莊園”，徽州人可以說是在石頭縫里種莊稼。

因此，當地才有“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歲，往外一丟”的哀嘆。

徽州地區村落風光

耕地少，要吃飯的人卻不少。

為了生計，徽州人不得不拿著當地出產的茶葉和木材去換取糧食，被迫走上經商之路。

雖然徽州當地不適合種植莊稼，但這里地處亞熱帶，重巒疊翠，霧色空蒙，山地肥沃，氣候溫和，不僅適宜木材的生長，而且適宜茶樹的種植。

其中，徽州的黃山毛峰與祁門紅茶獨占其二，而靠近徽州的六安也貢獻了風味獨特的“六安瓜片”。

此外，徽州更有得天獨厚的文房四寶資源。

自宋朝以來，“文房四寶”主要就是特指來自徽州的宣筆（安徽宣城）、徽墨（安徽徽州歙縣）、宣紙（安徽宣城涇縣）、歙硯（安徽徽州歙縣）。

文房四寶

隨著南宋時期的政治、經濟中心南移，毗鄰臨安府（今杭州）的徽州地區通過新安江將木材、茶葉、文房四寶等運到臨安等地，徽州府六縣（績溪、歙縣、休寧、黟縣、祁門、婺源）逐漸走出天下聞名的徽商。

與其他商幫不同，徽商素有“賈而好儒”的贊譽。

這也不奇怪，徽州自古就有著“東南鄒魯”、“理學之邦”的稱號，朱子理學在此生根，陽明心學由此勃發，“十戶之村，不廢誦讀”。

傳統文化教會了徽商善取予、精籌算、知進退，從而讓自己的經營之道總是勝人一籌。

徽州人也深知，儒學雖為本業，但唯有經商這一厚利之“末”業才能支撐其“本”，而固本首先要抱團。

徽商的宗族觀念濃厚，宗法成為維系家族關系的紐帶，通過以鄉族親緣為紐帶的關系網絡，不僅增強了徽州商幫內部的凝聚力，也提升了市場競爭力。

徽商成幫約在明朝中期，明末筆記《五雜俎》中記載，當時的豪門大戶，南方以徽商為首，北方則以晉商為主。

徽商博物館里的人物雕像

到清朝乾隆年間，以鹽業為中心，徽商經營行業遍布各類消費行業，從茶葉木材到米、谷、棉布、絲綢、紙、墨、瓷器等，深入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中。

后來胡雪巖操持起官辦典當行業，他不僅獲利豐厚，更戴上徽州人夢寐以求的“紅頂戴”，徽商的聲譽達到了頂峰。

前后近六百年的經商時間，使得徽州人“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幾乎是家家經商，徽商足跡更是遍及國內及海外。

近代，胡適把徽商百折不撓的創業精神譽為“徽駱駝精神”，后人將其總結為徽商“敏銳的創業眼光、進取的人生態度、誠信的處世風格、合作的人際關系、超前的契約意識”，更讓徽商忍辱負重、堅忍不拔的創業精神深入人心。

自古經營有道的商幫很多，但是像徽商這樣能被稱為“徽商精神”的不多。

徽商重文化，提倡以誠待人，以信接物，以義為利，歲月中不動聲色，自藏底蘊。

其中，“以義為利”是其根本。

徽商的“義”，其實就是一種利他精神，既有商人之間的“義”，也有致富不忘回饋社會的善行。

清末歙人許承堯在其《歙事閑譚》中記云：“吾徽人篤于鄉誼，又重經商，商人足跡所至，會館義莊遍行各省。”

全國各地至今還保留著許多徽州同鄉會館或義莊，當年主要作用就是團結在外的徽商，同時與其他商幫勢力競爭抗衡，以維護自身的利益。

徽商在外，特別齊心合力，尤其是遇到糾紛及斗訟之事，往往“一人爭之，一族爭之”，以眾幫眾。

這些同鄉會館還經常會為遠行遇到困難的族戚或老鄉伸出援手，慷慨解囊。

同時，徽商在某地發現有利可圖的商機，也愿意將信息提供給族人鄉親，讓大家來同謀經營，共同發財。

特別是徽商普遍都有家鄉意識，無論身居各處，始終愿意筑道路橋梁、修祠堂族譜、造牌坊亭閣、辦書院學堂、建會館義莊、護河堤堨壩，并廣置族田義田以救濟族人。

安徽皖南徽州西遞古村徽派建筑和街道

由于徽商極為注重宗族觀念，為了能讓自己及后世光宗耀祖，徽商不遺余力地在家鄉興建各類義學、義塾，為家族及鄉里的貧困子弟提供讀書場所。

雖然這樣做的主要目的是為自己和家族“貼金”，但客觀上帶動了當地興學重教的意識，以及人人都以興辦教育為榮的民風。

此外，徽州地處山區，山高水急，徽商也將筑橋修路當作積德行善、造福家鄉人民的義舉，不惜斥巨資予以慷慨資助，即使是做小本生意的徽商，也無不以造橋修路為樂。

不僅如此，徽商還經常為國捐輸以賑災助餉，急朝廷之所急。

例如嘉慶年間的徽商鮑漱芳，因在川、楚、陜三省平亂中，組織富商們捐輸軍餉有功，被任命為鹽運使，成為握有兩淮鹽業大權的顯要人物。

整個嘉慶一朝，鮑漱芳多次捐款為朝廷濟困，深得嘉慶皇帝的贊賞，獲得清廷從優議敘、官加十級的嘉獎，特賜在故里棠樾修建“樂善好施”牌坊。

棠樾的“樂善好施”牌坊

徽商還將這些樂善好施的行為帶到每一處經營的城市，既是延續善舉，同時也成為自身無形的口碑宣傳。

江南很多小鎮，就是由于遠道而來的徽商在此架橋修路，開設學堂、米鋪、藥鋪等店面，從而帶來街鎮的繁榮，也才有了“無徽不成鎮”的贊譽。

徽商這種樸素的“以義為利”，恰恰與《國富論》的作者亞當·斯密提出的一個自利（self-interest）原則不謀而合。

亞當·斯密指出，在市場經濟中，當每個理性經濟人按自利的規則行動，“看不見的手”（市場的存在）將同時使得社會利益最大化。

200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赫爾維茨在此理論上提出，如果有一種制度安排，使行為人追求個人利益的自利行為，恰好與機制設計者想要實現社會價值最大化的目標相吻合，那么這種安排就是“激勵相容”（Incentive Compatibility Principle）。

簡單地說，徽商的“以義為利”，真正實現了個人價值與社會價值的高度融合，看似是做虧本買賣，可市場最終會以更大的收益來回報其投入。

很多時候，回顧歷史是為了更好地創造未來。

“斯商，不以見利為利，以誠為利；斯業，不以富貴為貴，以和為貴……”

徽商走遍大江南北，將買賣做到全國，又通過一代代人的傳承，書寫時代賡續。

從安徽走出的新徽商，確實是一種“現象級”的存在：

楊元慶、史玉柱、王傳福、尹同躍、呂向陽、劉慶峰、桂四海、李西廷、余承東、方洪波、李斌、束從軒……這些安徽企業家創辦的企業身處中國成長最快的新興產業賽道，也成為各自行業的“主力軍”。

長江淮河潺潺入夢，皖山皖水縈繞心田。

新時代的徽商，無論從事什么行業，經歷怎樣的艱辛，骨子里印刻的“徽駱駝”基因與“以義為利”的徽商精神，支撐著他們不斷破浪前行。

離開又歸來的徽商們，鄉音未改，回報桑梓的那份真摯情懷也始終不變。

2007年，被譽為“香港新船王” 的桂四海投資20億元在安慶建設港口、碼頭，2018年7月10日，由四家池州企業組成的遠航港口在港交所鳴鑼上市。

2011年，楊元慶在合肥布局全球最大的智能設備研發制造基地聯寶科技，帶動就業近10萬人。

同時，產業鏈上下游企業也在合肥周邊形成了“4小時產業圈”，加速安徽智能科技的不斷升級。

隨后，王傳福更是將整條新能源汽車產業鏈幾乎都搬來了安徽，形成以合肥為中心的新能源整車基地，以無為、蚌埠、滁州、阜陽為支撐的動力電池、電池材料、高壓電器、線束等關鍵零部件配套基地。

合肥長豐比亞迪工業園

這里短期就能形成百萬輛以上的產能，快速實現全產業鏈布局。

在碭山縣經濟開發區，李西廷投資的邁瑞醫療科技產業園已正式投入生產研發，將成為邁瑞醫療在全球的第四大制造基地，致力打造國際一流的現代化醫療零部件精密加工生產基地。

李斌將蔚來總部搬到合肥，牽手江淮汽車后，近五年時間就在合肥實現30萬臺量產車下線，并通過建設研發中心，打造包含芯片、功率半導體、電機、電池、常規汽車零部件、整車制造、用戶服務等在內的全產業鏈聚集區，為安徽新能源車產業添了一把“火”。

坐落于合肥經濟技術開發區的蔚來總部圖片來源：蔚來官網

幾代人的制造業沉淀，四十年的開放格局，新徽商自成生態，處處皆是朝氣。

截至2023年前10月，安徽億元以上在建徽商回歸項目469個，徽商投資額達1299.7億元，比2022年同期增長13.6%。其中，戰略性新興產業領域的到位資金占到80%以上。

樹高千尺不離根，徽商回歸熱潮的背后，是濃濃的鄉情感召，也是與安徽這些年經濟提升和營商環境的“雙向奔赴”。

2022年，安徽GDP達4.5萬億元，位居全國第十，實現對上海的反超；省會合肥已晉級為萬億城市和國家特大城市，更以“最牛風投城市”屢上財經熱榜。

醞釀多時的《安徽省優化營商環境條例》也將在明年1月1日起施行，優化一流營商環境，安徽自此有法可依。

新聞報道

從昔日的“孔雀東南飛”到如今的“燕歸巢”，回歸的徽商坦言，投資安徽已然成為一種“最好的選擇”。

時間長河中，無數徽商書寫商界傳奇的同時，更留下“徽行天下、情系故里”的佳話。

志合者，不以山海為遠，今天，徽商與故鄉的故事，依然在譜寫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