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在陜西省寶雞市寶雞縣賈村鎮，出土了一件紋飾精美的青銅器。經考古人員確認，這件青銅器鑄造于西周早期時，是一個名叫何的西周宗室貴族所作的祭器，因此它被命名為“何尊”。尊內底部，鑄有12行銘文，其中“宅茲中國”這句話，成為“中國”一詞的最早文字記載。

著名歷史學家楊念群先生在其新作《問道》一書中，對“中國”的地理概念和文化概念，都做出了深刻的解答。作為一部思想史方面的大眾讀物，《問道》這本書不再局限于關注具體的人物和事件，而是從中國思想史上的六個重要主題切入，為讀者解答與之相關的重點問題。

諸如，儒家思想與法家思想之間的互補性，以及道家“無為至上”的處世態度到底是積極還是消極。楊念群從全新視角出發，對中國思想文化進行詮釋與解讀，在兼顧通俗性與專業性的同時，還特別注重趣味性。

楊念群將文化探索的觸角向中華文明歷史的縱深處伸展，但他的最終落腳點，卻是我們的現實人生。我們只有理清過往的歷史發展進程，才能看清楚未來的文化發展走向。《問道》討論的話題極為廣泛，但是在討論某些話題時，也不乏一定的深度。

比如，皇帝立正統的規矩，在宋代以后發生了改變。以往，文人們以“五德終始說”來解釋歷史變遷、王朝興衰。到了宋代，歐陽修發現“五德終始說”存在一些不合理的地方。他認為，統治者要獲得“正統”，就需要具備“居天下之正”和“合天下于一”這樣兩條標準。并且宋代文人更加注重倫理道德的重要性。

在分析這一話題時，楊念群指出這其實是一種“文化心理補償機制”。為何楊念群先生會提出這樣一個說法呢？這其實恰恰是他從兩宋時期的歷史語境出發，提出的一種解讀方式。

兩宋時期在軍事方面連續受挫，這使得士大夫階層始終有一種失落心態。而心理補償機制，則是人們在面對挫折和困境時，采取心理上的安慰方式，以彌補失落心態。這種“文化心理補償機制”，是兩宋時期面對連續挫折時才會出現的一種“國民心態”。

由此可見，楊念群先生解讀中國傳統文化，卻并沒有局限于中國思想史的范疇，而是從多學科、多領域的角度出發，對中國思想文化的發展進行全新闡釋。于是，我們在這本書中就能夠看到不同學科視角下的，中國思想發展進程。

此外，楊念群先生在書中拋出了很多十分新穎的觀點，極其具有挑戰性。比如，在談到“公”“私”界限劃分的問題時，本書作者楊念群認為，在晚清時期，通過剝奪皇帝個人私有權力，并不足以給個體民眾帶來真正的個人權利。而在人們的通常認識中認為，只要剝奪了皇帝的個人權力，就意味著個體民眾擁有了自由和權利。很顯然，楊念群并不認同這種觀點。

對于“個人”“私有”等維護個人權益的現代價值觀，楊念群有著自己的獨特理解。他在剖析中國傳統思想文化的同時，也沒有忘記將現代價值理念與傳統價值理念進行對比。在這種傳統與現代的對比中，我們對中國傳統思想文化會產生更加深刻的印象。

作為一本通識讀物，《問道》幫助讀者實現了對于中國傳統文化的認知升級。這一點鮮明地體現在，現代人對于傳統思想的誤解，楊念群在書中進行了一定的厘清。

就像《論語》中的那句“唯女子與小人難養也”，就經常飽受現代人的“詬病”，認為這句話歧視女性。楊念群指出，我們理解傳統經典中的某一句話、某段文字，應當將其放置在當時的社會背景和文化語境之下。

再比如，人們以為法家儒家這兩派的學說思想毫無關系，實際上二者聯系非常緊密。法家代表人物韓非的恩師，正是儒家學者荀子。并且，韓非的某些觀點與荀子存在近似之處。

那么，為什么人們會存在這樣的誤解呢？這是因為我們在面對中國歷史與傳統文化時，只是把它們看做了獨立事件，而并沒有根據文化語境將它們聯系起來。

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我們對于中國傳統文化思想的認知并不完整。

楊念群先生的這本《問道》，便是以六大主題為經，以思想史上的重要概念為緯，將傳統文化思想的發展脈絡清晰地呈現出來，同時還將文化發展過程中的人物和現象聯系起來。引導讀者以整體的視角去看待中國傳統文化思想，這正是《問道》一書的最大亮點所在。