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大家推薦趙樹凱先生的個人學術研究平臺“九號院時刻”。趙樹凱先生是我國最杰出三農問題專家之一，先后在中共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九號院）、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工作，歷任紀登奎聯絡秘書、研究員、中國發展基金會副秘書長、信息中心主任，2006年擔任中央政治局第36次集體學習主講人。著有《鄉鎮治理與政府現代化》、《農民的政治》、《農民的新命》、《農民的鼎革》等。 趙樹凱先生幾乎完整經 歷了農村改革4 5 年歷程，筆者每次請教趙先生農村改革史問題，他都能如數家珍詳細講明 各 項政策 來龍去脈，對 三農主要 問題的癥結、 癥因和出路也有深刻洞察力，他的文章和著作都值得找來一讀。

不論是官方，還是在民間，杜潤生的改革貢獻都有共識，但是，理解杜潤生并不容易。

八十年代農村改革是一場艱難曲折的政策革命，在根本上糾正了長期以來的政策失敗，堪稱近代中國的十年輝煌。這十年輝煌，不僅前所未有，隨后三十余年也未再現。但是，鑄就這種輝煌的歷史進程是復雜的。從杜潤生個人來說，在這個過程中也充滿了糾結和艱難。這些糾結和艱難，有的出自體制運行，有的出自政見紛爭，也有的是出自權力糾葛。

一

1979年春天，政策斗爭第一次公開爆發，也是杜潤生遭遇的第一場麻煩。3月15日，人民日報頭版頭條發表一封署名張浩的讀者來信，并配發了五百字編者按：“已經出現分田到組、包產到組的地方，應當正確貫徹執行黨的政策，堅決糾正錯誤做法。”編者按起因于分管農業的中央領導批示，國家農委起草了“編者按”文稿，杜潤生作為主管政研室的農委副主任參與其中。此事在全國引起軒然大波，堪稱為改革早春時節的一股政策寒流，但遭到了安徽、四川等省抵制。五年后，中央機關整黨，杜潤生在“整黨對照檢查報告”中曾有專門說明。

“張浩來信”事件之后恰好一年，1980年3月，國家農委主管刊物發表杜潤生文章：“包產到戶不應作為方向去提倡。”“我們要把希望放在充分發揮集體經濟的優越性上去，改變生產條件，實現機械化。如果擴大包產到戶，就是背道而馳，搞不好還可能破壞公共財產。人心一散，各奔前程，集體經營沒有了，基本建設也不搞了，科學種田也搞不起來了，農村的社會主義陣地就被破壞了。”[1]此文再次構成政策事件。這個刊物發表了系列否定包產到戶的文章，還拒絕刊發安徽方面的文章。萬里上調中央主管農業之初，曾幾次表示要撤銷這家刊物。杜潤生晚年說：“我的講話修改稿，未經校正，被一位同志拿走，發表在《農村工作通訊》上，造成一些不好的影響，我應該負責”。[2]

1981年3月，中央辦公廳向全黨轉發杜潤生的政策報告：“全國約有百分之二十左右的社隊屬于‘三靠隊’，允許包產到戶。”“還有百分之五六十的社隊處于中間狀態，辦的不算好。包產到戶的出現，使這些社隊面臨新的挑戰。任其自流自發的大批搞包產到戶，可能引起生產關系動蕩，是不利的。為樹立與鞏固社會主義經濟成分的優勢，如何改善這部分生產隊的勞動組織和報酬制度，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問題。”[3]這個中辦文件成為一段時期內政策依據。從1981年春天到1982年1號文件發出，圍繞著是否允許一般地區搞包產到戶，中央領導之間、地方領導之間都有激烈的意見沖突。在這個過程中，杜潤生一直處在紛爭漩渦之中。

與包產到戶比較起來，是否允許私人雇工的政策制定更加曲折復雜。包產到戶的政策爭論主要發生在三年時間，而雇工政策的爭論和起伏則是長達十年。1989年8月，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加強黨的建設的決定》[4]，規定共產黨員不準雇工。時至今日，這個文件沒有得到執行，也沒有廢止。

在杜潤生主持起草1982到1986年連續五個1號文件和1987年5號文件期間，雇工政策始終屬矛盾焦點，開過若干次專題會，寫了諸多報告。這些不同形式的會議，從西安開到承德，從九號院開到中南海，從中紀委開到中顧委，意見紛爭集中到中央書記處辦公會。但是，這些討論在文件稿中都無從體現。1985年末，鄧小平與薄一波談話時表示，對雇工現象該管一管了，應該從雇傭人數、銀行貸款、雇主收入等方面加以限制，并說：“請你轉告潤生同志，認真起草個文件和必要的法律”。怎樣把這次談話精神貫徹到文件起草中去，文件起草組內部爭論激烈，最后杜潤生說：“文件避開雇工，因為一兩句話說不清楚。”在這個過程中，杜潤成受到各種壓力，有的領導人直接批評杜潤生對雇工“不想限制”。雖然高層領導的旨意需要執行，但杜潤生的處理風格明顯不同于包產到戶問題，一直對制定限制雇工的政策條文持消極態度，似乎已經無意于左右逢迎。

1985年1號文件的主要政策突破，是取消了糧食統購統銷。統購統銷實行三十年，是計劃經濟體制堡壘。與此同時，基于糧食連年增產和調整農村產業結構的考慮，國家也調低了糧食收購價格，減少了鼓勵農民種糧食的化肥油料等補助。沒曾料到，當年糧食大減產。在此背景之下，政策意見紛爭驟起。當初反對取消統購統銷者認為，農村改革在方向道路上出了問題；即便支持取消統購統銷者，也有若干人認為，這是農村形勢的判斷失誤，是政策措施出現重大失誤。面對出乎意料的形勢，政策研究陷入前所未有的困難，改革不再意氣風發。入秋以來，杜潤生連續召集會議討論形勢和對策。11月26日，杜潤生主持討論文件思路，眾人談政策局勢突然變難，廣東省委常委兼農委主任杜瑞芝說：“該說的說完了，該做的做不到”。關于新文件稿（即1986年1號文件）如何起草，杜潤生說：“要畫一條紅線，不能什么都說。好話說盡，好事不多，中央威信受影響。要少說，說了要辦到。”針對有人借糧食減產否定家庭承包制等改革政策，杜潤生強調：“要堅持改革，不改革不行，如果不改革，農村的出路在哪里？存在的問題要用改革來解決，要走新路，不是走老路、邪路。”

1985年之后，糧食連續徘徊，杜潤生面臨批評質疑，不僅有所謂方向路線問題，還有具體政策問題。有意見認為，他過于重視生產關系，只在生產關系上做文章，而不重視生產力，不重視農業的投資和基礎建設。糧食減產等問題的嚴峻性，引起了鄧小平重視。1986年6月10日，鄧小平將胡耀邦、趙紫陽、萬里、姚依林等人召至住處討論。根據鄧小平指示，杜潤生組織起草了“農業發展的若干建議”。這個建議，集中而言就是兩件事情：深入改革和增加投入。杜潤生說：“順竿爬，要點錢，但是不能用老辦法花錢，縣包干把錢吃掉。要錢，要同改革相結合，經濟搞活，水利、技術改造、土地使用費，金融搞活，勞動積累，寫清楚錢要怎么用。聯系改革，開辟財源，提高效益。”報告送交當年8月中央北戴河會議討論，獲原則同意。

二

1987年2月，杜潤生請示起草“全國農村遠景發展文件”，時任總理在請示報告上批示：“我認為思路對頭是可行的”。3月，杜潤生開始組織力量研究“農業發展綱要”。他在主持辦公會時說：“‘綱要’已經批準要搞，要認真地進行，不是指標和賬單，而是著重選擇發展路線、戰略，要有幾種方案比較”。隨后，成立起草領導小組，工作班子設立了文件組、資料組、辦事組、咨詢組，作為機關工作中心任務。經過連續兩年的緊張研究，形成系列報告，但是，由于宏觀經濟政治形勢驟然變化和高層意見分歧，并沒有成為真正的政策成果。

1987年7月和1988年1月，杜潤生兩次召各省農村工作部門負責人進京。在熱議形勢和反思政策之余，地方官員對機構建設也有所非議，認為從中央到地方未能建立起強大統一的農村工作機構，全局性農村工作體制被削弱。后來人們更認為，地方農村工作部門名目繁多，缺乏統一，也是中央農研室被輕易地撤銷原因之一。如果全國的農村工作機構從上到下是統一的，則中央農研室很難被撤銷。

1988年11月，杜潤生主持召開了當年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這是他操辦的最后一次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會后，中共中央發出《關于奪取明年農業豐收的決定》[5]，這是他主持起草的最后一個中央文件。

1989年7月末，杜潤生擔任主任的中央農研室突然撤銷，隨后，工作組進入清查。在前后長達十來天的部級干部生活會上，杜潤生多次檢查。清查后期，所有黨員要重新登記以確認黨籍，但是，接替杜潤生主持機關工作的王郁昭突然接到通知：停止杜潤生黨員登記。這意味著，這個1930年代中期入黨、1950年代初期擔任正部級職務、1980年代后期熱議將出任副國級領導人的中顧委委員，面臨被清除出黨的困境。半年之后，終于允準登記。“杜老當時的處境是不順的。正在對他實施幾個不準：不準發表文章，不準離開北京，不準出席會議（當然批判會議不算）。”[7]

三

杜潤生具備大學者的學識和氣度，但是，不應該在學者形象上做過多解讀，因為他是高級官員。也許可以說，1990年之后，也就是77歲之后，杜潤生的研究和寫作，基本上是學者式的。在八十年代，杜潤生曾經試圖從馬列理論來論證家庭承包制，以彌合不同觀點，達成政策共識。進入九十年代，他的思想觀點明顯轉變升華，不再從傳統馬列理論來論證中國改革。他更多思考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大勢，思考西方政治經濟演變，關注國外學術發展。隨后十幾年，他在更加宏大視角下審視中國改革。

1983年，“當代中國叢書農業合作化卷”編委會成立，杜潤生擔任主編，這項工作持續二十余年。世紀之交，編委會內部存在已久的意見分歧終于激化。副主編李友九撰文訴諸高層，批評杜潤生“否定1956年合作化的偉大勝利”，是“唯生產力論”者、“機會主義”者。2000年1月28日，杜潤生寫信給當代中國叢書編委會主任鄧力群，信中說：“我無意和李進行文字爭論。事實已經說明，真正否定1956年合作化高潮的，是廣大農民和黨中央80年代的決策。但對李提出的挑戰，不能置之不顧。”與此同時，杜潤生提出辭職：“李寫的批判書，可視同他以副主編身份公開宣告對我主編一職的不信任。為了勝利完成合作化卷最后定稿和出版工作，我決意提出辭去主編職務，以免我的錯誤認識有礙于他人工作，望給以理解和支持”。因為內部斡旋，辭職事件沒有公開化，但編委會工作陷入名存實亡。

李友九曾是農業部常務副部長，他和杜潤生是老戰友，抗日戰爭時期，在太行山根據地，兩人分別擔縣長和縣委書記，經常在農民家里睡在一條炕上。在杜潤生擔任中央農村工作部秘書長期間，李友九是合作化局局長。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李友九是農業部常務副部長，隨后二十余年間主要精力在農業合作化史編委會。兩人之間，個人友情源遠流長，政策觀點漸行漸遠。李友九寫批評文章時，曾到杜潤生辦公室，政見不同而赤誠相見。

編委會內部的這場爭論意義深遠。實際上，早在八十代初期，在這個問題上，在中央書記處辦公會的多次討論中，杜潤生與總書記、總理和主管農業的常務副總理之間已有深度共識。那就是，以家庭承包經營為核心的農村改革，不僅從根本上否定了人民公社，也從根本上否定了1956年完成的、以普遍建立高級農業合作社為內容的合作化高潮，而且，也是對1953年起步的初級農業合作社的否定。就是說，農村改革實質上否定了通常所說“農業合作化的偉大勝利”，否定了“農業社會主義改造”。如此說法，聽起來驚世駭俗，其實道理淺顯如紙。初級社已經否定了家庭經營，作為改革成果的家庭承包經營制自然也是否定初級社。這種否定，使得被奉為中國農村金光大道的“集體化道路”無地自容。如杜潤生所說，做出這種否定的，不是哪一個人，而是中國農民，是黨中央的決策。

在給鄧力群的辭職信中，杜潤生并不掩飾對于農業合作化的否定態度，不在意被指控為“唯生產力論”者，也不在意被指責為馬克思主義的叛逆——第二國際伯恩斯坦“機會主義”。關于中國改革，杜潤生的思考不斷深化。2006年2月，杜潤生對哈佛大學傅高義說：“孫中山為聯合前蘇聯進行革命，搬用前蘇聯一黨體制，一個政黨、一個主義、一個領袖，長期延續，加上斯大林的解釋，無產階級專政實際上是黨的專政，這種定義未能與法西斯主義劃清界限，導致蘇共作為執政黨的三壟斷：壟斷權力、壟斷資源、壟斷意識形態。使自己陷于孤立脫離群眾，蘇聯解體于此不無關系”。他認為，現代各國實踐證明：自由的風險遠小于專制主義的風險。[8]改革就是要解決“三個壟斷”問題，而出路在于民主。他認為，中國發展民主的路徑是：“先辦村民自治，進而實行鄉政權直接選舉，直至縣政權的民主重建。要給農民完全的國民待遇”。[9]

四

杜潤生有一句著名的話：“不會妥協就不會工作”，也常以此告誡年輕人。這受到一些人批評，杜瑞芝曾經回應：“有人說他是風派。什么風派？他是個識時務派，‘識時務者為俊杰’。”“真理，離不開時間、地點、條件。他能夠在一定時間、一定條件下講什么就講什么，該怎么講就怎么講，既有針對性，又做到恰如其分在。”杜瑞芝又說：“在‘左’的傳統根深蒂固，‘三中全會’后一些掌權者還在不斷攻擊農民及其‘后臺’是‘掛羊頭賣狗肉’、‘說社會主義，實際干資本主義’情況下，不到講那種話的時候是不能講的，講了還不被打死啊!”[10]通觀杜潤生改革作為，前期注重妥協調和，后期則彰顯堅守執著。

文集三卷是杜潤生晚年親自選編，收入文章從1980年9月到2008年。1980年9月之前，有若干講話和文章沒有收入。研究杜潤生，要看已經出版的文集，也要看當年講話文章，還要看高層政策討論與文件起草過程中的談話。

2018年12月，杜潤生去世三年后，中共中央召開慶祝改革開放40周年大會，隆重表彰100名“改革先鋒”稱號獲得者[11]，杜潤生名列其中，是“改革先鋒”中唯一的部長級官員。

杜潤生并沒有遠去，對當年九號院中人來講，他可感、可親、可敬。但是，評價杜潤生，不能只有徒子徒孫式的仰望和謳歌。作為當代人，作為學術研究，應該刻意保持歷史距離感，努力站到歷史制高點，從歷史的長時段來冷峻審視改革年代。理解杜潤生，其難以哉。孤陋如我，不敢妄言理解，但努力理解。理解杜潤生，是理解1949年以來中國共產黨的農村治理，也是理解異乎尋常、異彩大放的八十年代中國政治。

[注釋]：

[1]杜潤生：《改革經營管理工作急需解決的幾個問題》，載《農村工作通訊》1980年第3期。

[2]杜潤生：《杜潤生自述》，人民出版社2005年8月版，第108頁。

[3]國家農業委員會辦公廳：《農業集體化重要文件匯編》，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1年，第1081-1082頁。

[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十三大以來重要文獻選編》（中），中央文獻出版社2011年6月版，第41頁。

[5]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新時期農業和農村工作重要文獻選編》，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年10月版，第525頁。

[6]余展、高文斌主編：《我認識的杜潤生》，山西出版傳媒集團2012年7月第1版，第334頁。

[7]劉堪：《和杜老相處幾十年》，見余展、高文斌主編：《我認識的杜潤生》，山西出版傳媒集團2012年7月第1版，第57頁。

[8]杜潤生：《杜潤生文集》下冊，山西經濟出版社2008年版，第1339頁。

[9]杜潤生：《杜潤生文集》下冊，山西經濟出版社2008年版，第1173-1175頁。

[10]杜瑞芝：《對杜老我是既關心又操心》，見余展、高文斌主編《我認識的杜潤生》，山西出版傳媒集團2012年7月第1版，第16頁。

[11]人民日報2018年12月19日 ，第3版。

2023年12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