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文化的繁榮需要堅實的物質基礎，魏晉南北朝時期是中國歷史上國家分裂的特殊階段，自非盛世可言。然而，正是統一王朝的瓦解在一定程度上摧毀了原有的文化枷鎖，而動蕩的政局和頻繁的戰亂，又促使人們更多的關注個體的存在與命運。

社會民眾特別是知識階層開始在逃避現實之中尋求自身的解脫，或在走向自然的過程中展示出更多的人本主義光芒。除此之外，魏晉南北朝作為中國歷史發展中上承秦漢、下啟隋唐的過渡時期，它的經濟發展特點也十分顯著。

一、多元文化背景的形成

以經學為核心的儒學是傳統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部分。兩漢曾是經學的鼎盛時期，西漢以講求章句、訓詁和東漢熱衷于迷信讖緯的經學，至魏晉時期已經呈現衰落局面，但時人對于儒家經典的研習卻并未因此中斷。東漢末年的鄭玄少受家學，博學卓識，兼長今古文經學，曾遍注群經，被譽為漢儒中之集大成者。

魏晉之際另一大儒王肅，得到司馬氏政權的支持，亦遍注群經以闡己說，與鄭玄分庭抗禮。后世傳習的《十三經注疏》中，《左傳》杜預注、《穀梁傳》范寧集解和《爾雅》郭璞注，皆出于晉人之手。永嘉之亂以降，南北方政權并立，學術亦呈現分野之態勢。北方經學獨尊鄭玄，南方則流行王肅之說，南北方的學風不一，取向各異，各有所長。

魏晉南北朝時期經學出現的新特點，無疑當首推玄學的風行。兩漢經學的僵化和集權政治的削弱，使得原有的經學模式然已經不能適應時代的發展，從而為玄學的出現提供了條件。玄學由談玄而來，所謂談玄，就是探討《周易》、《老子》和《莊子》三部典籍中的思想及其注疏中的相關義理主要是一些關于人性與自然規律性的抽象話題。

談玄的形式稱為“清談”，一般由多位士子群聚一處，拋棄前儒的經典注解和師說，出于己意對義理進行發揮和爭論。玄學擁有自身獨特的內容和系統的理論，其人物何晏、王弼強調“貴無”，主張“天地萬物皆以無為本”；而向秀、郭象等則代表“崇有”之學，強調“生而可尋，所謂理也。理之所體，所謂有也。”

玄學與經學之間也存在著對立，主要的沖突就在于名教與自然之間的關系。但談玄者無論如何“越名教而任自然”，但其目的仍是為了建立一個更為有效的社會道德規范。作為對于正統經學反動的玄學，最終還是難以走向避免與經學合流的結局。

魏晉南北朝是中國歷史上文學燦爛的時期，其間涌現出一大批各具特色的文學家。文學的興盛，一方面得益于思想的開放和活躍，特別是玄學的風行；另一方面，由于作者目睹政局的動蕩和世間的苦難，追求人性、反歸自然的情懷逐漸高漲。崇尚自然，便需追求超自然的美感，以徐陵、庾信為代表的唯美主義文風一度極為風行。

本時期的詩歌作品中，還有一種強調奔放愛情表達的特色，婦女的文學創作無論從數量還是質量上都要超過前代，樂府詩歌中就保留了相當部分的女性作品。值得一提的是，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詩歌不僅在內容上有所創新，在體裁上也對后世影響深遠，這里首推五言詩的發展與臻于成熟。

南齊永明年間出現了特色鮮明的“永明文學”，這些詩文借助音韻學的進步，將意境和韻律相結合，實現形式與內容的統一。除此以外，文人集會活動也在這一時期產生，以文會友的風氣日漸盛行，出現了所謂“二十四友”、“蘭亭詩會”和“竟陵八友”等絕唱千古的佳話。

魏晉南北朝時期，史學和地理學獲得了大發展。由于相對寬松的思想環境，本時期史學的最大特色便是呈現百花齊放的面貌。首先，史學著作和良史大量涌現，如陳壽、沈約、裴松之等人，皆有名作傳世。再者，史學著作體裁紛紜各異，官修和私家修史并行，私家史著的質量和數量均格外突出。

其次，眾多國家、民族的興衰為史家增添了豐富的史學素材，思想的活躍也使得修史的觀點不拘一格，時代風貌鮮明。本時期的地理學著作不僅數量甚夥，而且在制圖的方法論上也有極大發展，其中當首推西晉裴秀首倡的“制圖六體”。

由于官方的推崇和時人對動亂現實的不滿，南北朝時期的佛教、道家呈現勃興之勢態。本時期的教徒在佛教在傳播過程中，為實現“大化流播”的目的，遂將佛教和儒學結合起來，對佛教某些經典理論進行修改，以符合不同階層的需要。

南朝梁武帝篤信佛教，大力扶植佛教的發展，所以佛學和佛寺在南方非常盛行。過于崇佛的結果，便是導致以范縝“神滅論”為代表的樸素唯物主義思想的產生。北朝的佛教與南朝在教義和修行方法上均很不相同，也出現了正統與異端教徒的斗爭。

東晉葛洪對道教進行改革，援儒入道，將傳統的五斗米教改革成為可以在士族階層流傳的宗教，從而適應了社會發展的需要。陸修靜、陶弘景等人在道教文獻的整理上則做出了突出的貢獻。在多民族融合的歷史背景下，諸如祆教、摩尼教等異域宗教也開始傳入中國。

宗教在其傳播過程中往往帶有各種藝術形式，故而本時期宗教的盛行對于藝術的發展影響也極為深遠。除詩文外，書法、繪畫、雕塑、音樂等領域均體現出濃郁的宗教特別是佛教的色彩。

本時期書法的各種書體齊全，抄本佛經、石窟題記以及墓志都反映了書法發展的高峰。宗教對于繪畫造型藝術的影響，無論在數量上還是技術上都是空前的。這一時期的藝術寶庫中，最值得一提的要數佛教造像，北方的大型石窟大多是在這一時期開鑿的，佛教與佛寺的流行，又勢必要推動建筑藝術的進步。

由于南北政權的相對隔絕和民族構成的區別，南北方民眾在風俗習慣、生活方式等方面也存在著明顯的差異。北方政權上層多為少數民族出身，喜以游牧為業，加之戰亂頻多，所以北方一度呈現退耕還牧的情況，南方則因大量人口南遷開發而發展精作農業，地產豐盈，加之南渡上層多衣冠士族，追求浮華，故而南北方風俗有所異。

北方地區的飲食、服飾、藝術等多受少數民族影響而“胡化”，不唯如此，連荊州地區的民眾也“俗兼夷夏”。同時，異族統治者也積極學習漢民族的先進文化，典型如北魏孝文帝推行的“漢化”改革，亦加速了民族融合的進程。民族大融合所帶來的制度、思想、藝術、風俗與生活方式的交流，有力地推動了魏晉南北朝時期多元文化格局的形成。

二、經濟特點及其影響

魏晉南北朝的經濟發展特點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其一，南方農業的快速發展和北方農業的相對發展，南北經濟漸趨平衡。大體來講，南方農業的發展主要得益于以下幾個原因：北方戰亂和動蕩的社會環境迫使大量人口南遷，帶去了先進的農業技術、并提供了大量的勞動力；

南方地區的氣候、水資源、土壤等自然條件在先天上要優于北方，為農業的較快發展提供了得天獨厚的基礎；相對和平、穩定的社會環境以及政治統治者為富國強兵重視發展農業、勸課農桑等也對農業的發展起到了促進作用。

就北方經濟而言，在以往的研究中往往只強調北方經濟遭受破壞的一面，容易忽略其相對發展的一面。以《齊民要術》為例，《齊民要術》作為集農學之大成的農學著作，系統反映了六世紀以前黃河中下游地區的農牧業發展狀況及其技術細節，包括糧食、蔬果、畜類、魚類的存儲加工技術以及品種繁多的酒漿釀造技術，在一定程度上成為北方農業經濟發展的縮影。

以黃河流域為核心的傳統北方農業區雖然在戰爭的沖擊之下遭到了巨大的破壞，甚至一度停滯，但是總體來看仍有相對發展。而南方農業的快速發展則使得南北經濟逐漸趨于平衡，改變了秦漢時期南北差異巨大的狀況，從而為隋唐時期對南方的進一步開發及江南重要經濟區的形成奠定了基礎。

其二，經濟交流隨著民族遷徙、政權交替而顯著加強，民族交流和南北經濟的交流促進了技術、物種的傳播、革新和發展。魏晉南北朝時期五胡內遷，雖然伴隨著連綿不絕的戰事，但是民族交流也得以空前加強。主要表現在少數民族受漢民族的影響逐漸接受農耕文化，以及漢民族對少數民族地區若干自然物種和文化傳統的接納。

其三，戰亂和社會動蕩造成農民土地流失嚴重、豪族寺院土地兼并和農民人身依附程度的加強。莊園經濟和寺院經濟發達，客觀上為世家大族的形成、鞏固和發展提供了基礎。該時期，地主大土地所有制顯著發展，世家大族的莊園之下依附大量農民從事農業生產經營，甚至成為魏晉南北朝時期主要的農業生產經營方式之一。

三、總結

由上可知，在民族大融合的歷史背景下，各族人民于文化領域中交流頻繁、兼收并蓄，思想解放潮流風起云涌，人文精神的火花隨之綻放，從而創造出多元而璀壞的時代文化。

除此之外，魏晉南北朝時期雖然社會動蕩、戰亂頻仍，給社會經濟造成了極大的破壞，但是總體來看經濟水平仍有一定程度的發展，并具有鮮明的時代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