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月11日，原中國人民建設銀行行長、中國證監會第二任主席周道炯同志去世，享年90歲。

　　人們常說，資本市場的監管門檻極高，非專業人士不能勝任，而貴為資本市場塔尖的股票市場，自然更是如此。

　　例如證監會首任主席劉鴻儒被廣泛認為是學者型管理者，周小川、尚福林等繼任者更是被外媒譽為“技術型官僚的代表”（注：這是一個褒義詞，國外甚至有Socialist-Technocracy的專門稱謂）。

　　但在總共9任證監會主席中，周道炯卻是一個例外。

　　周同志是一位正兒八經的紅色革命家式金融監管者。他初中肄業，不懂英文，長期工作在財政領域，銀行和證券方面的知識源于實踐總結與自學。

　　偏偏這位非專業的A股看門人干得還非常好。他不但在任期內完美地履行了“救火隊長”的職能，還初步建立了A股監管體系，并獲得了市場與散戶的一致好評。

　　周道炯的辭世引發了業內人士的哀悼與熱議，人民群眾有一個大膽的疑問：

　　中國的資本市場，到底需要何種中國特色的監管者？

　　?財務科走出來的金融干部

　　1933年12月，周道炯出生于安徽歙縣里東鄉曄岔村。他15歲就輟學參加革命，擔任新四軍某交通班班長，是根紅苗正的“紅小鬼”。

　　1950年，未滿18歲的周同志因為上過初中、能寫會算，被分配到歙縣財政科，并由此在安徽省財政系統內工作了33年（其中17年在基層部門）。他曾擔任安徽省財政廳廳長一職。

　　1984年12月，即將出任安徽省副省長的周同志接到調任，出任中國建設銀行第二任行長。

　　沒有人預料到，這位科員出身的干部，將成為建行任期最長的行長（執掌了10年），并率領建行完成戰略轉型的華麗蛻變。

　　說個冷知識，當時的建行遠沒有今日的風光，它尚未找到自己的定位與核心業務，并一度面臨被兼并的風險。

　　中國人民建設銀行設立于1954年，是為“一五”計劃配套的準政策性銀行，其基本業務是為重點工程發放和管理建設資金。換而言之，建行的本質工作是為“集中力量辦大事”當好“財政出納”，它不承接商業銀行的業務。

　　正如國務院前副總理李富春所言：

建設銀行要為國家守計劃、把口子。

　　這也是為什么財政口出身周道炯，會來到北京領導建行的原因。

　　但周道炯并未沉浸在其擅長的在財政領域，他思考帶領建行跳出舒適區，迎接新的挑戰與機遇。

　　周道炯喜歡講一則關于自己的糗事。說是有一次出訪，外國人聽聞建行不吸納居民存款，也不承接國際金融業務，完全理解不了建行是做什么的。當時的翻譯硬著頭皮，把建行翻譯為“中國建筑工程項目的融資配套公司”，第二天老外報道稱：

中國最大的建筑公司老板來了。

　　這架勢，頗有一種“煤老板來了”的古典美。

　　建行的尷尬處境讓小平同志都表示出嚴重關注，他認為建行不要光坐在那里算賬，也要廣開門路，會做生意。

　　在周道炯的帶領下，建行先是在網點開展了現金與居民儲蓄業務。但由于當時政策規定“建行不能對企業發放貸款”，周道炯等建行高管決定開辟新賽道。

　　建行敏感地瞄準了住房金融，并很快在全國房地產金融業務領域居于主導地位。

　　從1986年起，建行率先開展房地產貸款和住房公積金業務。到1992年底，全國有30多個省市、1687個縣市委托建行辦理房改金融業務。當時建行還特意在各大媒體上打廣告，廣告詞赫然是：

要住房，到建行。

　　（這句廣告詞的特殊之處在于，改革開放初期，農村改革的榜樣安徽省流行一句順口溜：要吃米，找萬里；要吃糧，找xx）

　　除了在國內開拓新業務，周道炯還把建行的生意做到了國外。

　　從1986年起，建行在深圳、珠海、廈門等經濟特區開展外匯業務；1987年，建行利用為上海30萬噸乙烯工程籌資的機會，率先開啟海外融資項目。這種積極進取的姿態令人印象深刻，以至于建行被港媒稱為：

攪動中國銀行業的鯰魚。

　　此外，建行在混業經營方面進行了大量的嘗試，先后涉足金融咨詢、證券、信托、會計師事務所，并參與組建中金公司。

　　周道炯在建行的十年，讓建行的觀念、業務范圍、工作職能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從定位為“財政出納”的準政策性銀行轉型為最具活力的商業銀行。

到1993年底，建行在全國共設立各層次的專業機構500個，擁有一支2.7萬人的管理重點建設項目隊伍，共向7萬戶工商企業發放了流動資金貸款，余額達到467億元。

　　1993年12月25日，國務院發布《關于金融體制改革的決定》，把建設銀行明確定位為以從事中長期信用為主的國有商業銀行。這一表述，奠定了建行在我國銀行體系中的歷史地位。

　　從財政系統轉入銀行業的周道炯，交出了一張漂亮的答卷。

　　當然，我們不能把所有的成就都歸功于一人。

　　事實上，周道炯清晰地知道自己在專業領域的不足。他毫不忌諱地說過自己“干中學”的往事：

　　我文化水平不高，中學沒畢業。但我的自學能力較強，很多知識全是在工作崗位上自學的。

　　而他對于專業人士表現出完全的欣賞和最大的支持。例如每次建行涉足新業務，他都鼓勵年輕人：

　　只要是在政策允許的范圍內，就大膽地干，要敢為人先，出了問題我來承擔責任。

　　1994年4月，周同志出任新組建的國家開發銀行副行長一職。在離職前接受媒體采訪時，他把幾乎所有筆墨都歸功于“建行人”，淡化了自己的功績：

　　作為建行人，我感到欣慰的是，我們沒有落后于時代的步伐。

　　?在證監會救火

　　如果沒有意外，周同志將以“銀行家”的身份退休。但偏偏一道時代的暗流，改變了他職業生涯的軌跡。

　　1990年11月26日，在浦東飯店某會議室里，上海證券交易所成立大會召開了。

　　在新華社發布的一張現場照片中，時任體改委副主任的劉鴻儒、時建行行長的周道炯、人行副行長的周正慶出現在現場。

　　巧合的是，他們后來成為了中國證監會的前三任主席。只不過，劉鴻儒和周正慶是根紅苗正的央行人，只有周道炯與央行系統基本沒有關系。

　　周同志之所以被邀請，一方面是由于建行在對外融資方面的卓著表現，另一方面則是周道炯在組織架構、投行業務部門搭建方面的豐富經驗。

1991年上交所營業后，只有8只股票公開交易。當時北京僅有2家證券營業部，其中一家就是北京建銀信托投資公司的亞運村營業部。

　　1992年8月10日，深交所在發售新股認購抽簽表時出現內部舞弊事件，憤怒的未中簽者圍攻交易所與人民銀行網點，史稱“810事件”。經調查后發現，金融系統內部職工私買近6.5萬張，其中某證券部副經理直接截留一箱（5000張）抽簽表私分。

　　810事件不但引發了A股第一次暴跌（3個交易日內，上證指數跌去19%），還導致了嚴重的群體性事件。有關部門緊急召開了座談會，商討成立專門的監管部門。

　　1992年10月，國務院成立中國證監會，對證券市場進行日常監管，由劉鴻儒任主席。

　　但中國證監會在理論上是一個事業單位，并不適合在政策層面全權監管。于是，國務院還成立了一個“證券管理委員會”——這是一個政府機構，負責對證券市場進行宏觀管理。

　　新設的證券委由負責金融的朱镕基副總理擔任主任，但實際工作由常務副主任周道炯主持。

　　當時中國資本市場仍處于草創階段，各種bug層出不窮，其中最血腥、最黑暗的是327國債事件。

　　1995年2月，圍繞著即將到期的、總量為240億元的三年期國債是否由財政部實行保值貼補，多空雙方開始了殘酷的博弈。萬國證券為首的“空頭”單挑財政部直屬的中經開+遼寧國發等“多頭”，并在交易結束前8分鐘絕望地裸賣空1000萬張，引發了交易所直接“拔插頭”的丑聞。

　　327國債事件被稱為“中國的巴林事件”，中經開被外界指控為提前掌握內幕信息（當時中經開董事長是財政部副部長，副董事長是財政部預算司司長）；萬國證券與遼寧國發被指控蓄意違規、操控市場；上交所被批評為交易規則不完善、風控滯后。

　　327國債事件中的各路大神都受到嚴肅處理，鮮有善終。而受此沖擊，時任證監會主席劉鴻儒黯然離職、提前退休，證券委常務副主任周道炯被朱镕基同志找來緊急談話，火速擔任證監會主席。

　　若干年后，周同志回憶起朱同志講話的內容：

我送四句話給你，法制，加強立法和嚴格執行；監管，證監會和證交所加強市場監管和風險控制；自律，證券經紀機構和上市公司要加強自律管理；規范，證交所要面向全國，服務全國，依法加強統一管理。

　　空降的周道炯不顧反對之聲，果斷關閉了國債期貨交易，并以協議平倉的辦法使事件得到了較為妥善的解決。

　　但周同志絕不是“以力服人”的行政官僚，他深知“A股不能成為一個無序的賭場”，為此開啟了扎緊監管籬笆的工程。

　　第一個撞到刀口上的是四川長虹。

　　當時股權分置改革還沒有實行，為了維護流通股持有者利益，A股上市公司法人股的轉配部分被禁止上市流通。但1995年８月21日，四川長虹國家股的轉配股紅股部分公然上市流通，由此引發各方震怒。

　　當時四川長虹的董事長倪潤峰是全國勞動模范，是黨中央首肯的“改革先鋒”，風頭正勁。周道炯不顧阻力下令嚴查，并在“違反國家法規政策、違反三公原則、擾亂證券市場秩序、損害投資人合法權益”的調查結論上簽字，震驚了市場。

　　而接下來成為“槍頭鳥”的，是被稱為“A股史上最嚴重的證券欺詐案”之一的瓊民源事件。

　　瓊民源是首批登陸深交所的異地企業之一，但經營成績慘淡，1995年每股收益率僅為0.001元（也就是1厘錢）。但在高人配合下，瓊民源迅速完成了業績的華麗轉身：

　　1996年，瓊民源在沒有基本面根本性改變的背景下，宣布每股收益達到了0.87元，還宣布為股民準備了“10送10”的豪華大禮包。

　　1997年1月，瓊民源再接再厲，宣布1996年公司凈利潤同比增長1290倍。當時股民見多了年報中“嚴重虧損”的財務報表附注，有財經媒體因而創造了一個令業內人士會心一笑的新詞：

嚴重盈利。

　　僅僅一年多時間，瓊民源股價就從1.7元暴力拉升至26元，成為A股最靚的崽。

　　但不久之后，瓊民源神秘停牌。

　　證監會會同國家審計署、央行成立聯合調查組，開始周密調查。結果發現，這家嚴重盈利的公司從頭到尾都在財務造假、操縱市場，真實狀況是員工工資都發不出來了。

　　1997年3月7日，瓊民源雇傭了幾卡車人圍攻中國證監會，創下了A股的大場面。

　　但周道炯毫不所動，甚至直接與鬧事人員當面對質：

我們調查得知，瓊民源在年報中虛構利潤5.4億，這是確鑿無誤的。你們來這里之前，先應該找瓊民源把工資結一下。

　　在短短兩年的任期內，周同志親自批復、查處的上市公司違法違規案件超過90起，算下來平均每個月有3起。因而周道炯戲稱自己：

　　當了兩年救火隊長。

　　在他任內，一批證券市場的法律制度（如證券法、基金法）被討論起草，一批重要的交易制度被制訂實施（如10%的漲跌停板，T+1交易規則）。

　　甚至于，為了解決證監會缺乏行政執法權的大難題，周同志推動組建的稽查部引起了各方重視，由此擴編的稽查局，獲得了向各派出機構稽查管理的權力，成為證監會核心監管部門之一。

　　此外，周道炯向上級主管部門痛陳利弊，把原屬央行垂直監管的證券經營機構劃歸證監會統一監管，把滬深交易所的干部任免權由地方政府收歸證監會。

　　總之，周同志雖然是任期第二短的證監會主席，但他奠定了證監會對A股的監管框架。

　　從1996年起，A股進入了牛市，在半年內，滬指與深成指的漲幅分別為120%和340%。

　　面對“漲聲響起來”的大好局面，周同志卻以他豐富的銀行從業經驗，給出了另一個判斷：

　　股市火爆，總體上與我國經濟發展勢頭、與政策支持都有關系，但其中有一點值得注意，有大量的銀行資金進入股市，有些還是違規的。我們要居安思危，有些事情，不能因為會被罵而不去做。

　　這些“硬著頭皮去做”的費力事，包括對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交易所日常管理、IPO超額募資、券商自律管理、市場稽查辦法、準入機制等多重標準。

　　這些規定共計12項，且全部在兩個月內出臺，因而被財經媒體戲稱為：

　　十二道金牌。

　　很顯然，在牛市里出臺這些從嚴從重的規則并不得人心，甚至有股民抱怨：

岳飛就是被十二道金牌召回去的…

　　然鵝，“十二道金牌”雖然引發了短暫的股市回調，但打牢的監管補丁是股市長牛的制度保證。A股由此開啟了一波長達5年的超級大牛市，周道炯被業內認為是“任期內賺錢效應最好的證監會主席”。

　　更重要的是，十多年過去了，“髪如韭，割復生”的A股股民恍然明白，即使是在熊市的關鍵時刻，還是周道炯主張的事前監管規則管用，能避免更多悲劇的發生。

　　1997年6月，即將迎來65歲生日的周道炯卸任證監會主席一職，出任全國人大財經委委員。在接受記者采訪時，這位救火隊長含蓄地表示：

我離任的時候，跟接任者說“我在火山口上坐了兩年多，終于安全著陸了，現在該你起飛了”。這是句玩笑話，不過我期望以后沒人再說“火山口”的話。中國證券市場一定能夠成為一個成熟的市場，絕不再是“火山”了，這是我的愿望。

　　?揮手自茲去

　　自1992年證監會成立以來，總共出現過9位證監會主席。其中，郭樹清和周道炯分別擔任了18個月、26個月證監會主席，是任期最短的。

　　但有趣的是，他們的口碑都極佳。

　　關于郭樹清的故事，我在《》一文中有專門敘述，這里不再贅述。

　　而周道炯的口碑，從一則小事就可以窺見一斑。

　　退休后，周同志有一次去醫院，大夫看著他的化驗單說：“你怎么叫周道炯啊，和以前的證監會主席一個名字？”當確認周道炯就是本人后，大夫高興地稱贊了他制訂的各項制度，認為大家能從股市賺錢，和這些規則很有關系。

　　當然，和科班出身的郭樹清不同，周道炯教育經歷缺善可陳，還經歷了“財政——銀行——證券”三大賽道的轉換，在專業技能上明顯不足。

　　但他對此保持清醒的認識與高度的辯證看法：

管理大的團隊，事必躬親未必能達到最好的效果。建行任職十年，以及在證監會任職期間我都堅持這個理念。我具體事情不管，業務就依靠他們。

　　他把團結同志、做好工作的經驗概括為如下四條：

　　敢講真話，出于公心，臉皮要厚，肚量要大。

　　周同志認為：

　　1，敢講真話，才能直面當前工作的不足和重點；

　　2，出于公心，就不會拘泥于原有經驗，才有勇氣闖蕩未知的“藍海區”；

　　3，臉皮厚了，才會虛心向后輩和下級學習，掌握最新專業知識；

　　4，肚量大了，就不在意技術性人才的頂撞，才會營造出銳意進取、團結和諧的內部環境。

　　做到了以上要點，非專業人士也能領導好專業人士。

　　值得注意的是，作為一個外來者，直面風險最大的資本市場，這對周道炯是一個極大的挑戰。對此他總結道：

我這個人心直口快，但是我站得穩、坐得正，不營私、不舞弊，給我坐這個位置，我要對市場負責，對股民負責，對國家負責。

　　正因為保持著清醒的認識，周同志可以在工作中堅持原則，抵制住上頭的壓力。

　　例如當時A股上市還是審批制，中央為了平衡發達地區與欠發達地區的利益，按照總體規模給各省市定好上市公司指標。結果各省為了多出兩家上市公司，選出來的都是小公司。

　　周道炯認為這樣不行，上市公司應當是最優秀、發展潛力最大的公司，一味地選小公司，對股民、對市場不公平。于是一番匯報之下，中央將上市指標改為：

按公司家數。

　　這樣一來，缺乏大公司的中西部省份開始重點培育大企業，東部省份熱衷于優中選優，這是上世紀末A股回報率較為穩定的重要原因。

　　而周同志堅持的底氣源自于自身的正氣。

　　例如當時上市公司是稀缺資源，經常有人來請托找關系。有一次，擔任某省省委書記的黨校同學找上了周道炯，就想多要一個上市指標。周道炯直接把他帶到證監會的大廳，讓他看壓在玻璃板上的上市公司分布與上市進度，這種“以公心待之”的坦蕩姿態，讓他贏得了對方的尊重。

　　更重要的是，周道炯并不是一個短視的監管者。他并不追求“股指向上”的政績，以此討好有關部門及社會輿論。

　　在任職期間，他曾被人諷刺，謾罵，甚至還接到過匿名電話，有人宣稱從昆明準備了炸藥，揚言要炸掉證監會。

　　還有一次，一位四川的小學生給周道炯寫信，說父母因炒股而陷入絕境，希望周爺爺下個命令，把某某股票拉起來，救救我家。

　　周道炯把這兩個事情都轉述給證監會的同事，認為現階段股民的風險意識依然淡薄，這一方面要加強投資者教育，另一方面更凸顯出監管人員的肩頭重擔：

　　監管沒有小事，一舉一動關系到千萬個家庭。

　　這也許是他沉下心來做踏實事、贏得多方認可的原因。

　　退休時，周道炯最遺憾的一件事，是由于種種原因，他精心制定的《中國證券市場“九五時期到2010年發展規劃”》未能通過與實施。

　　在《規劃》中，他重點論及了如下內容：

1，建立統一市場法規體系，爭取盡早出臺《證券法》； 2，建立統一的市場管理體系和市場運行體系； 3，推動國有股與法人股逐步上市； 4，完善合理的投資結構，培育發展投資基金； 5，健全證券市場融資機制； 6，逐步降低市場稅費水平，完善稅費制度。

　　二十多年過去了，周同志精準的預言敏銳的監管直覺，依然讓人“心神往之”。問題在于，他追求的監管目標里，有多少已被監管層實現，有多少仍被監管層以“摸石頭過河”為由搪塞呢？

　　2024年1月11日，金融監管老兵周同志站完了人生最后一班崗。

　　鐘聲響起歸家的信號，在他生命里，仿佛帶點唏噓。

　　不由得想起了元代詩人郝經的詩句：

　　垂頭自惜千金骨，伏櫪仍存萬里心；

　　短歌聲斷銀壺缺，常記當年烈士吟。

　　周道炯先生，一路走好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